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权力的异化与利益失衡

公权力的实质主体与代理主体分离、公权力的可交换性、低效的权力制衡机制以及社会结构转型的不彻底导致了公权力的异化 ,公权力的异化使得公权力的职能从满足国家、社会需要的一种力量蜕变为满足掌权者个人利益和小集团利益的一种手段。个人私利与小集团利益的膨胀必然损害社会利益或社会成员的合法利益 ,由此导致了利益关系的失衡。因此必须从以下四个方面遏制公权力的异化 :重新定位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 ;建立与完善分权与制衡的制度 ;建立以权利制约权力的机制 ;以法律制度来控制权力     

中国社会转型期中政治权力"合法性"问题

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中,转型造成经济利益分化,社会结构变化,对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和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提出挑战.我们应该重新认识国家的社会职能,以邓小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江泽民"三个代表"理论为指导,拓展理论与实践的空间和领域,重建主流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政治权力的"合法性".     

国家治理视域下政治稳定风险防控研究

政治稳定风险是影响国家治理绩效的重要因素,对其进行有效防控已成为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一环。当代中国,政治稳定风险一定程度上源于快速转型过程中利益的分化以及权力、市场、社会三者之间关系失衡。治理实践证明,培育科学的风险意识,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优化相关体制设计,完善政治协商机制、资源动员机制、利益协调机制和法治规范机制,凝聚政治共识并实施协同治理,是新常态下应对政治稳定风险进而实现国家平稳转型、有序发展与有效治理的重要举措。     

积累的社会结构下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形成机制

在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的理论框架中,国家、制度和阶级是劳动力市场分割形成、发展与演变的三个决定力量。而中国劳动力市场形成的历史特殊性,使其表现为发展战略选择、制度约束与阶层分化。其中,国家通过选择发展战略,决定劳动力市场依存的制度体系;制度体系通过其约束力在劳动力市场形成分割;分割对劳动者不断地分化重组,形成代表不同利益群体的社会阶层;阶层分化又通过制度变迁对分割施加反作用。     

转型社会下第三部门功能研究

目前我国进入社会转型加速期,转型社会下社会分层、社会流动加剧,社会结构也发生相应的变迁。各种社会利益分化组合,各种利益群体逐渐显性化,社会利益出现多元化需求,社会利益的冲突和矛盾空前尖锐和激烈。社会呼唤新的制度、组织来迎合社会结构的变迁和利益协调的需求,第三部门兴起契合了社会利益协调的需要。本文将以利益协调机制为视角,来论证第三部门在转型社会中的社会利益协调功能,并在此基础上建构了保障第三部门利益协调功能实现的路径选择。     

中央与地方金融权力关系的变迁

中央与地方金融权力关系是金融制度建设中无法回避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从我国中央与地方金融权力关系的演变来看,地方政府金融权力呈现出的扩张态势、金融权力关系变迁中的政策主导性以及金融权力结构关系的失衡是其主要特征。这与金融发展的地方化趋势、中央与地方利益博弈、法律调整的"空缺"有紧密关联。优化中央与地方金融权力结构,应统筹协调中央与地方金融权力关系,实现中央统一监管下的差异化授权;平衡兼顾地方政府多重角色利益诉求,形成权责明确、权责相称的地方金融管理体制;健全完善立法,填补中央与地方金融权力关系的法律"空缺"。     

“内卷化”与“去内卷化”:民族旅游村寨治理的结构、困境与路径

以"权力"为分析单位和分析视角来观察,民族旅游开发作为村寨治理的重要内容和权力结构的重要变量,带来了诸多力量"积极"参与村寨治理,然而并没有明显改善村寨治理,而是出现了权力"内卷化",主要表现在资本参与下的权力异化、权力依附与裹挟下的权力弱化、利益分化下的权力离散等方面。民族旅游开发的村寨治理要实现权力"去内卷化",既要理顺各权力主体诉求的利益目标,也要充分发挥他们各自的资本优势,在国家力量的支持下,不断加强村民主体性参与力度,引导各种社会力量形成充分合作。应当重塑国家"在场"的村寨公共性目标,强化基于赋能与赋权话语的制度供给,形成"一核多元分层"的权力配置模式,重视运用地方性知识优化基于认同和信任的村寨权力结构。     

