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机制泛化——河长制制度再生产的一个分析维度

河长制是一项由地方创新实践上升为国家意志的治水方略,在水污染治理中彰显了治理绩效。当前,河长制制度再生产中出现了治理机制泛化现象。不少地方将“长制”模式视为解决突出矛盾和体制机制障碍的通用良方,沿着河长制轨迹出台了很多类似“长制”。河长制本身的示范功能与治理绩效辐射、常规治理机制失灵、政府主导型治理模式的路径依赖以及地方政府的政绩增长诉求是这种现象产生的主要因素。治理机制泛化现象需要加以审视,它可能导致基层政府疲于应付、公众力量被忽视、治理绩效“内卷化”以及“南橘北枳”效应等风险。现代社会治理必须激活社会力量,发挥公众的主体作用。就政府系统本身而言,需要强化科层部门的“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意识,并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增强其治理能力。     

河长制助推流域治理的困境及出路

河长制是生态文明背景下为加强河流治理而探索出来的创新机制,党政领导担任河长统筹负责、跨区域跨部门协同合作的治水模式与流域治理现代化的理念相契合。随着河长制的全面覆盖,流域治理正从“九龙治水”的分立式格局向高度统一的整体性格局转变。但立足于现阶段的国情水情,河长制的推行仍面临着法律缺位、组织架构不合理、运行条件滞后及考评标准不明确等难点堵点。为了肩负起新发展阶段推动流域生态环境高质量发展的历史使命,必须运用法治思维,从立法健全、组织协同、运行保障和考核评价四个方面对河长制进行制度变革,激发河长制在流域治理领域的效能,加快构建现代化治水格局,描绘“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的生态画卷。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研究

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党中央出台一系列乡村人居环境治理政策,国家不断加大投资,治理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依然存在政策落实不到位、相关治理机制不完善、治理长效性难以保障的问题。实现“美丽乡村”,要完善相关村规民约,建立健全治理机制,发挥基层党组织优势,稳步推进治理工作,建立长效监护机制。     

全面推行河长制的困境与未来出路

河长制是对地方政府主要领导环境保护责任的落实,是水治理体制领域的一项改革创新。河长制由地方各级党政主要领导担任河长,采取高位推动协调职能部门共同治水,缓解了"多龙治水"缺乏行政效率的顽疾。但河长制本质上是环境保护领域一种行政发包制,存在着内生动力不足、委托代理链条过长、难以与流域治理兼容以及多元参与不充分等问题。面向未来,河长制要契合绿色发展的理念,利用利益诱导、多元工具以及协商共治等手段,建构河湖治理长效机制。     

基层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的路径探索——以成都模式为例

基层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是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和全面从严治党的新要求。基层党组织和社区治理二者存在制约因素,导致基层党建在引领城市社区治理的实践中面临功能定位不清晰、资源整合难、机制滞后、居民参与水平低等困境。成都市“一核多元、赋能基层”的发展治理模式突出基层党组织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坚持发展与治理并重,实施精细化治理,推动三治融合,有效破解了基层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的困境。成都模式的启示就是确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党建引领目标、依托互动的工作平台、优化党建引领的领域、完善治理制度,最终实现基层党建引领能力与城市社区治理水平的双向提升。     

乡村振兴背景下政府治理农村集体经济的现实困境与路径突破

政府作为现代乡村社会治理的牵头人,应承担起在农村集体经济中的职责与使命。通过实践考察发现,政府在治理农村集体经济中存在理念错位、方式失当、权限模糊、保障不足等多重困境,其困境产生的根源是乡村振兴政绩考核制度不完善、项目资源配置不合理、政府权责不清、自治主体能力不足以及政府监管保障制度不健全和人员技术供给缺乏。因此,多元设置,完善考核评价机制;统筹互动,优化资源配置运作机制;协调内生,构建政府与自治主体有效协同机制;多维合力,健全监管制度和技术监管保障机制是实现农村集体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有效路径。     

