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政合设合署外部权力运行程序研究

党政合设合署是时代境域之必然,是应对社会主要矛盾转变之时势所需。党政合设合署后,面临对外权力行使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对外权力行使的名义、范围和程序。目前,学界在党政合设合署后对外权力行使的程序问题上,研究匮乏且远远滞后于实践。党政合设合署,在对外权力行使时均应依照一定的程序,实现权力有序、有效运行。在党政合设外部权力运行方面,扩大"行政"或者"行政履行任务"的内涵,将行政权力的实际运行纳入行政程序的范畴,依照相关程序加以规制。在党政合署外部权力运行方面,应采取效果要件和实质要件加以认定,避免行政机关的虚化。     

机构改革与组织法律体系的革新

机构改革作为涉及公权力行使主体和范围的重大改革尤为需要立法的引领和保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自1982年首轮机构改革便开创了以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立法性决定的形式赋予机构改革合法性的模式,并沿袭至今。这一模式虽然具有历史合理性,但并不符合严格意义上的组织法定原则。本轮机构改革对党政机构和职能进行了深度调整,其中党政机构合署合并改革更涉及党的工作机关职能的行政化问题,因此需要以行政权力为核心要素,重构组织法定原则的内涵,并从思想、理论和立法层面革新和完善我国的党政机构组织法律体系,为机构改革提供立法引领和法治保障。     

党政机构合署办公与行政法的调适及回应——以W市的实践为例

通过调查研究,党政机构合署办公与行政法的调适,不是行政主体理论难以解释合署之后党的机关行使行政职责的现实,而是基层党的机关以行政机关名义在行使行政职责过程中出现的绩效下降的风险。这种风险主要表现为行政执法的弱化和行政管理与行政服务能力的不足。行政法可以通过规范基层党的机关与行政执法机关之间的行政委托合同,为基层党的机关(以行政机关名义实施)规定新型行政管理和行政服务方式等途径来有效回应此类挑战。     

行政法第三形态视角下行政主体研究

我国传统行政主体理论存在概念界定混乱、范围模糊、责任主体虚设等诸多缺陷,传统理论中一般认为行政主体只包括行政机关及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第三形态是社会治理模式发展的新选择,是基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及国家职能的转变而建构的,行政主体理论应随之革新。比较与借鉴西方主要国家的行政主体理论,在以民主为核心的第三形态视角下重构行政主体,应将行政主体范畴从传统理论上的“行政机关与授权组织”扩充到行政法第三形态视角下的“行政机关、授权主体以及具有公共事务管理职能的其他组织”三种类型。     

从行政主体到功能标准：政府信息公开义务主体制度的反思与重构

全国各地成立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机构在疫情信息公开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该议事协调机构并非我国法定的政府信息公开义务主体，原因在于我国行政主体理论的缺陷导致政府信息公开义务主体制度存在诸多现实困境。对此，基于我国经济社会政治现实和政府信息公开义务主体接受性考虑，应在与行政主体理论分离基础上，从功能标准考虑，以是否依法享有、行使公共行政管理职权作为我国政府信息公开义务主体制度重构逻辑，它具有不再脱离行政组织机构设置实际、不再过分注重行政法上的独立人格、不再局限于国家行政职权、不再局限行政主体和行政诉讼被告资格相合一等优势。在进行具体重构时，可从以公共行政管理职权“名”“实”相统一确立政府信息公开义务主体的“质”、以公共行政管理职权合法性明确政府信息公开义务主体的“量”、以最先受理原则应对政府信息公开义务主体受理权冲突等方面努力。     

中国与外国审计模式的比较

一、我国的审计制度审计的职能就是监督,决定审计的本质特征。我国是以国家审计为主体,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设有统一指挥的国家审计体系,各级审计机构由国家授予审计监督权,审计的对象是公有制企业和财政金融部门,以及行政事业单位的财务收支及有关经济活动,审计人员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代表国家依法独立行使审计监督权。国家审计机构分为中央审计机构,地方审计机构,部门和单位审计机构三类,机构设置是国务院设审计署,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设审计局,自治州、市、县人民政府设审计局,各级国家审计机关的工作内容如下:     