转型期俄罗斯社会保障制度的变迁及其实质

1991年苏联解体和俄罗斯发生转型以来,俄罗斯的社会保障制度主要是以社会责任取代了过去的国家责任。从目前其运行的情况看,其适合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保障体系已经建立,社会各方的法律责任、义务和权利都已经明确,内部运行机制已经形成。特别是其社会成员对社会保障的依存度较高,同时各种监督体系开始发挥作用。虽然问题依然很多,但看最终的结果,俄罗斯是采用了适合自己国情及追求社会发展利益最大化的社会保障制度。     

多元利益集团与政治均衡

改革之门的开启,将我国带入了一个利益不断趋向多元的时代,多元利益集团开始形成。但是,由于各利益集团发展的非均衡性,我国利益集团已经分化成为强势利益集团和弱势利益集团。强势利益集团依靠其拥有的权力、资本和知识优势,开始影响改革的方向和进程,使改革呈现出独特的路径依赖,并阻碍了政治均衡的实现。为了实现政治均衡,就应建立和完善利益均衡机制,包括利益协调机制、利益表达机制和利益博弈机制;要创新制度安排、建立均衡的政治结构,特别是要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要保持政府持续的、独立于社会的发展意愿,继续发挥国家对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     

多元利益集团与政治均衡

改革之门的开启,将我国带入了一个利益不断趋向多元的时代,多元利益集团开始形成.但是,由于各利益集团发展的非均衡性,我国利益集团已经分化成为强势利益集团和弱势利益集团.强势利益集团依靠其拥有的权力、资本和知识优势,开始影响改革的方向和进程,使改革呈现出独特的路径依赖,并阻碍了政治均衡的实现.为了实现政治均衡,就应建立和完善利益均衡机制,包括利益协调机制、利益表达机制和利益博弈机制;要创新制度安排、建立均衡的政治结构,特别是要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要保持政府持续的、独立于社会的发展意愿,继续发挥国家对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     

论农奴制改革后俄国专制制度的演变

1861年农奴制改革以后,俄国专制制度迅速向资产阶级君主制演变。这种演变既表现为专制制度社会基础的变化,也表现为俄国政权机构的变化,某些政府部门(财政部)日益资产阶级化了。据此作者认为在1861～1904年间,俄国专制制度发生了部分质变。     

论社会转型与二元社会结构--中国特色的二元社会结构研究之一

二元社会结构是指城市为一元、农村为另一元的城乡分隔和差异状态;改革以前中国二元社会结构特征是城乡差异明显和城乡分隔刚性,而改革以来中国二元社会结构特征是城乡差异更加明显化和城乡分隔开始弹性化;走出二元社会结构既有利于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现代化,又有利于当前中国农业面貌的改变、工业效益的提高、社会公平的实现、社会心理的平衡和城乡环境的改善;走出二元社会结构应该树立城乡一体的新观念,创建促进城乡一体的新制度和新机制.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对外开放的战略思考

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和完善仍在探索之中 ,体制转轨所暴露的金融安全及所引发的就业问题 ,在世界产业水平分工中所处的不利地位及所引发的对外依存度偏高等状况 ,极大地影响着中国对外开放的走势。随着对外开放的深入发展 ,中国面临着更大的全球化挑战和风险 ,中国对外开放战略需要在已有的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和国家利益两项战略原则指导下进行新的路径选择     

提高国民教育水平，适应知识经济需要

知识经济时代需要高素质的人力资源。提高国民素质的根本途径在教育 ,高等教育是培养高素质劳动者最直接、最重要的途径 ,是知识经济的基础建设。我国高等教育 ,要改变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封闭的自我循环体系 ,转变为国家为高等教育投资主体 ,鼓励个人、社会办学。     

