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真教寺始建于何时

今杭州真教寺,与泉州圣友寺、广州怀圣寺合称中国沿海伊斯兰教三大古寺。因真教寺原来的建筑布局形似风凰,故俗称“凤凰寺”。此寺建于何时,众说不一。1981年出版的《宗教词典》在“真教寺”条目下写道:“一说建于元世祖至元十八年(1281),一说为元延佑(1314——1320)年间回回大师阿老丁所建。”丁瑞华撰《杭州凤凰寺与回民生活》文称:“相传杭州的凤凰寺建筑于唐代武德年间(618——626),一说是贞观元年。”(《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十六辑第154——155页)唐建说与元建说之间相差年代竟有七百年。孰是孰非,兹略抒己见。     

元代佛教与基督教关系考

元代统治者对宗教持开放和包容的态度,所以佛教在此获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基督教也在元代第二次传入中国,此时传入我国的基督教各派被统称为也里可温教.对于已在宗教领域占据了重要地位的元代佛教来说,也里可温教的快速发展便成为其排挤的对象.但由于历史资料的散失,对于元代两教的交涉,可以查证的史料非常有限,本文仅就有限的资料线索举例三个著名的事件以考究元代时期佛教与也里可温教的交涉状况.     

管军上百户张成

读《满洲金石志》,党元代的张成,在对黑龙江下游地区的开发上,功不可泯,是一位值得纪念的历史人物。 张成,湖北蕲州人,’在元朝政府任职,为敦武校尉管军上百户,曾被派遣到“黑龙江之东北极边”屯田镇守。他的墓碑清楚地记录了他参与元朝政府对黑龙江下游地区经营管理的史实。 黑龙江下游,元代归水达达路管辖。《元史·地理志》记载:其“土.地旷阔,人民散居。元初设军民万户府五,抚镇北边。……分领混同江南北之地。……设官牧民,随俗而治”。五个万户府就是胡.里改、桃温、斡朵里(怜)。脱斡怜、孛苦江等。当时的混同江包括现今松花江及松花…     

新教徒民间生活一瞥

当今世界,有140多个国家和地区,2千多个民族,约30亿人信仰宗教。在我国,宗教文化将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乃至今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存在和发展。其中新教(在我国亦称基督教)近年来发展尤快。据统计,我国新教徒1982年为3百多万,1988年已超过5百万。世人对新教徒的了解,通常是看到他们在教堂做礼拜,或偶有公开集会。但是,还有相当部分的新教徒过着“隐迹藏行”的宗教生活,他们一般不到“官办”教堂做礼拜,也不参加公开的宗教活动,更没有公开声称自己是个基督徒,他们自有“民办”的     

关于海西、海西江和海西女真

海西之名,起于元代。《元史·世祖本纪九》载:至元二十年(1283年),“以女真之地,置海西辽东道”,并置海西辽东道提刑按察司,“按治女真、水达达部”。这是以地域而划分居民的名称,即所谓“居海西等处者为海西女真”(《大明会典·礼部·东北夷》)。     

元太祖——成吉思汗

成吉思汗，蒙古民族的杰出领袖，全名奇渥温·孛儿只斤·铁木真，男，蒙古族，1162年5月31日生，属相马，中蒙东北部交界的大兴安岭与不儿罕山地区人。1206年，即位大蒙古国国王大汗，号称“成吉思汗”。他结束了蒙古高原长期混战的局面，使蒙古部落走向统一和强大；是中国元朝的开国皇帝。     

金代特林佛教文化考

在黑龙江下游,恒滚河(今阿姆贡河)口对面的特林村北,有明代修建的永宁寺遗址,这是众所周知的。而特林之地。在古代历史上称作奴儿干,在元代文献中已经多次出现。《元一统志》和《明一统志》都说奴儿干城,“元废,城址犹存”,为“辽金之旧”。在元代之前的金代,特林既属其管辖之内,那么有没有当时的文化遗存呢?如果有的话,那是在什么社会背景下出现的呢?本文,试图从金代文献中,为特林已发现和将来可能发现的金代佛教文化。考寻若干线索。一 1675年至1676年,曾作为俄国使节而到中国的斯帕法里,在其所著《中国记》(喀山,1910年版)一书中写道:“20年前,我国哥萨克曾在阿穆尔河沿岸及其河口处,同中国人打过仗。据他们所述,从阿穆尔河上行     