河长制对村域河流治理绩效的影响及作用机制

基于江苏、湖北、宁夏三省(区)106个村庄的实地调查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构建反事实框架,实证分析了河长制对村域河流治理绩效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河长制显著地提升了村域河流治理的环境绩效和社会绩效,而对经济绩效未产生显著影响,且使用工具变量法克服内生性问题后这一结论依然成立。河长制对村域河流治理绩效的提升作用依地理区位、村级河长权威、河长制推行时间的差异而存在异质性。机制分析发现,河长制可以通过增强激励问责、提升环境规制与促进公众参与三种渠道影响村域河流治理绩效。上述研究为河长制全面推行这一主题提供了理论解释和经验证据,也为增强河长制在末端场域的治理效能提供了政策启示。     

河长制推行中农村水环境治理的 公众参与模式研究

农村水环境治理是全面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探寻农村水环境治理的公众参与模式既是对农村水环境长效治理的有益探索,也是对现有政府主导的“河长制”治理模式的重要补充,对实现宏观层面农村公共事务的“善治”有重要驱动作用。依据参与式治理理论、多中心治理理论、协同治理理论、数字治理理论,按照公众参与程度不同,将农村水环境治理的公众参与分为决策型、管护型、改善型及监督型四种类型。通过对江苏农村地区公众参与水环境治理的实地调查,深入剖析和比较了四种参与类型所对应的典型参与模式：村庄磋商小组、民间河长、以河养河与互联网+河长制。研究发现：四种模式各有优劣,参与主体及适用条件也不尽相同。公众主体认知强、村两委大力支持的村庄适宜村庄磋商小组模式;治水氛围浓、双河长合作能力强的村庄适宜民间河长模式;市场化程度高、公众经营能力强的村庄适宜以河养河模式;数字化程度高、干群互动频繁的村庄适宜互联网+河长制模式。就农村水环境的善治而言,公众参与边界仍需平衡,只有实现政府主导与公众参与的有效融合、政府权力与公众权利的良性互动、正式与非正式途径的适度平衡,才能使河长制推进中持续吸引公众有效参与。     

责任网格的精细化治理逻辑及其效能——乡镇党委统合的一种组织创新路径

乡镇党委主导下的网格化创新在当前基层治理实践中具有普遍性,但网格化与基层精细化治理之间的关联性仍有待论证,其核心命题在于基于责任划分的网格化治理能否促进基层体制与乡村民情的衔接,促进组织动员和资源整合以及情境化的适应性治理。通过S省L镇个案经验分析“责任网格”的运作机制及其效能,研究发现:责任网格是基层行政组织基于事权有效分配和资源优化利用而建立起来的科层制运作体系,在层级设立、组织架构和人事配置上具有灵活性;责任网格以事权责任分配治理空间,由“网格到片”变为“责任到人”,能够强化行政体系与复杂治理情境的适度衔接;责任网格的运作机制为治理事务差异识别机制、治理资源有效动员机制和治理情境塑造引导机制。责任网格是基层治权有效集中的组织载体,其功能在于以组织网络制造有效的乡村政治关联,促进基层精细化治理。     

疫情防控中基层应急社会动员的逻辑、机制与优化策略

基层应急社会动员是公共安全应急管理的重要手段和支撑,在新冠肺炎疫情面前,社会治理调档切换至公共安全应急管理,加强和完善基层应急社会动员体系和机制建设是公共安全应急管理和重大疫情防控的内在要求。基于我国当前所面临的新冠肺炎重大疫情场景,对基层应急社会动员的现实逻辑进行阐释与解读,对其工作机制与运作模式进行探索与梳理,运用大数据技术和多案例研究方法,分析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基层应急动员所存在的具体问题,并提出完善优化策略,以期为基层应急社会动员的深入研究以及指导实践提供有力的支持与借鉴。     

