“建中之乱”始末与德宗朝初年若干藩镇问题

唐德宗即位第二年即建中二年(781)发动了针对魏博、成德、淄青和山南东道四镇的讨伐战争。这场旨在扫平割据藩镇的军事行动,前后绵延七年之久,涉及唐朝东北、西北、中原及西南的诸多藩镇,导致了两次叛乱性质的兵变和皇帝的两次出奔,史称"建中之乱",亦称"四镇之乱"。"建中之乱"历来被描述成为一场一无所获的冒进军事行动,其实不然。本文将叙述这场武装冲突的始末,探讨其如何促使唐中央政府和原先割据的河朔三镇重新进行力量对比,并且附带性地促使皇家嫡系部队神策军的崛起及解决唐王朝的痼疾朔方军问题,重新形成安史之乱之后四方藩镇相互制衡、藩镇林立而中央政府屹立不倒的新格局。     

唐后期河北道区域性经济的发展

唐代安史之乱后,首先在叛乱发源地——河北道形成了藩镇割据的局面。在大部分时间里,河北道主要被魏博、成德、卢龙、横海四个藩镇所割据。这些藩镇虽然在名义上归顺朝廷,但实际上是割据不臣的。他们有自己的军队,可以自署文武将吏,有自己的土地,不纳赋税,成为名副其实的国中之国。在这些藩镇中,又以被称为“河朔三镇”的魏博、成德、     

唐代淄青镇的特点

平卢淄青镇是唐代的一个重要藩镇,它的建立、灭亡及内部环境都呈现出一定特色:它是由原平卢军南下青齐地区而建,内部稳定,而迅速败亡的原因主要是人民反对割据。     

论中唐藩镇的本质和作用

藩镇,是唐代特殊的历史现象,在唐后期历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谈到它,人们很容易想到安史之乱以后藩镇割据的局面。但是,藩镇和藩镇割据并不是同意语。自安史之乱到黄巢起义,唐廷先后设置了大小藩镇八十九个,参与过割据叛乱的有十一个,约占这时期藩镇总数的12%强,但多被消灭。真正长期以半独立状态而存的只有河朔三镇,占总数的3.3%, 大多数藩镇并未参与割据。更重要的是,安史之乱打破了唐王朝的政治格局,导致各种矛盾的综合爆发,但唐王朝仍然存在了一百五十余年,其间,中央政权有急骤的衰弱,也有逐渐的复兴,如果以割据叛乱概括藩镇是无法说明上述事实的。我们认为:藩镇是唐朝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做为中央的地方行政机     

唐淮西节度使略论

唐淮西节度使略论樊文礼淮西（又称彰义）节度使是唐代著名的藩镇，它从肃宗至德元年（７５６年）建立，到宪宗元和十三年（８１８年）澈销，存在了六十二年的时间。在淮西镇的历史上，曾先后出现过李忠臣的“忠诚”和李希烈的“称帝”，以后又形成了吴氏的割据统治，直至...     

试论■德宗施政方略

<正> 唐德宗李适(742——805),代宗长子,公元779年,继位皇帝,805年病死,在位26年,是安史之乱以后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位皇帝.他继位面临的仍然是藩镇割据问题.当时,成德节度使李宝臣、幽州户龙节度使李怀仙、魏博节度使田承嗣、淄青节度使李正已、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等互相勾结,割据一方,父死子继,“皆厚自奉养,王赋所入无几.吏职之名,随人署置,俸位厚薄,由其增损”.唐德宗为了改变这种状况,裁抑藩镇,加强中央集权,从而使唐王朝能够在藩镇割据的形势下,继续保持其中央集权达一百多年之久.然而,长期以来史学界大都认为德宗“姑息”藩镇,是一个昏君.本文试图根据当时的历史条     

东亚贸易体系形成与封贡体制衰落——以唐后期登州港为中心

"朝贡体系"论是当今海外学术界诠释古代中国对于东亚贸易体系所起关键作用的一种理论。东亚贸易体系最初形成,滥觞于安史之乱后淄青镇节度使的经济利益驱动,由于他握有唐朝对新罗和渤海国交往的涉外权利,以登州港为中心,地跨唐朝与新罗、渤海两国间的走私贸易开始出现;在淄青镇李氏割据势力被平定后,张保皋所主导的登州与新罗、日本间的海运贸易也渐成规模;五代十国以及宋元以后,随着以市舶司制度为核心的"互市体制"的确立,东亚海运贸易网络也不断发展。从历史的长时段观察,"朝贡体系"论既不能作为东亚贸易体系之表征,也不能说明前近代东亚贸易体系的形成机制。     

