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社会工作的本土知识生产研究——基于西方现代文明与中国乡土情境的建构

中国的农村社会工作实质是西方文明与中国乡土社会交融的缩影，呈现了中西文化的碰撞，在实践中建构起具有本土特性的农村社会工作知识体系。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和当代中国农村在有识之士带领下所进行的探索性尝试，为农村社会工作的发展积累了实践知识。西方社会工作理论体系在当代的“结构化”与“关系化”转向切合中国乡村的实际情况，可为中国农村社会工作知识体系的构建提供系统化理论基础。研究发现，中国农村社会工作本土知识的生产受到精英群体的引导、乡土情境的建构、全球化格局的融通三大机制的影响。此外，还应关注农民主体性的发挥与社会工作专业性的保障，提升发展的持续性与落地的有效性。     

乡村振兴背景下社会工作介入社区治理探讨

本文首先分析了乡村振兴背景下社会工作介入社区治理的有关概念;其次以实现农村社会工作价值的实践场域、农村社会工作价值实现的本土进路探究出乡村振兴过程中农村社会工作的价值实现路径;最后明确提出了乡村振兴背景下社会工作介入社区治理措施,其中包括围绕“生计、生态、生力、生活、生命”五大方面;围绕“微治理”的现实进路等,以供参考。     

专业嵌入治理：边疆地区社会工作机构的实践智慧

鉴于特殊的“边疆社会”问题，社会工作机构参与边疆社会治理具有因地制宜的区域特征。边疆场域中政府与社会工作机构互动的实践表明，在促进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的具体行动中，社会工作自身的专业优势从制度、认知、行动三个方面逐步嵌入政府社会治理的过程中，在治理目标、治理价值、服务内容上实现了工具化与专业化的契合，呈现了中国本土社会工作机构的实践智慧。     

内源性发展范式中社会工作本土化的路径选择

中国社会的急剧转型呼唤着中国社会工作的本土化,基于学科本土论的思考,中国社会工作发展应走“建构本土特色”与“超越本土特色”相结合的道路,以加快专业社会工作的中国化步伐。走内源性的发展道路是解决当前困境,实现社会工作本土化的有效途径,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既尊重传统的资源又立足于现实的改革。     

社会发展视角探索社会工作的本土化策略 ——以南非建构发展性社会工作体系的路径为例

中国社会工作发展正处于社会工作普适化和本土化的十字路口。本文分析了南非在反思殖民主义的社会治疗模式的基础上,以社会发展视角重新建构本土化的发展性社会工作的专业使命、理论知识、干预策略、技能与价值体系等策略。最后,文章提出了在建构立足中国本土的发展性社会工作时,应以社会发展定位专业使命,整合扶贫与社会发展,联动发展性社会福利政策,开发多重社会工作干预模式,创新社会福利的多元治理,创新社会服务提供的治理机制,教育科研体系的去殖民化以及行动研究进行社会工作理论和实务的创新等策略。     

迈向“互构实践”：西方社会工作实践理念转型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西方社会工作实践理念经历了从“权威为本”向“证据为本”再向“互构实践”的转型过程,社会工作专业知识与实践之间的关系从“割裂性”转变为“更深层次的融合”,逐步迈向“互构性”动态结构,这为解决我国社会工作在知识体系和理论建构上存在的诸多问题提供了一些启示。基于此,本文首先梳理了西方社会工作实践理念的历史脉络,总结分析西方社会工作理论知识建构与实践之间的历史互动关系以及“互构实践”发展趋向;其次,解析了“互构实践”的三层意涵,探讨了“互构实践”的核心理念及其相互关系,发现“知识”与“实践”的“互构性”关系建构促成了更深一步的方法综合与行动反思;最后,结合国内研究与西方经验,总结了树立促进“知识”与“实践”之间深度融合的意识、拓展基于“主体性”与“社会性”的本土反思性知识结构、发挥“专业知识共同体”在长时段、持续性实践过程中的角色功能等启示,以期为中国社会工作知识体系整合与理论建构提供一定的借鉴。     