基层矛盾纠纷化解的困境与出路

当前我国基层矛盾纠纷化解存在着政治压力过大、社会政策不完善、专业化水平低、民间组织欠发达等诸多困境。走出困境,需要建立矛盾纠纷化解领导机制常态化、处置机制长效化、利益表达机制完善化、壮大民间组织、抓好民生问题等化解对策。     

时间银行模式在社区互助服务中应用现状及展望——基于行动研究视角的比较分析

时间银行作为社区互助服务激励的一种实践模式,在社会治理体制背景下,受学者关注程度有增无减,研究方法多采用文献资料分析法和调查法,对时间银行社区互助运作模式的现状、困境及模式建构缺乏深度观测与研究.安徽各地时间银行在运作主体、参与主体、运作方式上积累了探索经验,且在一定区域范围内具有推行效力,但居民参与积极性不高、运作机制不完善仍是实践难题.从时间银行模式推广的实践框架看,应增强基层社区治理水平,完善社区服务体系,提升社区服务专业化,切实发挥时间银行模式提高社区互助服务参与的可能性和广泛性.     

公共危机情境下城市居民响应社区治理的困境 ——以上海市民参与新冠疫情防控为例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以政府部门为主导,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社区应急治理模式已成为我国基层疫情防控的重要举措。其中的城市居民作为应急响应的主体之一,其参与社区应急治理又具备得天独厚的优势,但在实践中却往往因面临种种困境而导致该群体的应急治理成效大打折扣。此外,该群体面临的困境背后也存在复杂的作用机理,过往的研究对此却少有关注。在此基于扎根理论对35名上海市社区应急响应者进行深度访谈,并对访谈文本进行梳理与编码。经归纳分析后,得到公共危机情境下,城市居民响应社区治理的困境及相关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城市居民应急响应的困境可分为内、外两大部分,其中内部困境可细分为团队困境（包含人手短缺与人员素质不齐）与个体困境（包含家庭负担、工作负荷与负面情绪）;而外部困境则反映为政策、制度困境（包含制度僵化、物资匮乏与宣传缺位）与环境困境（包含气候恶劣与群众质疑）。在此基础上,政策、制度困境作用于团队困境与环境困境;环境困境作用于个体困境;而个体困境又作用于团队困境。进一步构建并完善了相应的理论模型,从而有益于学界进一步深化相关领域的研究。     

乡村振兴背景下我国驻村第一书记嵌入式治理优化路径探究

驻村第一书记是我国新时代推动农村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力量,其夯实党群关系,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以推动乡村产业振兴。在乡村振兴背景下,我国驻村第一书记嵌入式治理遇到了选派匹配不充分,组织保障力度不够;面临权责困境,治理机制不完善;考核机制不科学,部分第一书记追逐短期效益等问题。可采取相应的完善选派机制、建立权责边界体系、完善激励与考核体系等优化路径,以促进治理现代化。     

基层治理法治化：制度内涵与实践经验

基层治理法治化是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目标和内容,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需要处理好法治与效能的关系,基于文献梳理和上海的基层治理实践,对基层治理法治化的内涵与困境进行研究。研究发现,基层治理法治化应当包含权力的规范运行及其与权利的有效互动两个要义,通过统合正式与非正式制度推动治理合法性与有效性的统一;基层治理法治化可以通过健全基层法治体系推动治理权力规范化运行,发挥党建统合优势,深化大联动机制整合正式与非正式治理资源,同时规范智能治理运作体系,提升治理有效性;治理模糊性与法治严谨性的内在张力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存在,主要表现为制度匹配错位、部门协同难题与绩效考核困境等;新制度主义理论有助于理解中国基层治理法治化的实践逻辑,法治化、制度化能够降低治理成本,基层治理的资源约束使治理行动存在策略性执行空间,可能会加剧基层治理法治化困境。研究表明,要继续推进基层简约高效治理体制的构建,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协同整合作用,优化基层考核激励机制,推动基层治理秩序与活力的平衡。     

