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行网络形态对比研究

本文以丹麦哥本哈根步行区和重庆大坪片区作为研究样本,前者的步行网络建设被公认为是成功的,后者则代表了目前中国城市的普遍状况,二者的比对能直接展现出步行网络建设水平的差异。目前针对步行网络的量化分析方法要么是直接测算而不能反应迭代效果,要么偏重于拓扑关系而忽视了步行对非拓扑因素的敏感,本文提出了效率—选择模型,以步行所敏感的实际距离和交叉口流向为核心进行不同半径的迭代计算。研究结果显示,与哥本哈根步行区相比,重庆大坪片区的步行网络体系还有着较大差距;同时也可以看出,本文所用模型以及分析手段对于步行网络的量化研究和科学指导城市设计都是有益的。     

"小街区、密路网"模式下的街道设计探索与实践——以武汉光谷中心城为例

"小街区、密路网"模式日益受到国内城市规划者的青睐,街道设计理念近几年也被国内各大城市所重视.该文结合武汉光谷中心城的建设过程,详细分析了"小街区、密路网"模式下街道设计的理念变革,梳理了城市建设过程中遇到的难题,并进一步提出了在现行制度框架内的解决方案,以期为其他城市的街道建设提供有益参考.     

传统城镇街道空间网络的引力场安全格局研究

传统城镇街道网络受地形、历史发展格局等因素影响,呈现出小尺度、疏密结构复杂等特征。本文选取"汶川地震"受灾严重的羌峰村,模拟震后街道通行的"资源"分布,进行交通网络需求与网络空间表征、网络节点连接距离的关联性研究,并构建街道网络的优化格局。研究结果表明:引力场安全格局模型参数中,节点介中心值可较好反映人们对最短路径的选择倾向和街道网络流量的变化趋势,而街道空间句法的中心性、最短路径中心性、激发引力场的安全格局中心点介中心性均有高度一致性和可辨性;通过引力场优化模型提出的避让策略缓解了节点的拥堵程度,使整个街道网络呈现出动态平衡的状态,形成了高效街道网络的引力场安全格局。     

基于三定分析法的米兰五条街道步行友好形态特征研究

文章梳理了步行友好相关的研究文献,其中针对街道空间微观形态的研究方面,通行的"定形—定性"或者简单"以量化定性质"的研究方法对于形态设计的指引力都相对较弱。"定形—定量—定性"三定结构分析技术则指出研究的新方法。基于此,本文在米兰选取了5条步行友好的街道,从人的行为心理出发,采用"形态分析—数据测算—性质评判"三向关联的结构分析技术,分析形态特征,发现其形态设计的机制。最后,从街道的通行空间、停靠空间、街道界面和空间组织四个方面讨论总结指引步行友好的街道空间形态设计模型,以为设计研究的参考。     

法国城市基层治理:街道议事会的作用及其启示

城市基层治理事关城市发展全局。随着参与和治理的理念不断发展,在城市治理中参与式民主也得到了很大发展。本文主要关注法国城市治理中街道议事会的作用及对中国基层治理建设的启示。法国经验表明,街道议事会体现了法国参与民主的发展及制度化趋势,使参与民主与代议民主得到有效结合;街道议事会给公民参与城市治理提供了平台,促进了政府与公民之间的沟通与信任,让城市治理问题落实到街道层级;在街道议事会运行过程中,避免政治化影响及会员专业化趋势,有利于保证街道议事会更客观、科学、合理地反映公民的声音。借鉴法国经验时也必须意识到,法国街道议事会的发展与法国参与式民主形式多样化、众多协会活跃性、社会和政府所倡导的自治准则和以自愿为基础的自治体系紧密相关。     

治理与生活一体化:城市党群服务中心空间生产逻辑研究——以苏州W街道党群服务中心为例

在回顾社会工作视角与基层党建视角的基础上,引入了空间生产视角,报告了苏州W街道城市党群服务中心的空间形态现状。从分析治理主体与生活主体的选择结构入手,揭示了从空间治理化到空间生活化,再到治理与生活一体化的党群服务中心空间生产逻辑。城市党群服务中心构建治理与生活一体化空间的宏观依据在于,以治理组织生活和以生活影响治理是新时期城市良善政治与社会治理共同体得以形成的两个相互勾连的支柱。通过W街道党群服务中心个案的拓展分析,实际建构并初步应用了"治理与生活"理论视角。未来可以通过历史分析、案例比较乃至与国外城市"功能等价物"的比较分析,进一步阐明党群服务中心空间生产中治理与生活的互动逻辑。     

微型绿道及其网络形态研究

针对城市高密度区人口膨胀、交通拥挤和环境恶化等不可回避的紧迫现实问题及既有绿道理论难以支撑该类区域内绿道建设的窘境,本文以居民近地健身为切入点,适应生态、健康、智慧等城市发展趋势,创新地提出微型绿道的概念与模式,从切入点的不同、组成与分类的差异、侧重点的不同探讨微型绿道对绿道的创新与发展,并探讨其几何、拓扑、层级网络形态结构,重构快时代高密度城市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推进绿道在城市多样化、系统化、综合化发展。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旅游竞争力研究