党政合署改革视阈下党内法规作用析论

本文将以党政合署及党内法规的基础理论为前提,分析党政合署体制下党内法规的多重价值以及研究的必要性,最后探究合署改革中党内法规的作用瓶颈并构建具体突破路径,以期真正实现党内法规对深化合署改革的效用最大化,构建国家治理体系及能力现代化格局。     

边远地区设置行政特区建制构想——基于三沙市、罗布泊镇、玉麦乡建置悖论的分析

根据行政区划理论及我国有关法律的规定,人口是行政建制的基本要素,因此,在几乎为无人区的三沙设市、罗布泊设镇、玉麦设乡是与理论和现行法律相悖的.在类似三沙、罗布泊、玉麦等边远地区应当设置行政特区建制,这样不仅有利于建立高效、专业化的行政机构,也有利于国家功能分区战略的实施以及解决一般行政建制带来的政权建设矛盾.为此,应加强行政特区建制设置调研和试点、适时修改并完善相关法律.     

论其他社会公权力组织的行政主体地位——对姜明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第五版)第六章第三节的解释

教学过程中,许多同学基于行政主体概念的通说,对于其他社会公权力组织的行政主体地位提出了质疑,而教材上对这一问题只做了"一笔带过"式的解释,无法满足同学们对于知识探求的渴望。为此,极有必要从行政主体是一个学理概念可以开放讨论;行政主体概念"舶来"时只取了"外壳",未取其精髓;以及将其视为行政主体乃是对我国传统行政主体理论的"渐进式"重构等不同层面对该问题进行详细解释。     

行政公益诉讼中检察机关的角色定位与职能重构

原告资格问题是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核心问题之一,对此学界存在一元论、二元论和多元论等观点。现行立法将检察院在行政公益诉讼中的身份界定为“公益诉讼人”,回避了行政公益诉讼的诉讼模式、法律性质及检察机关的诉讼地位问题。应当说,赋予检察机关行政公益诉讼起诉权,突破了传统诉讼理论中的原告适格理论,具有宪法基础,在我国社会个体公共意识有待增强、诉讼能力有待提高的现实背景下不失为一个合理选择。但建立在传统理念基础之上的行政公益诉讼起诉主体制度,忽略了国家治理现代化语境下公共利益维护机制的多元化,容易导致检察机关陷入角色混乱和权力混合的困境。着眼于未来,应不断放宽行政公益诉讼起诉资格,赋予更多社会主体行政公益诉讼起诉权。具体可以通过制定《检察公益诉讼法》(或《公益诉讼法》)重构行政公益诉讼主体制度,围绕“法律监督”逻辑重塑检察机关在行政公益诉讼中的角色定位和身份职责。     

公共行政管理方法论的新价值

公共行政方法论就是行政、政治、管理、哲学等理论,不同的理论会导致不同的方法;行政方法具有若干属性,如新旧、有效性、可操作性、合道义性等,选择方法需要对这些性质详加分析。行政方法的选择有两种主体:行政机构和人民群众,而基于民主的要求,人民群众应是选择的最高和最终主体,其对方法性质的判断应为最主要的判断。本文分析了在我国当代环境下一些老方法的作用,呼吁适度限制人治方法和行政指令方法的运用,大力弘扬法律、经济、咨询、群众路线等行政方法。     

环境行政执法方式生态化研究

生态经济强调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协调共生,是我国发展模式转型的必然选择。环境行政执法作为环境治理体系的关键一环,不仅保障环境治理的发展成效,也是促进经济发展转型的重要手段。我国传统“命令—控制”型环境执法方式强制性色彩浓厚、缺乏良性互动机制,需对执法主体转变执法理念,进行环境执法的生态化革新。基于我国环境行政执法的困境,我们应扩大多元主体、转变执法理念、更新执法方式。要促进环境行政机构垂直改革,引入环境行政约谈,适用环境行政合同等柔性执法方式,兼以适用刚性的“党政同责”追责制度,刚柔并济推动环境行政执法方式的生态化发展。     

