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生产的主体特征及模式选择

基于合作生产理论和社会参与理论,构建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生产主体特征及模式选择的理论分析框架,利用社会调查数据,通过潜在类别分析和多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开展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参与不同类型互助养老服务生产的老年人在个体特征、意愿、能力、认知上存在群体特征差异,经济保障能力特征差异不明显。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生产模式可分为全面互助模式、生活-情感互助模式、日常-情感互助模式、低互助参与模式四类;与低互助参与模式相比,老年人对其他互助模式的选择受到个体、家庭、村庄和社会层面因素的影响。建议提高农村专业照护服务供给、重塑农村互助理念、降低互助养老可替代性、释放老年人互助养老积极性。     

老年人参与农村互助养老服务供给的模式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老年人是农村互助养老服务供给的重要主体。本文利用苏冀陕三省农村老年人社会调查数据,采用潜在类别分析方法识别老年人参与农村互助养老服务供给的模式类型,运用多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分析不同供给模式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老年人参与互助养老服务供给的意愿水平整体不高,且对不同类型互助养老服务供给的意愿差异较大;老年人参与互助养老服务供给具有多元化的选择和组合偏好,可分为情感-管理型、情感型、低参与型、低管理型及高参与型5种供给模式;个体因素、经济因素、社会因素和环境因素均对农村互助养老服务供给模式选择有显著影响;建议针对老年人参与农村互助养老服务供给的不同模式,发挥家庭支持作用、健全政府激励机制、加强互助养老宣传,精准引导老年人参与互助养老服务供给。     

老年人家庭经济支持影响因素与城乡比较研究

中国人口快速老龄化,家庭在养老福利供给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基于代际团结理论和动机理论,使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以定量分析方法探讨老年人家庭经济支持的分布状况、影响因素及相关城乡差异.研究发现,全国样本中有53.5％的老年人收到非同住子女的家庭经济支持,农村老年人收到非同住子女经济支持的比例明显高于城镇老年人,但其获得的经济支持额度低于城镇老年人.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老年人是否能收到家庭经济支持受老年人需要结构、家庭结构、社会文化、环境结构以及代际支持交换等因素的影响,且养老金、家庭居住方式等因素的影响在城乡有所不同.保障老年人的生活品质、维持家庭福利稳定供给,政府和社会可以从个体和家庭等不同层面为老年人及其家庭提供必要支持.     

城乡老年人延长劳动参与行为的实证分析——以达州市城乡社区为例

［摘要］本文针对四川达州市城乡400位老年人延长劳动参与行为及其相关因素进行了问卷调查。对调查数据的二维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1. 性别和年龄因素与老年人延长劳动参与行为一般呈正向关联。2. 有无稳定的经济收入来源和基本社会保障（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对城乡老年人是否选择延长劳动参与行为是最为重要的影响因素,其对农村老年人比城市老年人的影响更为显著。3. 老年人延长劳动参与行为较低层次的 “缺失性需求”推动的模式,尚未达到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界定的“成长性需要”阶段。本研究结论的政策含义是,构建城乡居民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核心问题,也是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制度障碍,缩小城乡差距的关键。     

中国农村老年人农业劳动时间的地区差异和性别差异分析

基于中国健康和营养数据（CHNS）,利用混合数据的Tobit模型,探讨中国农村老年人农业劳动时间在地区之间和性别之间的差异。结果表明,老年人的农业劳动时间呈现显著的地区差异和性别差异。从东部到西部,老年人的农业劳动时间逐渐增加,特别是贵州省等西部贫困省份,老年人的农业劳动时间最长。老年人农业劳动时间的性别差异也呈现出地区性的不同,相对而言,中部地区男性老年人农业劳动时间最长,而西部地区,女性老年人农业劳动时间最长。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我国新型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应该按照地区差异、性别差异实行不同标准等政策建议。     

社会资本和个体特征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影响的比较分析

文章从四川省成都市锦江、武侯、青羊、成华、金牛5个行政区抽取了15个社区中的300位老年人进行问卷调查,运用多重回归分析方法,分析了社会资本和个体特征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研究发现:社会资本中的互惠性规则、非正式参与、正式社会网络、正式参与、人际信任和个体特征因素中的健康状况、收入阶层、是否与子女同住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有影响。综合考虑社会资本和个体特征因素时,社会资本的影响程度更大且社会资本的5个因素依然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有影响,但个体特征因素中的是否与子女同住以及收入阶层的影响消失。因此,比起个体特征,社会资本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程度更大,更具持续性。     

职业培训对农村劳动力工资收入的影响

使用“中国老年人健康长寿影响因素调查”（CLHLS）数据,分析了职业培训对农村劳动力工资收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培训对于中国农村劳动力工资收入的影响并不显著。主要是由于有72.04％个体参与的都是简单培训,参与短期培训和正规培训的比例分别只有17．20％和7．53％。因而,今后政策不仅要关注培训的广度,同时要关注培训的效果,特别是加强短期培训和正规培训的力度,提高农村劳动力的基本技能。     

