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发达国家经济中心城市人口发展规律及其对上海的启示

上海作为国家经济中心城市,人口规模还未达到国家经济中心城市应承担的水平.上海中心城区可借鉴东京都23区的做法,成为承载全球城市四大功能的核心区域,进一步实现产业及人口的空间集聚与集聚质量的提升;郊区新城要加快吸引人口流入的步伐,实现人口规模的快速扩张及能力升级,逐步成为长三角城市网络体系中的综合性节点城市.     

基于3D视角的京津冀都市圈经济空间分析

优化都市圈的经济空间有助于提升国家的综合竞争力。以京津冀都市圈为例,基于2009年世界银行发展报告中“经济密度”（Density）、“经济距离”（Distance）和“经济整合”（Division）的“3D”视角,应用因子分析法来研究都市圈的经济空间格局。结果表明：京津冀都市圈经济密度呈现一体两翼,经济距离环状递减,经济整合高度集聚,整体为阶梯式发展。最后从公共制度、基础设施建设以及针对性的激励措施等方面提出适应于“3D”特征的城市发展政策。     

东京都市圈的发展对我国环渤海首都区建设的启示

都市圈的概念是1910年美国基于统计需要而提出的，认为大都市区（Metropolitan District）是“一个或若干个由一定规模数量人口的中心城市和若干个邻接城镇组成的区域”。20世纪50年代，法国地理学家简·戈特曼认为都市圈应以2500万人口规模和250人／平方公里的人口密度为下限。日本学者木内信藏提出了“三地带学说”，认为大城市圈层是由中心地域、城市周边地区和市郊外缘广阔腹地三大部分组成，其思想后被发展为都市圈理念。     

都市圈发展对非中心城市的影响——以日本埼玉县为例

当前我国城镇化已经进入以城市群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阶段,城市群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力军,而都市圈是城市群综合承载能力的重要空间载体。在都市圈中,中心城市自然能够得到有效发展,但都市圈非中心城市的资源要素容易在"虹吸效应"影响下向中心城市集聚,从而失去发展机会。如何保存非中心城市的实力,实现区域均衡发展,是中国城镇化目前阶段值得深思的问题。以东京都市圈中非中心城市埼玉县为例,分析在东京都市圈发展过程中,埼玉县如何从中获得机遇,进而通过调整自身发展战略以取得长久稳定发展,实现非中心城市地位逆袭,最终为国内都市圈非中心城市的发展提供经验借鉴。     

我国都市圈的识别及类型划分

城市群是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空间形态,具有强大的经济实力,是我国经济发展活力与潜力并存的区域,注重城市群建设是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实施的要求与重点任务。都市圈是城市群的基本构成单元,推进我国城镇化质的提高及实现乡村振兴均需以都市圈为基础载体。培育形成通勤高效、一体发展的都市圈,对于城市群的高质量发展意义深远。以我国都市圈为研究对象,通过选择中心城市,重新界定我国的都市圈,经测算我国基本形成24个都市圈,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分别有9个、 5个、 6个和4个;从城市功能的视角,采用熵值法对都市圈进行类型划分,可分为成熟期、成长期、发育期及萌芽期。     

天津城市空间发展评估与思考

城市是人类为了更好地生存和发展创造的活动空间实体和复杂的空间巨系统.城市空间承载着城市经济、社会、文化等内容,映射着城市的历史底蕴.天津从近代的开埠城市到环渤海区域的中心城市,再到如今的北方经济中心,城市发展定位随着社会、经济、环境等的转变提升,最终反映到城市空间结构上,形成了城市空间发展演变历程.当前,天津正处于经济社会快速增长时期,随着人口规模的持续增长,城市发展面临着土地、环境等方面的压力.习近平总书记在专题听取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汇报时强调“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一个重大国家战略”.天津作为京津冀地区重要的功能地,在区域一体化发展中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国内外大都市带的发展经验及启示--兼论京津冀的联合发展

一、国际大都市带的产生和发展 大都市带的概念最早由法国地理学家戈特曼(J.Gottman)提出,主要是指由在地域上集中分布的若干大城市和特大城市集聚而成的庞大的、多核心的、多层次的城市群,是大都市区的联合体.其实质是由一组不同等级城市所形成的相互串连、高度集中的经济中心地带.大都市带的产生是经济发展、科技进步、聚集效应等因素导致的产业、资源与人口在空间上的集聚与扩散运动的结果,交通运输和信息化的高度发达是大都市带得以产生和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京津冀都市圈越变越“小”