凤翔之战与唐末政治嬗变

黄巢起义失败后,唐朝完全失去对地方藩镇的控制。各地藩镇互相吞噬,朝内南衙北司之争亦愈演愈烈。宰相崔胤结交宣武节度使朱温,宦官则以凤翔节度使李茂贞为外援。天复元年六月,崔胤谋诛宦官计划泄露,促令朱温进兵关中,宦官遂挟持唐昭宗迁往凤翔。当年十月,朱温率兵西进,凤翔之战爆发。这场战争持续到天复三年正月,最后以凤翔兵败求和而结束。凤翔之战不仅使宦官遭到毁灭性打击,而且改变了北方藩镇格局,凤翔、河东等镇被削弱,宣武朱温控制朝廷,唐朝由此走向灭亡。     

方镇为国：后梁建国史研究

五代十国诸政权多由藩镇建国的过程，是为“方镇为国”，其中朱温建梁的过程最具代表性。后梁建立前，朱温所统藩镇分为直辖镇、属镇、附镇三种。直辖镇即朱温为节度使的藩镇，属镇即朱温部将、子弟为节度使的藩镇，附镇为依附势力，其节帅并非朱温选任。朱温直辖四镇，以元帅府统率四镇军事力量，由裴迪统一管理四镇军事以外的大多数事务，将四镇力量凝聚起来，既便于强化对内控制，也有利于对外扩张。同时四镇内部集权体制的建立，为代唐建国提供了条件。因此，朱温直辖四镇是从方镇向新朝的过渡阶段。     

朱梁何以能代唐

自秦汉以降,中国成为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国家。尽管曾经历了魏晋南北朝的大分裂时期(西晋的短期统一除外),但统一始终是主流,是常态,而分裂则是支流,是变态。唐中叶以后,“其始为朝廷患者,只河朔三镇,其后淄青、淮蔡,无不据地倔强。甚至同、华逼近京邑,而周智光以之反;泽、潞亦连畿甸,而卢从史、刘稹等以之叛。迨至末年,天下尽分裂于方镇。朱全忠遂以梁兵移唐祚矣。”(赵翼:《廿二史劄     

试论唐代河朔三镇割据的阶段性特点

本文将唐代河朔三镇的割据史划分为四个阶段,并就每个阶段的特点进行了论述。     

“书剑双美”:唐河朔藩镇的军事技能培养与文化教育——基于社会流动的视角

中晚唐河朔藩镇在社会流动方面呈现出重才干而轻家世的趋势.河朔军事精英的才干是在河朔藩镇的政治、军事与文化环境中逐渐培养起来的.河朔藩镇的军事参与率高,军事训练受到重视,武艺精湛者往往从中脱颖而出.但武艺只是军事精英及其子弟维持其地位的一个方面,在内外压力之下,他们研习军事著作,接受文化教育,从而拓宽了社会流动的渠道.     

试论唐代河朔三镇割据的阶段性特点

本文将唐代河朔三镇的割据史划分为四个阶段 ,并对每个阶段的特点进行了较细致的考察和论述。     

唐代藩镇研究模式的总结和再思考——以河朔藩镇为中心

唐代藩镇是古今中外学界争议颇多的问题之一。从宏观层面来看,唐代藩镇的几种研究模式有:藩镇跋扈说、藩镇与中央的关系(类型)论、藩镇的社会基础论、河朔藩镇的胡化说。这些理论模式无疑推进了唐代藩镇的研究,让我们看到唐代藩镇的不同面相。应该把传统学术和现当代学术联系起来,客观全面地评价相关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总结出唐代藩镇的研究模式,展示唐代藩镇在不同语境下所呈现出的不同面孔。进入新世纪以后,唐代藩镇研究呈现出了衰落的迹象。要使唐代藩镇研究重新充满活力,就必须转换研究的视角。从社会流动的视角观察唐代藩镇,会使藩镇的形象更加全面、立体。河朔地区在中古时期政治军事形势格局的重大变化中具有重要地位。唐代河朔藩镇的个案研究学术积累深厚;藩镇内部的官僚体系进行等第的划分也有了可能;大量的墓志资料陆续得到整理并集结出版,提供了资料准备。因此,从社会流动的理论视角出发来研究唐代的河朔藩镇,已经初具条件。     