数字鸿沟对农村老年人社会参与的影响

在数字时代与老龄化社会的双重背景下,数字鸿沟对农村老年人社会参与造成的影响亟待关注。基于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运用层次回归和中介效应检验法实证研究数字鸿沟对农村老年人社会参与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鸿沟对农村老年人社会参与有显著负向影响,其中使用沟与知识沟负向作用于农村老年人社会参与,接入沟则正向作用于农村老年人社会参与。数字鸿沟主要通过健康状况、文化资本和社会信任3个渠道影响农村老年人社会参与,且健康状况、文化资本和社会信任均正向作用于农村老年人社会参与。异质性分析发现,相较于女性,数字鸿沟对农村男性老年人社会参与的负向影响效果更大,但在政治参与方面则相反。研究结论可为提升农村老年人社会参与水平、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危机提供参考意见。     

低龄老年人参与积分制治理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以晋江市为研究区域

在全球老龄化现象呈递增式上升的背景下,中国未富先老的国情和乡村振兴的时代要求决定了老年人参与积分制治理具有重要作用。为了探究影响低龄老年人参与积分制意愿的影响因素以及效应,以晋江市H村实施“乡村治理积分制”为研究背景,从农村社区治理责任感知、面子观念和积分制政策感知3个维度来探究决定低龄老年人参与积分制意愿的因素。结果证明:“农村社区治理责任感知”不仅对“参与意愿”有直接效应,还可以通过间接影响“积分制政策感知”对低龄老年人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起推动作用。据此,提出完善政策公开公示机制、深入宣传政策细则以及构建村务民主协商制度等措施,以此来激励低龄老年人参与积分制的意愿。     

影响农村基层青年女性参政积极性的个体因素分析——以广西为例

女性参政行为是女性社会地位的突出体现,参政积极性又是政治参与行为的基础。本文根据以往的研究文献,结合农村青年女性参政的实际情况构建了影响农村青年女性政治参与积极性的理论假设,并通过调查数据和Probit模型详细论证了理论假设中农村青年女性个体内在因素对政治参与积极性的影响。分析发现,职业、受教育程度、经济状况和婚姻状况等等是影响农村青年女性政治参与积极性的个体主要内在因素。     

三孩生育政策下农村老年人互助养老参与意愿的实证分析

随着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剧,农村养老问题成为政府和社会关注的热点,也是三孩政策想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当前农村面临着家庭养老模式功能弱化、社会养老模式保障不足等问题,在此背景下互助养老模式成为解决中国农村养老问题的新出路。为进一步了解老年人对互助养老模式的参与意愿并分析其影响因素,促进互助养老模式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基于西安市357名60岁(含)以上老年人的调查数据,通过解释结构模型(ISM)对老年人互助养老参与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分析。研究表明,影响老年人参与互助养老的因素中,社区人员互动频率、“养儿防老”观念和社区满意度是直接表象因素,生活担忧度是间接中层因素,居住方式和家庭年收入是次间接中层因素,婚姻、生活自理能力、文化程度、子女学历和年龄是根源深层因素; 为解决农村互助养老的发展困局,需要在思想上进一步改变部分老年人“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鼓励引导老年人主动积极参与互助养老,在硬件上完善互助养老基础设施,建立管理者和组织者的竞争激励机制,在内容上扩展互助养老服务范围,不断满足老年人对于社交、尊重和自我实现的需要。     

农村老年人养老风险感知现状与影响因素 ——基于安徽农村老年人福利状况的调查分析

降低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风险是实现农村老年家庭生计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采用安徽农村老年人福利状况的调查数据,考察养老风险感知的总体水平和结构特征,分析传统家庭保障、社会网络保障和社区保障环境对养老风险感知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农村老年人养老风险感知的总体水平较低,分为生存型风险感知和情感型风险感知两个子维度,老年人对于生存型风险的感知水平高于情感型风险;在传统家庭保障因素中,子代提供的经济支持、生活照料和情感支持均能有效降低养老风险感知;在社会网络保障因素中,亲戚支持网络能显著降低养老风险感知;在社区保障环境因素中,国家级贫困村和有村级正式养老机构会显著提高养老风险感知,而社区老年活动场所和医疗卫生机构对于养老风险感知的影响并不显著.     

内蒙古农村牧区妇女政治参与现状分析——基于库伦旗三个嘎查村的调查

本文结合对内蒙古库伦旗三个嘎查村的调查,分析内蒙古地区农村牧区妇女的政治参与状况、问题及成因,认为经济地位、个体素质、制度政策以及传统文化和社会舆论环境对农村牧区妇女政治参与有制约作用,从这些制约因素出发探讨提高农村牧区政治参与对策,提出一些指导性建议.     