朱棣对蒙古各部的均势政策与五次北征

学界对明代战争的研究,已称硕果累累,但明初与蒙古各部的关系,却一直未引起注意,这与整个明史研究是不相称的。为弥补这一不足,并对明代抗击瓦刺战争的由来给予说明,特作此文,深望各位专家教正。1 公元1368年(元至正二十八年,明洪武元年)农历闰七月二十八日,明军攻占通州,迫近大都,元朝皇室乘夜逃出建德门,仓皇北窜。元朝在全国的统治被推翻了。但以元顺帝妥懽贴睦尔为首的统治集团仍以和林(今乌兰巴托西南)、应昌(捕鱼儿海附近’)为中心,在漠北草原建立了新的统治,仍号“元朝”,史称“北元”。北元统帅扩廓帖水儿(汉名王保保)拥有重兵,时常伺机袭扰中原军民,成为洪武时期最大的边患。对此明太祖朱元璋多次致函元帝,遣返北元战俘表示友善,暗中则调集     

丁韪良在宁波十年宗教活动述评

丁韪良(W.A.P.Martin)是近代来华西方基督教传教士中一位影响较大的代表人物。曾以所谓布道“先驱者”,中国近代教育的“奠基人”,清政府的国际法“顾问”和多产的“汉学家”而著称于世。西方学者至今还认为他是十九世纪最后三十余年间仅次于赫德(R·Hart)的在北京的影响最大的外国人。他从1850年到中国,至1916年在北京去世,长达六十余年,几乎以毕生的时间和精力在中国从事各种活动。本文主要评述丁韪良来华最初十年在宁波的宗教活动,这对于研究近代早期西方传教士和基督教会有一定的意义。     

明初对黑龙江上游地区的统一

洪武元年(1368)八月,明军攻克大都(今北京),推翻了元朝的统治。次年六月,元顺帝妥懽帖木儿由上都开平(内蒙古正蓝旗东20公里闪电河北岸)逃至应昌(内蒙古克什克腾旗西北达里诺尔北),临时建都于此。洪武三年四月,元顺帝死于应昌,其子爱猷识里达腊退据和林(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后杭爱省厄尔得尼召北)仍用元国号,建立“北元”政权,以与明朝相抗庭。在西北甘肃一带有扩廊帖木儿,在东北有几支元朝残余势力:辽阳行省平章刘     

论张养浩散曲的艺术精神

张养浩(1270—1329）,字希孟,号云庄,别号“齐东野人”,山东历城（济南市）人,元代著名政治家和文学家。诗歌集有《归田类稿》二十四卷,先后被收入《永乐大典》、《四库全书》之中;散曲集有《云庄休居自适小乐府》,收录小令161首,套数2首。元代立国之后,有七十多年不开科举,堵塞了知识分子政治上的唯一出路,大量读书人的报国之心无以实现,“蒙古用人,以国族勋旧贵族子弟为先”①。经济上蒙古贵族、僧侣和地主富豪联合统治,又造成广大知识分子“九儒十丐”的困顿处境,他们既不甘愿沉沦于社会最底层,又没有形成强大的反叛力…     

元代“管水达达民户达鲁花赤之印”

1976年6月18日,在黑龙江省阿城县阿什河公社白城二队的金上京故城址内;发现一方元代初期的官印。此印铜质、印面正方形,每边长6.3厘米,长方形柱状钮。正面铸八思巴文,印背右侧刻“管水达达民户达鲁花赤之印”十二个汉字,为八思巴印文的汉译。左侧刻“至元十五年十二月日”、“中书札部造”。 “中书”是中书省的简称,为元代中央政府的最高行政机构,下设吏、户、礼、兵、刑、工等六部。礼部的职掌之一是“符印简册之信……悉以任之”。至元是元世祖忽必烈的年号,十五年即公元1278年。这方官印是在元初忽必烈时由中书省下辖的利部所铸造、颁发…     

“金胶州”的古城记忆

胶水名,现称胶河,起源于胶南,几经改道、并流后汇入大沽河,在胶州辖区注入胶州湾。汉时的胶西、胶东即据此命名,最初的治地在胶河东岸(现高密境内),后行政治所东移至胶州境内,至蒙古太祖二十二年(1227年)置胶州于胶西县,领胶西、高密、即墨,即现在的胶州市。至明清,均称胶州。民国二年(1913年)改胶州为胶县,1987年更名为胶州市。     

明清时期的杭州商业经济

明清二代杭州城市包括府城、附郭仁和(东北)、钱塘(西南)两县县城。明初由于元末战争的影响,城市经济遭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经洪武至宣德近70年的恢复,至弘治正德(1488-1521)间杭州城市经济已趋向发展,成弘间“物产之富……商贾货财之聚,为列郡雄。”成化七年恢复钞关。嘉靖三十三年(1554)倭寇大肆焚掠,城市经济受到很大影响,人口迁徙,街巷冷落,有的地方出现了“草深尺余”,“狐兔为群”的萧条景象。万历时经济又呈现了空前的繁荣,史载:“舟航水塞,车马陆填。百货之委,商贾贸迁,珠玉象犀,南     

