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不知而不愠”新诠——兼论“知”不可训为“举用”

杨伯峻先生将“人不知而不愠”译为“人家不了解我 ,我却不怨恨”,同时又说“这种译法我嫌牵强”。近有学者撰文从语境学角度论证“人不知”的“知”不能训为“了解”,而应训为“举用”,此说更为不妥。而从语义关系、内部语境、外部语境三个层次论证“知”,则不能训为“举用”,并且“人不知而不愠”,既不是孔子感叹的自己不被重用 ,也不是自己的学识才能不被人们了解 ,而是自己克己复礼、以礼治国的政治理想不被别人理解赞同。因此 ,建议将全句翻译为“人们不理解我 ,我也不懊恼 ,这不也算是一个君子吗 ?”     

学问是做出来的

“学问是做出来的”,这句话是老生常谈了.这里把它做为一个题目,是强调“做”字的重要.如何做学问?我用四个字概括一下:一是“法”,二是“学”,三是“出”,四是“高”.先说“法”.很多人都讲读书要有方法,这个方法也就是“道”.做学问的方法和“治学之道”是一样的.我国是有几千年文明史的文化古国.历代留传下来的专家学者的治学经验很多很多.具体到每个人,则各有各的方法.我不主张把“法”讲得很死.我和一些外国专家(包括作家)在一起开会,有时也谈到念书的方法问题,得知念书在国外也没有一定的方法.“书法”叫法,实际上也没有什么固定的“法”,当然它是从有法到无定法.念书更是这样,你要别人给开一张治学之路上的“通行证”,可以肯定地说你这张“通行证”是走不远的,甚至是行     

“故宫学”与“故宫学派”

从2003年提出“故宫学”以来,就在思考“故宫学派”的问题。只要是治中国传统文化之学,采取文献与文物相结合、重实证不空谈、学风严谨、求真求是的治学路径的,都是“故宫学派”采用的治学路子;如果研究的又是关于故宫的学问的话．便是不折不扣的“故宫学派”。     

姜昆谈牛群之“道”

北京人说,干什么事都得有“道”。以说相声的牛群为例,讲究……说实在的,这种“道”不算太讲究。 牛群属牛,长我一岁。从相声家族论,他是常宝华老师的高足,高我一辈。开始学相声的时候,他想拜我     

徽学说鳖：释“徽”

在黄山市，提起“徽州”，可以说是从城市到乡村，从老人到少年，几乎是人人皆知。提起“徽州文化”，津津乐道者亦不乏其人。提起“徽学研究”，也有相当一部分人能说个子丑寅卯，如数家珍。     

继承与发扬考据之学的实事求是精神--杨润根《对传统解释方法的批判与反思》辨正

清儒认为 ,学问可以归为三类 :义理之学、文章之学和考据之学。义理之学即哲学 ,文章之学即文学 ,考据之学即考证古代历史文化、名物典章制度、文字音韵训诂之学。从古人治学的最高目标说 ,义理之学是一切学问的统帅 ,戴震说过 :“有义理之学 ,有文章之学 ,有考核之学。义理者 ,文章考核之源也 ,熟乎义理 ,而后能考核 ,能文章。”〔1〕从治学的过程和方法说 ,考据之学是义理之学和文章之学的基础、方法 ,戴震的学生段玉裁就说 :“玉裁窃以谓义理、文章未有不由考核而得者。”〔2〕二人的意见不但不矛盾 ,而且相互补充。考据之学的位置和重要…     

学做“减法”

开头写法——扣题提示写什么:看了题目,别以为我“穿越”到了数学课上。我说的是生活中,要学做“减法”。中间写法——承头顺写详重点:先来我的房间看看吧。缺胳膊少腿的玩具、像猪窝的床、随处摆放的课外书、墙上贴着小时候画的画…是不是超级乱?     

我不使用“过热”这个词

在总结我国经济工作的历史经验和分析我国经济工作现状时,我没有使用过“过热”这个词,今后我也不准备去用它。 我只是说我不使用,至于别的经济学家使用不使用,那是别人的事。我认为经济学家——而且不只是经济学家而是所有的人——都有使用不使用某个词的权利,尤其是“过热”这种非标准化的语言。 我不使用“过热”这个词,有我的理由。 翻阅中外辞书可以清楚地看到,“热”这个词的本义,来自人的感觉,它的本质是一种物     

“有教无类”新解

<正> 孔子一生的主要实践活动是从事教育工作。从二十二岁开始“设学于闾里”到七十三岁终老,办私学达半个世纪。一个大思想家如此长久地做教育工作,即使在为官的几年里也未停止,这在世界教育史上也是罕见的。“学在官府”是殷周以来的传统。享有文化是奴隶主贵族的特权和专利品,贵族以外的人没有这种权利。到了春秋时代,随着奴隶制度的衰落,文化典籍大量流散民间,出现了文化下移的趋向。孔子主张“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又说:“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     

师门记学

<正> 《文史哲》的编者,要我写一篇有关治学方法的文章,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我实在“治学无法”,因而也没有“治”出什么成绩来;但当我读书的时代,我的大学老师,多是有名的学者,他们各有一套治学方法,我看过他们的“绣取鸳鸯”,也了解他们的“金针法术”;因此我只能写“师门记学”。还得从顾颉刚先生说起,我总觉得顾先生是中国近代的史学大师。作为学术界大师的条件应当是:1.学问自成体系;2.形成一个独立的学派,这个学派对于学术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3.有比较完善的方法论和认识论。     

“钱学”——心理求同之人学

钱钟书治学,“不信人间有古今”,且不以中学或西学为本位,而是立足于全人类,持“打通”之志,究中西之际,考古今之籍,求人类之同,成一家之学。早在１９４２年,他就说：“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谈艺录·序》）这实乃钱氏治学纲领。读其《...     