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给区内11个城市的旅游业带来了发展机遇,本文以粤港澳大湾区11个城市旅游竞争力为研究对象,构建了资源及环境吸引力、行业发展水平、旅游接待能力、经济发展水平4个一级城市旅游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用熵值法对11个城市的旅游竞争力进行测量和分析,在此基础上采用聚类分析方法对城市竞争力水平进行分层,对各个层级的城市旅游业发展提出建议。     

我国城市街道体制改革的实践模式及未来走向

街道作为城市基层政府及行政管理的末端,街道体制改革实质是我国城市基层治理结构和治理能力建设问题。新世纪以来各地都在探索街道体制的改革,并形成了不尽相同的模式。本文对一些有代表性的街道改革模式进行分析,对各种模式的特点及发展空间进行讨论,从中分析我国城市街道体制改革的发展方向,并就进一步深化和推进街道体制改革提出政策建议,强调街道体制改革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服务优先;坚持社会本位、社区自治;坚持政社分开、各司其职;坚持多方参与、协同治理;坚持立足国情、因地制宜。在街道体制改革的同时必须进一步推进城市宏观体制的改革,为街道体制创造条件,提供空间。     

基于城市更新的山地城镇街道空间设计策略

街道空间作为山地城镇空间的核心构成要素,具有多重复合的城市功能与立体化的空间形态。本文着重分析了当前山地城镇街道空间的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并基于山地城镇特定的城市更新目标,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提出了突出自然要素、重构新旧城市肌理、优化街道界面等城市设计策略。     

城市社区日常服务设施可步行性评价——以开封市为例

社区可步行性是衡量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指标之一,社区日常服务设施可步行性评价有助于科学评估城市基础设施的合理配置程度。本研究借鉴国际通用的在线可步行性评价平台walk score的算法,构建适合中国城市日常服务设施可步行性评价的步行指数,以开封市4147栋建筑为基本研究对象,以453个社区为研究单元,分析开封市社区总体可步行性以及各项日常服务设施的可步行性。研究发现:开封市社区日常设施可步行水平整体较高,但空间分布不均衡。社区破碎度高、土地利用混合度高的老城区可步行性水平较高。城中村以及居住和工业交错分布的社区可步行性较差。各项日常设施可步行性空间分布模式差异较大,均匀分布、圈层分布、梯度分布等模式并存。各项日常设施可步行性呈现组团分异,不同的功能导向一定程度上塑造了社区日常服务设施的可步行性空间格局。城中村、回迁社区、居住-工业混合利用的社区以及城东南组团是日常服务设施亟待优化调整的重点。     

建筑形态参数对街道型风道通风潜力影响分析

建筑形态参数直接影响城市街道型风道的通风潜力。为揭示中国大城市建筑形态参数对街道型风道通风效果的影响程度与机理,首先选择南京市中心区中山路两侧约10.84 km~2的街区为研究样区,基于python软件从高分辨率遥感图像中提取研究样区内建筑密度、建筑高度和容积率;其次,借助CFD平台,通过验证参数后的量化模拟获得该街区在1.5 m、10 m与30 m等高度的风场图,以揭示模拟风场与建筑形态参数之间的相关性以及建筑形态参数对城市通风潜力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各高度,风速与建筑密度曲线走势相反,风速较高处与路口的位置基本一致;建筑密度与模拟风速呈负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0.040(1.5 m)、-0.475(10 m)与-0.314(30 m),建筑高度与模拟风速呈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0.237,容积率与模拟风速无明显相关性。最后,结合南京城市核心区的建成环境特点,提出改善我国大城市街道型风道通风潜力的建筑形态参数规划应对策略。     

巨变与定型:经济地理格局中的城市能级与层级态势研究

当前,中国城市经济地理格局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巨变中。这种巨变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城市的能级不断跃升,二是城市的层级基本定型。能级跃升与层级定型的矛盾,是当代中国城市经济地理格局中的客观现实。这意味着,对于雄心勃勃的强二线城市来说,能级继续跃升的空间依然很大,但想在层级上与一线城市比肩,几无可能。故,对强二线城市来说,更好的选择是尊重近40年改革开放所形成的城市层级秩序,把方向与精力放在提升城市能级上。     

兰州市生活性街道空间互动性研究

公共空间是城市功能的主要组成部分。但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为居民提供的公共空间缺日渐匮乏,其中生活性街道空间的消失最为典型。本文以兰州市十二条生活性街道作为研究对象,从居民使用视角入手,结合地域文化特色,通过对城市街道生活空间景观的评析,概括总结了当前兰州城市生活性街道存在的主要问题。文章从可识别性、舒适感、安全感与可及性几个方面,提出了建设人性化生活性街道景观的优化建议,力求通过增加空间节点在居民生活中的互动特性,营造充满活力的城市人居空间环境。     