金融危机前后我国“民工荒”的比较分析与对策选择

金融危机后,基本上每年都会爆发“春节民工荒”,金融危机后“民工荒”,与金融危机前“民工荒”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两轮“民工荒”在缺工背景、缺工地域、缺工工种上发生较大变化。金融危机后“民工荒”呈现的新趋势,要求在应对策略上作出新的安排：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建立农民工工资增长的长效机制;逐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实现社会保障与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增加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含量。论文试图通过上述对策将“民工荒”这种自下而上的诉求表达方式转变为常规的、制度化的利益诉求机制与利益保障机制,保障农民工权益,实现经济结构升级与产业结构梯度转移。     

战后苏联对外政策与国家发展道路

二战结束后 ,苏联领导人在对国际形势和国家利益的判断上陷入了俄罗斯外交传统的误区 ,把保持和扩大苏联境外的权益作为基本目标。这一选择影响了苏联在战后数十年的发展道路 ,使整个国家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 ,以便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争夺和对抗。但苏联缺乏足够强大的经济基础 ,因此只能依靠强制的方式 ,把国家的全部资源优先用于发展军事力量以支撑其对外政策 ,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内部体制的僵化、社会发展的停滞、民族活力的减弱。综合国力不支最终还是使苏联在与美国的竞争中遭受挫折。     

当代中国社会利益冲突分析

从哲学的层面来分析当代中国利益冲突的表现、利益协调陷入困境的原因及其解决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的途径。中国已进入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利益格局等都发生了深刻变化,这种变化必然引起代际之间、个体利益与共同利益及既得利益者与争取利益者之间的利益矛盾与利益冲突,其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落后的社会生产力;新的利益协调机制尚未充分建立;不成熟、不完善的市场机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     

迪尔凯姆的社会团结思想对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启示

迪尔凯姆强调分工在彼此依赖的个人之间创造出一种社会整合的力量,法律发挥着维护社会团结的功能。迪尔凯姆的社会团结和社会分工思想,对中国构建和谐社会具有用集体意识维系社会和谐、以人为本、科学分工、注重利益整合和价值导向并举、以动态平衡的新理念解决社会矛盾、建立社会宏观调控机制等方面的启示。     

以社团组织为原告的行政公益诉讼的制度进路

在我国,落实以社团组织为原告的行政公益诉讼的现实障碍是契合于本土背景的运作规则缺失。鉴于我国尚不成熟的社团组织体系、注重政治目标的司法文化和执着于结果正义的公民维权传统,在推进以社团组织为原告的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时,应结合制度本身的特质做出以下安排：（1）先在单行立法中明确相应领域的社团组织享有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而后基于经验的累积制定统一性规定;（2）明确作为原告的社团组织仅具有履行请求权和停止侵害请求权,据此实现对公益的维护;（3）明确上述行政公益诉讼程序与我国代表人诉讼、共同诉讼或诉讼调解机制的衔接规则,在行政公益诉讼程序所搭建的沟通与协商平台上,解决牵涉其中的受害群体的损害赔偿问题。     

中国养老保险制度变迁的原因分析

中国养老保险制度变迁的过程是在中国经济发展变革的大背景下发生的,它已成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具体案例.中国养老保险制度的变迁过程呈现出"边学边干"、效率取向、阶段性发展等一般特征,这些特征都与经济发展变革和行政利益因素有关.保险制度作为政府的一项独立的社会保障制度安排,它的变迁和整个制度环境中的其他制度变革,如经济体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财税制度改革等密切相关.在变迁的进程中,不论是纵向上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间的利益分歧,还是横向上不同政府部门间的利益分歧,都对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产生巨大的影响.目前,我国应推动建立统一的养老保险制度,在此过程中,省级统筹成为当前改革最迫切的努力方向.同时,中国养老保险制度应建立以法治为基础的体系来代替现行不规范的制度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