二程关于“知”的心理思想

二程在“心”、“性”、 “情”、“学”等方面的论述中有丰富的认识心理思想,现就其关于“知”的心理学观点,作一些简要的诠释和评论。 首先,二程对有知与无知进行了区别。他们说:动物有知,植物无知,其性自异,但赋形于天地,其理则一。”这是说,并非任何有生命的物质都有“知”这种心理活动的,“知”是动物所特有的。为什么动物有知、植物无知?二程没有解释,朱熹后来说;“动物有血气,故能知。”二程又说:“死者不可谓有知,不可谓无知。”这是说,人死之后处于有知与无知之间,为什么?二程也没有解释,朱熹后来这样解释,“然人死虽终归于散,然亦未便散尽,故祭祀有感格之理。先祖世次远者,气之有无不可知。然奉祭祀者,既是他子孙,毕竟只是一气,所以有感通之理。”这种折衷的说法,为鬼神论开了方便之门,最终把人的心理活动与人的主体分离开来,使认识心理失去了物质基础。     

感想与期待

我是非常喜欢《社会科学战线》的。我的喜欢它,首先是因为它“杂”。“杂志”“杂志”,第一是“杂”,第二才是“志”。虽然“杂家问题”已经成为历史上的陈迹,可是说到“杂”,仍有戒心者,似颇不乏人。因为一说“杂”,人们往往将它与“思想复杂”连在一起,再上升一步,便是“心怀叵测”了。     

不“爱惜羽毛”的胡适

唐德刚先生在《胡适杂忆》一书中有这样的记载：有一次他问李宗仁对胡适的看法．李说：“适之先生，爱惜羽毛。”这位胡适的弟子也同样认为“胡先生在盛名之下是十分‘爱惜羽毛’的。”胡适本人在1922年曾反诘道：“有人说我们‘爱惜羽毛’……我们若不爱惜羽毛。今天还有我们说话的余地吗？”在时隔二十年的1947年．他在日记里明确写下了“我不是爱惜羽毛的人”。     

“上城里”与、“下城里”

歙县县城不大,只有五十万人口,却也不能小看了它。秦置县及今有2230周年,歙县人都以“城里”特指歙县城所在地。合肥是安徽的省会城市,歙县人去合肥就说“到合肥去”;上海是国际化大都市,歙县人去上海就说“到上海去”。而歙县人进歙县城要说“到城里去”。谁听了也能明白个中意思。     

彻底清除“吃亏”思想老老实实为党工作

曾经有一段时期,我对工作很不安心,认为做某些行政事务工作就是“吃亏”。组织上刚调我到厂部搞通讯工作时,我认为这种工作“学不到技术,没有前途”;虽然服从了组织分配,但却总是不痛快。后来,党组织领导我们学习毛主席著作。张思德、白求恩同志那     

“三十而立”新探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孔子在这里讲了这样一句话：“吾十有五而志于学”。“志”应怎么理解呢？有这样两层含义：一是“志”应当作立志来理解。因为这里讲的“学”是一种自觉、积极、主动地学，并不是有人催着学，逼着学。这个“学”并不是一种消极被动的状态，不是孔子讲的：“困而学之，又其次也”。不是遇到了困难才想到学习，是把充实提高自己作为一种人生的追求。“立志”这层意思，说的是人的理性行为的重要表现。 从过程来看，“学”是个很苦、很…     

小议“子不语怪力乱神”

《论语·述而》记载:“子不语怪、力、乱、神。”这是孔子的言行准则,也是他的文学观念;他不仅告诫他的学生应该这样做,也影响到整个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什么是怪、力、乱、神?前人解释为:一是虚诞不经的怪事;一是恃强欺弱的大力;一是以下犯上的悖乱;一是不见不闻的的鬼神;并推崇其“维世之意深矣”。对孔子的这种观念,儒家学派是恪守不移的。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成为尊圣宗经的道统文学的遵循法则。刘勰一面强调“文能宗经”方能成“经国大业”,一面又主张“变文之数无方”,表现出宗经思想与文艺创作之间的矛     

选准治学“富矿” 开掘学术“深井”

古人说:"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在我看来,这里所谓的"学"也许不单是指学习,也可以是指治学.屈指一算,自己在高校从事教学科研已有四分之一个世纪,可对于治学门径的探寻还只是千里始足、海边湿脚,肯定不及四分之一的.     

从《呂氏春秋》到《淮南子》——论秦汉之际的新道家

<正> 一不是杂家是新道家《汉书·艺文志》把《吕氏春秋》和《淮南子》这两部书列为“杂家”是很不恰当的。首先,“杂家”这个名称就不太恰当,既“杂”何以成一家之学呢?这是早已有人提出过的问题。其次,从诸子百家的发展来看,“杂家”之名也不确切。本来,从春秋到战国的所谓诸子百家,开始一个人就是一家,正如《墨子·尚同下》所曾说过的:“一人一义,十人十义,百人百义,千人千义,逮至人之众不可胜计也,则其所谓义者亦不可胜计”,因而“国之为家数也甚多”。《庄子·天下篇》根据相同的理解,因为“天下之治方术者多矣”,所以有“百家之学”的说法。《荀子·非十二子篇》列举六种邪说,非难了十二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