街道空间对老年人日常活动的影响初探

老年人日常活动机会与其健康水平息息相关。街道作为居民日常活动的空间载体,对其活动能力的提升意义重大。为明晰老年人日常活动的街道环境影响因子,提高活动出行质量,从可行能力视角切入,将老年人日常感知的活动机会作为因变量,街道可步行性（街道连通性、街廓尺度、步行安全性）、生活性（设施密度及丰富度、设施可达性）以及美学性（街道绿化、界面连续性）三个维度特征数据作为自变量,运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揭示街道环境要素对活动能力水平的作用效应及影响机制。研究发现,不同维度街道环境要素对不同类型活动能力差异显著,对比街道美学性环境要素,街道可步行性、生活性要素是影响老年人活动能力的主导方面。其中,在步行性维度,停车方式对活动能力至关重要,整合度次之;在生活性维度,商业设施可达性对活动能力的影响十分关键,设施种类次之,此外设施数量与休闲和医疗设施可达性对活动能力的作用效应也不容忽视。据此,为提高老年人活动水平,选取两个典型案例提出针对性的街道环境优化建议。     

基于空间构成效率的历史古城人流空间分布研究——以平遥古城主要商业街道为例

本文针对历史古城中因人流分布不均衡带来的街道空间活力问题,以空间句法理论与方法为技术手段,选取平遥古城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实测人流与空间句法模型指标的回归分析得出与实测人流关联度最高的句法参数,探讨平遥古城街道空间形态和商业的空间布局对人流空间分布的联动影响机制。研究表明:平遥古城的大尺度空间构成效率与人流量强相关,行人出行活动的差异是低效的街道空间形态和不完善的商业等级结构所导致的。针对此问题,本文提出了织补道路网络结构与锚固局部商业核心节点的提升策略,旨在为历史古城的发展和保护提供新的研究思路。     

基于城市边缘区生态网络构建的国土空间布局优化方法——以贵州省习水县为例

约束城市扩张、全域全要素管控是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重要目标。城市边缘区承担着城市建成空间和生态空间内外要素、能量的渗透功能,围绕城市边缘区构建稳定的生态格局,是国土空间可持续管控的关键。本文遵循“源地识别-阻面计算-廊道识别”的基本逻辑,尝试采用最小累积阻力（MCR）模型,以地理信息系统（GIS）为平台,结合Linkage Mapper工具,建立渗透城镇开发边界内外的生态网络,建立复合城市发展诉求、契合“建成区-边缘区”生态格局的城市国土空间格局,进而提出“结构刚性”与“形式弹性”结合的管控方法。以贵州省习水县为例,对本文的方法进行实证。本文提出基于生态格局构建的国土空间规划优化、管控路径,可为保障生态安全、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国土空间可持续管控提供参考。     

城市基层治理的结构调适及其反思——以黄石市街道体制改革为样本

街道作为城市基层政府及行政管理的末端,街道体制改革实质是我国城市基层治理结构和治理能力建设问题。本文在梳理学界关于街道体制的争论及其有待澄清的地方的基础上,以湖北省黄石市街道体制的改革为例,讨论改革的源起与作为,发现其改革的效果并不乐观,但在后续的改革政策中,也在逐步调整。对街道体制改革进行思考,撤销街道办的改革应坚持推进大部门体制改革,逐步规范社区组织架构,完善社区治理结构等等。在城市基层治理体制改革的实践中,对于是否撤销街道办事处,更要探索适合本地实际的改革方法,真正做到因地渐进改革。     

移民融合与城市层级的定位——有关移民研究中地方性问题的理论化

本文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背景下研究城市重构的理论化,建议用层级比较的方法研究移民的定居问题和跨国联系。通过提出"城市层级"的概念,本文探讨了后工业化城市重构的不同结果与移民融合的不同路径之间的关系。在"地方性"的理论化上,移民问题学者以民族国家和族群为分析的主要单位,而城市重构问题学者则未关注移民的研究。移民路径形成并反过来作用于城市的差异化定位。移民被视为城市层级的缔造者,城市在全球力场下的不同定位,决定着移民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基于多源数据的城市活力分布特征及空间治理策略——以广州中心城区为例

提升城市活力的空间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以广州中心城区为例,构建“人群—环境”城市活力模型,运用多源数据测度城市活力系统中人群与环境活力的协调程度。研究发现,广州中心城区正面临边缘地段城市活力较低且功能组成较为单一、城市“人群—环境”活力耦合协调度有待提升的问题。基于此,从公共空间营造、边缘地段产业空间活化、完善多层级治理渠道、促进公众参与四个维度针对性地提出面向活力全球城市的广州城市空间治理策略,为建设和提升活力广州提供思路,也为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的空间治理提供实践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