公众环境治理参与行为的多层分析

近几年,环境行为研究逐渐成为研究者关注的重点,国内外研究者较多关注公众个体日常环境行为及其影响机制,往往忽视了公众环境治理参与行为。基于CGSS2013数据和中国统计年鉴,构建公众环境治理参与行为的影响因素嵌套模型,对中国公众环境治理参与行为从微观和宏观层面进行分析。研究表明:在微观个体层面上,居住在农村的居民环境治理参与行为较多,教育水平较高的公众实施较多环境治理参与行为。媒体使用、环境污染感知、政治参与及政府信任对公众环境治理参与行为有促进作用。在宏观省级层面,经济发展、产业比重合理调整可以激发地区公众平均环境参与行为,在经济稳步增长的前提下,垃圾清运量的增加和PM2.5浓度升高,会促进地区公众平均环境治理参与行为。     

社会参与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研究

文章选用2018年“中国老年健康长寿影响因素跟踪调查”（CLHLS）数据,以逻辑回归模型和倾向得分匹配法综合分析社会参与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及其城乡差异。研究表明,社会参与能够提高老年人身心健康水平。在自评健康与身体健康方面,相比于农村老年人,社会参与对城镇老年人自评健康和ADL的提升作用更大,但在IADL方面的影响较弱。社会参与能够更有效缓解城镇老年人的抑郁,对农村老年人的认知功能有更积极的影响。在鼓励老年人积极投入社会参与的基础上,重点关注城乡社会环境差异,努力实现城乡共同发展。一方面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以及加强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为农村老年人开展社会参与提供政策和物质支持;另一方面改善城镇环境,以社区为依托,为城镇老年人构建良好社交环境与“半熟人”社群。     

老年人住房满意度及影响因素分析——以北京市为例

基于2015年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北京数据,探讨老年人住房满意度和影响因素。总体来看,大部分老年人对调查时住房条件持满意或一般的态度。农村老年人的住房满意度好于城市,北京市周边区县好于市中心;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的住房满意度先升高后降低。此外,老年人个体因素中的年龄、城乡、经济和健康状况以及住房条件中的建筑时间、适老化程度和产权状况显著影响老年人的住房满意度。基于此,要在保障"老有所居"前提下重点关注城市老年人的居住状况和住房条件,尤其应优先对高龄老人的住宅进行适老化改造。     

我国会计准则执行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会计舞弊理论的视角

如果没有企业对会计准则的有效执行,再完美的会计准则也是形同虚设.基于企业舞弊理论,从企业组织维度层面分析,影响会计准则执行的因素主要有:企业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制度未能有效运行、内部公司治理机制缺失、企业文化缺失;从个体维度层面分析,影响会计准则执行的因素主要有:行为人承受不正当的压力、行为人道德缺失和管理者的过份自信行为.     

多层次社会资本与农村老年人健康状况

文章分析了农村老年人多层次社会资本内涵,将其划分为个体家庭结构型、个体家庭关系型和个体家庭认知型社会资本,村庄公共社会资本和村庄团体社会资本,通过OLS回归分析方法检验了多层次社会资本对农村地区老年人生理、心理健康状况的影响关系,在此基础上考察了多层次社会资本对东、中、西部省份农村老年人生理、心理健康的影响,并对全样本回归分析结果进行检验。结果表明:①多层次社会资本对农村老年人健康状况具有显著促进作用。②多层次社会资本对不同省域间农村老年人健康状况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别。③村庄公共社会资本对农村老年人心理健康水平和东、西部省份农村老年人生理健康水平具有显著影响,村庄团体社会资本对中部省份农村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具有显著影响。     

居民健康自评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上海社区的实证调查

本文基于上海社区随机抽样的问卷调查,借以初步了解社区居民的健康现况,以期深入剖析影响社区居民健康的主要因素,助力健康社区建设.调查表明,从社区方面而言,社区是否具有体育或健身设施、社区是否经常组织健身活动和社区教育均是影响身体健康自评的重要因素;从个体层面来看,个体是否经常参与社区文化活动、参与社区文化的收获,以及是否参与社区教育显著影响居民心理健康自评.因此,社区居民的健康是个体和社区双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提升社区居民健康应主要从这些方面着手,改变传统的依靠加大社区医疗卫生设施投入来改善居民健康的政策倾向,是健康社区建设的重要依据.     

中国农村劳动力外出的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从个体、家庭、社区和制度等多个层面,利用人口迁移理论对中国农村劳动力外出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系统分析,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劳动力外出决策模型(Probit模型),对提出的假设进行了实证。主要结论是:农民外出决策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对农民个体来讲,劳动力外出行为首先表现为人力资本竞争选择的结果;对于农民家庭来说,家庭相对剥夺感和市场流动性差增加了农民外出务工的可能性,新经济迁移理论在中国是实用的;对于家庭所在的社区来讲,一个基础条件好和社会网络资本丰富的社区有利于推动农民外出,但过高的非农产业发展水平会降低本地劳动力外出的可能性;从制度层面讲,城乡二元结构及其相关的制度变革对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产生了根本影响。因此,加快农村劳动力流动转移的关键是要提高农民人力资本、改善农村发展条件和改革不合理的二元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