2009年7月3日人民网刊载文章，指出：随着京津冀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及交通网络的建设，京津冀都市圈时空距离越变越“小”，“都市交通圈”正在带动“都市经济圈”的发展。京津冀都市圈包括北京、天津两大直辖市及河北省的8个设区城市，区域面积占全国的2．3％，人口占全国的7．23％。随着京津高速公路、津蓟高速延长线相继通车以及京津城际铁路开通，京津冀城市距离将进一步拉近，     

京津冀大城市化区域的协同性与发展对策

正一、发展的区域空间结构随着人口上升、经济集聚和生产资源越来越多地被挖掘利用,现代社会经济已由以前的只注重时间方面的动态增长,转向更加重视空间结构演化和空间关系优化递进的发展进程。二战结束以来,发展的区域空间结构在一系列的演化中逐渐形成了两大类模式:一类是以美国为代表的经济集聚点和非集聚点的"全国一盘棋模式";另一类是以日本为代表的同构"城市圈"模式。分析     

京津冀区域日常人口流动网络及其结构特征

结合地理空间分析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基于2018年腾讯出行大数据,对京津冀区域内城市间及对区外人口流动的热度和网络特征进行分析。结果显示:京津冀区域主要城市的对外迁移热度呈现显著的层级分布特征;城市规模和交通影响力与对京联系强度的关联性较强,距离邻近性对第二层级城市对外联系的影响较大;汽车方式的对外人口流动网络受距离律影响显著,与周边城市联系热度较高;飞机、火车等对外联系方式则更符合经济律特征,区域内城市通过飞机和火车方式与全国性经济中心、交通枢纽联系紧密;区内人口流动网络形成以北京为中心的北部大凝聚子群以及东部、南部的3个小凝聚子群,群内联系紧密;区域人口迁移网络以北京—廊坊—天津为核心,以“京津石三角形”区域为密集区。     

城市区域形成的集聚机制——基于集聚尺度的理论诠释

空间集聚存在不同的尺度,城市区域作为当今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区域空间组织是一种大尺度的集聚。经典集聚理论、模型以及相关扩展性实证研究为城市区域尺度集聚的形成提供了方向性的暗示。这种集聚在本质上是聚集力和分散力动态组合的一种空间结果,其中,分散力的增强对城市区域尺度集聚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随着区际运输成本的降低,核心区域-外围区域间共享的区际外部性逐渐增强;核心区域的拥挤效应进一步加强了经济活动向外围转移的倾向,最终促使部分经济活动突破地区边界,在地理邻近的地域之间形成更强的空间依赖,呈现出大尺度的经济集聚。城市区域尺度集聚的经济性为发展城市群、促进区域一体化提供了理论依据,但在实践中也遇到很多障碍,这对政府在打破行政割据、促进要素自由流动以及加强中心城市周边地区发展方面提出了要求。     

城市区域发展战略刍议

一、城市区域发展战略的重大意义 (一)城市区域的含义 城市区域是指非农业人口聚集的城市建成区和与其具有内在经济及社会联系的城乡地区,在生产要素的集聚与扩散中,形成以中心城市为依托,在生产、流通等方面紧密联系、互相协作,具有很强经济集聚性的经济综合体.城市区域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基本区,相当于县级市及其影响区域;二是中等城市区域,相当于都市区;三是大城市区域,相当于都市连绵区域,即以某一大城市为中心,由若干都市区形成的具有紧密社会及经济联系的经济区域.     

基于城市经济联系强度的辽宁省城市群发展研究

一、引言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我国进入城市化的加速发展阶段。进入21世纪,我国的人口和经济活动以更大的规模、更快的速度向城市集聚,城市空间形态由单体型城市向都市圈、城市带等组合城市形态转变。城市群概念被越来越广泛地加以使用,城市群在区域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大都市区的概念及其我国城市发展的启示

一、国外大都市区的概念及其界定标准 大都市区是一个大的城市人口核心以及与其有着密切社会经济联系的具有一体化倾向的邻接地域的组合,它是国际上进行城市统计和研究的基本地域单元,是城市化发展到较高阶段时产生的城市空间组织形式.     