治理理论视野下我国公共行政主体多元化解读

在现代行政法治观念下,我国公共行政主体正由一元向多元扩张。治理理论不仅涵盖了传统的政府管理,也更多地强调了公共管理的社会化。为了达到共同的社会秩序目标,国家把越来越多的公共管理活动交给非政府组织去完成,以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这就必然促使了公共管理主体的多元化,我们将这种多元化的行政主体称为社会行政主体。社会行政主体在形成之初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诸多问题,需要我们不断完善社会行政主体的救济制度,以促进我国公共行政主体多元化的和谐发展。     

中外行政主体制度比较分析

行政主体制度自上个世纪80年代引入我国以来得到了很多学者的关注,十余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比较完整的体系。但是,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和行政主体的多元化,现行的行政主体制度弊端不断暴露。文章在对中外行政主体制度进行比较的基础上,分析了我国行政主体制度在理论上的不足及其在指导实践中出现的问题,进而对我国行政主体制度重构提出建议。     

行政公益诉讼的理论基础

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确立和实践有着丰厚的理论基础，因为它不仅体现了司法权对公民社会权利的保护，也体现了公民权利对国家权力的制约。而且从方法论意义上讲，行政公益诉讼还体现了新的“诉的利益观”对传统一元法益主体框架的超越和对多元法益主体框架的探索和实践。     

行政主体概念的缺陷与完善刍议

我国现有行政主体概念存在诸多缺陷,难以与时俱进地反映公共行政社会化、行政权力分化与行政主体多元化的冲击与要求。文章借鉴西方国家的行政主体理论,结合我国实际将现有行政主体概念一分为二,称为行政主体与公共行政体,以期克服现有行政主体概念的缺陷,拓展行政法学研究的新视野。     

灵川县党政机构改革的回顾与展望:关于地方党政体 …

党的十五大和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提出要对国家行政机构进行第七次机构改革。本文通过对地处边疆民族地区的广西县级基层政权，开展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和对比分析，总结了1996年县级党政机构改革的经验教训及其规律，进而论证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展开新一轮县级党政机构改革的必要性，并且指出了组织实施的具体方案与做法，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指导作用。     

我国行政紧急处置权的现状、不足与对策研究

紧急状态法制以法律的形式确认行政紧急处置权的客观存在,并以一套不同于平常状态下的法律体制来规制行政紧急处置权的行使,使行政紧急处置权的运作始终不能偏离党政国家的法治轨道.通观国内及国外一些国家的立法状况和前期研究成果,以宪法学和行政法学相结合的视角,在界定行政紧急处置权涵义的基础上,分析了我国行政紧急处置权法律控制,提出其具有立法层次不高、享有行政紧急处置权的主体不明确、行使行政紧急处置权的程序不完备、行使行政紧急处置权的救济途径不完善等不足,相应提出了完善我国行政紧急处置权法律控制的一些构想.     

乡镇党政机构模式创新的思考

针对现行的乡镇党政机构设置存在的弊病,采用分析的方法对该问题进行研究,乡镇党政机构创新是对现行党政机构进行重组、重构,实现乡镇政府机构的系统整体性飞跃,进而提高乡镇政府的整体效能。乡镇党政机构模式创新实质上是党在乡镇的执政形式的创新,体现着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的统一,体现着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乡镇党政模式机构创新归根到底取决于党中央的决策和广大村民民主法治意识与行为的成熟。     

犯罪主体概念之重构

犯罪主体是犯罪构成的四大要件之一。对犯罪主体概念的界定既是理论的需要,又是司法实践的需要。本文结合刑事实体法理论与我国刑法的规定和司法实践,在对传统的犯罪主体概念进行反思的基础上尝试性地重构了犯罪主体的新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