元至元十九年大都路“履亩收税”发微

元世祖至元十九年,元政府在大都路核查隐漏土地,目的在于"履亩收税"。这次税粮政策调整的原因之一在于权贵豪右隐匿人口、影占土地,导致按丁收税政策大打折扣;阿合马被杀后上台的和礼霍孙儒治集团"抑兼并"的道义追求则直接促成了这次土地核查。这一措施虽然最终不了了之,但对元代经济影响深远。首先是使得统治者放弃了北方经济政策的自我调整,而把希望寄托在掠夺江南这一层面;其次是为后来的"延祐经理"提供了一个可供参照的样板。     

简论战后日本对蒙外交的演进

二战后,日本与蒙古人民共和国(1991年改称蒙古国,以下均简称蒙古)的外交关系,主要经历了三个时期:50年代后期至70年代初为以民间交往为主导的低层缓慢发展时期;70年代初至80年代末,双边关系正常化,有进展,有突破,但日本在对蒙关系上的表现并不十分积极;80年代末以来,日本对蒙外交的态度与前两个时期截然不同,表现积极主动,进展突飞猛进,以经济援助作为对蒙外交的主要手段,并掌握了国际社会对蒙援助的主导权,企图以此取代前苏联和俄罗斯在蒙古的势力影响。从日本对蒙外交的战略来看,80年代末,由“经济外交”转向“政治大国外交”,政治外交色…     

元青花瓷:多元文化融合的艺术瑰宝

唐代晚期青花瓷就已产生,为何宋代几近湮灭,元代却迅速成熟,居瓷之冠绝?本文认为这是元代特殊历史背景下多元文化融合的结晶。蒙元统治者对蓝白两色的尊崇以及伊斯兰诸国对蓝白两色的价值认同是元青花瓷得以迅速发展的意识形态基础。对中华传统文化和艺术精神的顺应、继承和光大,以及对西域和伊斯兰文化的借鉴和吸收,是元青花瓷成为国之瑰宝、瓷之奇珍的文化根源。     

“十字架”前的沉思

也许，可以不叫“潮”和“热”，信仰宗教的人数剧增却是今日中国大地的一个客观事实。教堂钟声敲响，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信徒从四面八方向教堂涌来，十分沉醉地唱着赞美诗，低眉顺目地画着十字，极为虔诚地向上帝祈祷……据有关资料统计，全国基督教徒现有420万，天主教徒350万，伊斯兰教徒1400万，佛教徒950万，教徒人数在全国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虽然不大．但绝对数并不小，约有2千万之多。随着“信教热”的升温，儒教者由“白发”多、文化层次较低变成年龄趋轻、层次趋高的现象。据开赛因沈阳币委调查，在立市6500多sg舀徒中，责年入…     

关于明初兀良哈三卫的几个问题

一、兀良哈三卫总称的由来 日本著名蒙古史学者箭内亘《兀良哈三卫名称考》一文,最早考证了兀良哈三卫总称和泰宁、福余、朵颜三卫各自的名称。关于三卫的总称,他写道:“明代为北方祸源之一部族,名兀良哈者,其名实为乞儿吉斯、兀速、憨哈纳思三部,由唐努山以北。东迁以前,彼等或彼等以外几多部族的总称。其后经元代而传于明代者。”①元初,乞儿吉斯、兀速、憨哈纳思三部居住在唐努山以北,今叶尼塞河上中游地区。《蒙古秘史》称之为“林木中百姓”,拉施特《史集》称之为“森林兀良哈”。箭内亘先生认为,总称三卫的所谓兀良哈,乃是居住在这一…     

元代礼失百年与明初礼制变革

朱元璋一改历代因袭前朝礼制的传统,开国之初即弃元礼不用,而另谋擘划一代礼制,有其特定的历史情境。元明之际“华风沦没、彝道倾颓”的礼俗现状使传统社会的伦理秩序受到严重挑战,不仅为朱元璋的礼治宏图提供了反面借鉴,也使他深刻地认识到礼治的治政作用,从而将礼治推到“国之纪纲”的政治高度,并且属意于创立一代礼制。朱元璋的制礼思路主要是因袭前代之制,稍加损益以合时宜,但元代五礼皆以“国俗”行之,带有浓厚的蒙古特色,严重偏离了历代相承的“礼统”,不堪新诞生的汉族政权袭用,构成明初礼制变革的根本原因。自元礼观之,明初礼制变革是种断裂,但以周汉唐宋以来的“礼统”观之,明初礼制变革是对元代礼失百年的一种反正,又是一种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