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一分为四”的“广义邢台”发展思路

邢台是河北省南部城市,在京津冀“1+9+3”的都市圈规划中被边缘化。为了营造更好的区域发展环境,邢台需要充分依托区域条件与周边的大城市石家庄、济南、邯郸和太原等进行整合,逐渐形成以邢台为核心,包括隆尧、巨鹿和平乡3个次级城市核在内的“三星伴月”的区域经济发展格局。在与周边行政区划的关系上,要实行“分步发展”的对策,在邢台周边形成石家庄、衡水、德州、济南、聊城和邯郸6个规模较大的城市团,通过构建3个“城市环”,形成以邢台为中心的区域经济结构,“用边缘促进中间”,并将邢台放在环渤海地区中进行考虑,在大尺度上实施“广义邢台”区域发展战略。     

轨道交通系统对大都市区多中心空间结构的影响

多中心作为一项城市发展战略,已逐渐受到国内外大都市区的广泛认可。基于集聚—分散维度和单中心—多中心维度理论,结合百度热力图等人口空间化数据,提出能够客观反映不同大都市区多中心空间结构差异性的测度方法和量化指标——多中心指数（PI）。建立轨道交通系统对多中心指数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以全国40个已开通运营轨道交通的大都市区作为实证研究对象,探索轨道交通系统对大都市区多中心空间结构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在控制了道路交通、人口就业和经济发展等因素的影响下,轨道交通系统通过线网规模、线网结构以及站点布局对大都市区的多中心空间结构产生显著影响,但影响的正负取决于近远郊圈层的轨道交通发展水平。通过科学规划和系统建设,提高近远郊线网比重、次中心TOD耦合度以及轨道网密度,可以显著提高我国大都市区多中心空间结构的发展水平。     

京津合作发展的战略构想与政策建议

京津冀都市圈作为我国继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经济圈之后的第三大都市圈,是21世纪我国经济增长的"第三极".根据国家发改委组织编制的京津冀都市圈区域规划,其在地域空间组成上包括北京、天津双核以及河北省的石家庄、唐山、保定、秦皇岛、廊坊、沧州、承德、张家口8个城市.随着都市圈经济的不断深化,加强京津冀都市圈整体功能建设不仅是经济发展和市场驱动的必然结果,更是各地区加快自身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而加强京津两大核心城市的合作发展也就显得尤为迫切.     

对我国空间城市化发展模式的思考

一、空间城市化发展模式的比较城市是具有一定空间形态的经济集聚体,人口和产业集聚是城市的基本特征.生产越发展,生产社会化程度越高,分工越细,经济社会对空间集聚程度的要求也就越高,这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空间城市化是人口与产业在空间上集聚并形成集聚效应的过程.而集聚效应的产生又依赖于空间城市化发展模式的选择,一般而言,最优的空间城市化发展模式将可以产生最大的空间集聚效应.相比小城镇发展模式而言,从集聚形式、规模经济、"增长极"作用的角度来看,大城市、城市群发展能够发挥集中集聚优势,代表着空间结构演变的发展方向,在规模经济方面优势明显,更是现代国家和地区发展的重要"增长极",是空间城市化发展模式的最优选择.     

粤港澳大湾区空间布局与协同发展研究

通过经济总量、人口、就业、企业和城市联系强度空间分布的分析发现,粤港澳大湾区经济高度集中在内湾地区,东岸经济密度高于西岸,经济空间呈现层级分布特征。面向未来,粤港澳大湾区将展现出五大趋势特征,即形成"井"字形空间战略协同框架、圈层向外溢出空间结构、具有影响力的大都市区、网络化分布空间增长极和多层次对外联系新空间。顺应这一发展趋势,可从强化响应速度、平台建设、功能提升、协同联动、要素配置、制度创新等六个方面积极推动粤港澳大湾区空间协同发展。     

镇域经济的转型与升级——以南站周边镇街为例

中国经济已进入都市圈发展时代,这些超大都市周边(郊县、中小城镇等)紧邻的城市化地区已经形成了比较典型的大都市地区经济,而"高站经济"必成大都市地区经济发展的热点.这正是南站周边镇街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作为广佛大都市地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广州南站地区是亚洲最大的陆路铁路交通枢纽,它的10条铁路和轨道线路在这个地方汇集,必将为广佛都市地区经济的发展带来强大的集聚和辐射能力.这一地区基本实现了从农业经济到工业经济的转变,但仍处于从工业化中期向后期阶段转变的过程中;服务型经济已露端倪,但尚未形成主导;传统产业(包括传统服务业)仍占较大比重;"半城市化"的状况还比较明显.南站新城的发展,必须以"高站经济"为主要经济形态,改变半城市化的状况,在这个地区建立一个利益协调的机制、制度或者机构,解决三个区政府,三个行政区,七个镇街之间的这种行政体制上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