唐代建中时期的“泾原兵变”性质考辨

几本有影响的中国古代史教材和专著,把唐德宗建中时期在长安附近由泾原士兵发动的一次军士事变,称为“泾原兵变”、“泾原镇兵哗变”或“(讠华)变”。更早一些的教材,有的还把它当作藩镇斗争的表现。这次事变,不属于藩镇斗争之列,是不言自明的,因为泾原之师并非“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而又不服从唐朝政府调遣的、独霸一方的势力,所以说不上是什么藩镇斗争。作为一次兵变看待,亦非事件的实质。本文拟就此问题略抒管见,请同仁赐教。 安史乱后,唐王朝力量逐渐衰落,那些“大者连州十余,小者犹兼三、四”的方镇,纷纷割据。先是成德、魏博、卢龙的“河朔三镇”专横跋扈,不用唐王朝法令,“官爵、甲兵、租赋、刑杀皆自专之”,继而其他地方的藩镇,也起而效尤,他们根据各自的利害得失,或者联合反抗唐王室,或者彼此拚-斗不休。在藩镇割据、兵连祸结的情况下,人民的苦难加深了,阶级矛盾更加尖锐起来,德宗时期泾原军士发动的事变,就是在这一形势下发生的。     

从两次兴兵成德看元和政治规范的形成

继敉平西川、浙西之后的两次兴兵成德,是建构元和政治规范的重要一环。它不仅让宪宗重塑了皇权威信,同时也使得廷臣对河北藩镇的认知与想象逐渐从贞元时代的阴影中走出来,一种以中央为本位的文化自信得以重构与复归。及至唐廷诛杀吴元济,以维护皇权权威为核心、否定河朔故事为旨归的新的政治规范就已经制作完成。藩镇与中央之间的权力边线被再次界定,地方与中央的政治博弈则必须以此为参考系。此后,不仅长庆年间的收伏河朔可视为元和平藩的余烈,甚至敬宗以降唐廷"放弃河北、控制其余"的藩镇政策,都可以在元和政治规范的延长线上加以理解。     

藩镇节度使——唐军事变革的产物

中外学者从政治、经济、阶级、兵役制度等多个角度对唐藩镇节度使产生的原因进行了深入探讨,而从唐军事战备变革的角度来看,藩镇节度使则是军事进攻战略向军事防御战略变革的产物。藩镇节度使掌握地方兵权,是出于对游牧民族骑兵飘忽不定地袭扰进行战略防御的需要;藩镇节度使掌握地方财政大权,是减轻中央财政压力,解决边防驻军后勤供应的需要;藩镇节度使拥有地方行政权,是更有效地执行军事防御战略任务的需要。     

从新刊唐代《李仲昌墓志铭》看安史之乱后士人“北走河朔”

陈寅恪在分析安史之乱以后的唐代政治社会史时,提出过一个士人"北走河朔"的问题。《李仲昌墓志铭》与《郑氏合祔墓志铭》进一步丰富了我们对安史乱后士人北走河朔的认识。从家世和出身两方面看,北走河朔的士人的范围十分广泛。中晚唐河朔藩镇的内外斗争,使得他们北走河朔之后往往面临着更多的机遇和挑战。尽管只是一个个案,李仲昌的仕历、婚姻以及死因之谜展现的正是唐中期以来处于变动中的河朔地方社会的一个侧面。     

唐代河朔幕府纳士与士人入幕心理

古代士人实现自身价值的唯一途径是进入仕途 ,科举考试是唐代士人入仕的途径。但是 ,科考特别是进士科考虽能擢第 ,得官却十分艰难 ,于是由先入幕而后登朝便成了唐代士人求得显达的另一途径。河朔本唐代环境恶劣地区 ,却仍有士人入幕。本文通过对河朔藩镇的纳士状况、河朔藩镇人员构成成分的考察 ,揭示失意士人入幕河朔的无奈的心理状态。     

昙花再现:唐代溵州置废的政治地理

溵州之名,仅见于唐代。在爬梳地志材料的基础上结合对历史进程的考察与政治地理的分析,可以发现其前后两次置立与罢废均出现在朝廷用兵淮西的特定时空背景之中。德宗朝为防淮西与河朔三镇连结而出兵征讨,李希烈先以郾城县建置溵州,又省沔州入黄州,从而北占汴州,一度僭越称帝。李希烈败亡后,溵州旋即被废,淮西仅余蔡、申、光三州。宪宗朝再讨淮西,于最前线置行郾城县与行吴房县(遂平县)以归降人户。后裴度亲临郾城督战并最终平定吴元济,即以郾城县置溵州。为绝后患,朝廷最终彻底废除淮西节镇,而溵州也再度被废,可见其置废的战时特殊性与常规性地方行政建制调整有所不同。德、宪二朝先后用兵淮西,分割其"支郡",弱化其实力,对于震慑河朔三镇、重建中央权威,均大有助益,安史乱后朝廷对地方控制力大为削弱的局面亦有所改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