社会治理共同体:推进基层公共安全治理现代化的基石——基于结构化理论的分析视角

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不仅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同样也是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重要手段。立足于中国基层治理的现实场域,考察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建设实践,发现其主体多元性、行动协同性和能力聚合性,可以有效适配和契合公共安全问题的来源广泛性、影响扩散性和应对复杂性。同时社会治理共同体结构能够通过能力汇聚机制、规则约束机制和价值引领机制的运作过程形成治理合力和共同行动,从而有序有效地应对和处理公共安全问题。但在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实际建设当中,仍面临着主体能力有限参与不足,规矩约束不及不适和价值导向多元无序的现实困境。有鉴于此,可以采用激活培育治理主体、创新完善治理机制以及营造优化治理环境来进一步发挥社会治理共同体在基层公共安全治理中的协同作用。     

“政治势能”推动“河长制”政策执行的实现机制

政治势能是执政党在国家治理过程中所凸显出的一种"高位推动"现象的学术性表达,将其透视到政策执行过程当中可以发现,因变量政策执行效果随着自变量政治势能大小的变化而变化。本文通过调研"政治势能"推动曲靖市河长制政策执行的地方案例,提出从机制方面破除政策执行梗阻的办法,即思想方面以意识形态的强化和设立激励机制来活跃政治势能因子,执行方面以风险防控机制和公开透明运行机制使势能顺利运行,稳固方面以全面协同治理机制、监督考核机制和加强责任追究机制来巩固势能效果,三方面共同发力捋顺体制中的配套机制框架,实现资源的优化和政策执行过程的环环相扣,推动河长制政策的良好落地和快速变现。     

基层社区网格员队伍的现实困境及建设对策

网格化治理是近年来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一种创新实践形式,网格员作为解决群众“最后一公里”问题的重要人员支撑着社区网格化治理运作。然而在具体实践过程中,网格员队伍建设缺乏专业性和合理性,因此亟须优化基层社区网格员队伍建设,不断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贫困退出：政策蕴含、机制解构与发展扶持政策接续

贫困退出机制完善有助于扶贫开发业务流程再造、脱贫对象生计能力提升与扶贫治理优化。综合考察“着力于扶贫开发制度完善和扶贫资源效率提升、突出多元主体参与扶贫开发治理机制创建和强调现代信息技术利用与新型管理模式创新”的贫困退出机制运行特点,针对性分析贫困退出标准僵化且难以科学衡量、“程序合法即合理”的认知偏差、贫困退出工作激励水平不高等贫困退出实践困境,提出了贫困退出机制完善与发展扶持政策接续策略：严把精准路径,完善贫困退出指标体系;严格贫困户、贫困村的退出程序,注重贫困退出工作考核评估;强化贫困退出宣传教育,注重精神脱贫与物质脱贫相结合;注重正向激励与负向激励相结合,强化贫困退出工作支持保障;创新发展扶持政策接续,提升脱贫对象生计可持续发展能力。     

尽责式治理:党建引领乡村精细化治理的实践机制——以陕西省镇安县为例

是否尽责是善治的重要衡量标准。充分发挥党建势能要注重以治理责任为纽带,根据乡村治理责任属性和治理条件推进尽责式治理,更好地创新组织载体、整合要素资源和优化治理责任,从而推动乡村精细化治理。基于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镇安探索的研究发现,为克服条块关系不优和治理悬浮化困境,需要以融合共生的理念和方式推动治理责任落实和治理范式革新;通过强化人民至上的责任观,优化“人人有责”的治理结构,达成“人人尽责”的预期治理行为。从“大治理观”和高效能治理视野审视党建引领乡村精细化治理的实现路径,要更加重视治理责任重构和优化、治理方式更新和完善以及治理机制改进和创新,进而推动基层党领共治型的尽责式治理,提升乡村基层治理善治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