“网格化+数字化”乡村综合治理的运行机制与实践机理——基于F省Z市“数字坂里”平台建设的实证考察

我国基层综合治理历经了从关注“社会治安”到关注“社会治理”的范式转型。作为农村基层维稳和秩序建构的现代化产物,网格化治理在推进社会管理机制创新的同时也在不断深化“中国之治”理论体系的建构。数字技术的嵌入改变了乡村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为乡村网格化治理创新开辟新的视野。本文将网格化治理研究置于数字化转型的宏大场域,以F省的“数字坂里”平台建设为研究对象,系统剖析“网格化+数字化”乡村综合治理的运作机制和实践机理。技术赋能背景下,“网格化+数字化”乡村综合治理呈现治理过程的可视性、条块联动的有效性、公众参与的实质性和治理导向的服务性等基本特征。“网格化+数字化”乡村综合治理的有效运行在于接诉即办促进流程简化、权限放开推动广泛参与、自动提醒助力有效落实、在线督查倒逼质效提升、全程留痕赋能考核细化。此外,“网格化+数字化”乡村综合治理的有效实现需要刚性与柔性的有机结合、技治与人治的互促共进、考核对行为的有效激励、行政与自治的互嵌共生以及维稳转向服务的导向革新。     

人本主义视角下社会工作理论本土化的困境与建构

准确把握社会工作理论的思想内涵及发展定位有利于在新时代下推进社会工作的进一步完善。人本主义理论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关注人的自由与发展。新时代背景下我国本土化社会工作新的发展方向应当是以提升人的价值,促进人的发展为基础。人本主义理论在本土化过程中的困境根植于中国社会工作实践的经验、社会环境和本土意识之中,存在本土文化和社会工作实践的双重困境。因此,要从人本主义视角出发建构本土社会工作的价值观,深入理解和把握社会工作的实质,通过嵌入本土情境,构筑社会成员获得社会保护的理论基础,建构本土化的社会工作理论。     

集体社会工作：基于中国贫困治理实践的方法创新

当前,社会工作领域个案、小组及社区工作这三种现有方法无法实现对贫困群体生计治理的有效介入。而将服务对象组织成一个“集体”,使服务对象共担风险与利益,进而再付诸各种专业方法的“集体社会工作方法”,能够使服务对象在“集体”的帮扶下,在真实的风险压力和利益激励下参与生计运营,从而有效改变传统的思想观念与行为习惯,摆脱贫困状态。我国民国时期社会学的乡村建设学派在其乡村建设实践中开展的农民合作社建设与农民学校建设,就是集体社会工作方法的早期探索,当前社会工作介入农民合作社建设的实践也表明了集体社会工作方法的有效性。同时,集体社会工作方法不仅适切于贫困群体的生计治理领域,它以将服务对象建构成“有组织的整体”为基本特征,更能够面向一般性服务对象开展介入服务。     

新时代“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的理论逻辑与实践机制

新时代治理环境发生重要变化,乡村自治、法治和德治已具备融合的条件。“三治融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是国家和社会关系变革外部驱动、乡村治理结构内源优化和围绕着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价值立场生成的新逻辑结构,其实践机制总体包括促进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深度融合、推动乡村治理结构整体优化和实现乡村治理目标系统转化三个维度,具体路径是推动政府联合社会力量在建构制度供给与内生秩序的联通机制、形成振兴乡村的现代化治理体系和设计治理民生化为导向的政策方面深入推进“三治融合”的基层建制。“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体现出自我革新的制度特性、治理价值的全方位性以及实践布局的系统性,具有克服现代社区民主治理悖论的现实意蕴。     

我国农村社会工作的综合性及其发展 ———兼论“大农村社会工作“

我国迫切需要发展农村社会工作,改善基本民生、服务弱势群体、促进乡村社区发展是其基 本任务。农村社会工作面对的问题具有综合性,社会工作的服务和干预也相应地具有综合特征。农村 问题和社会工作的综合性呼唤“大农村社会工作“,即坚持专业理念、灵活运用专业方法,对社会工作任 务进行综合考虑和界定,直接服务与增强权能相结合,专业方法与本土方法相结合,协同多方资源服务 农村居民和社区发展。农村社会工作的发展需要政府切实实施相关制度和政策,也需要社会工作者能 力的提高。     

我国社会工作的合法性困境及其路径重构

近十余年来,我国政府大力推动社会工作发展,然而,在实践中社会工作合法性依然频遭质疑,这折射出社会工作合法性具有多维理论意涵及实践特征。基于对既有理论与实践的批判性反思,本文从规制合法性、认同合法性、实效合法性三个维度建构了社会工作的合法性框架。高校、政府、社会工作者通过由外而内的知识引入、自上而下的制度建设、从无到有的职业实践初步建构了社会工作合法性。然而,社会工作合法性依然存在非均衡性与非系统性、认同缺失与文化隔阂、脱离民众与成效不足等问题,导致其形成“悬浮”式实践逻辑。这就需要助推社会工作合法性从“悬浮”迈向“扎根”,通过以社会建设为导向,优化社会工作制度生态;增进文化与社会认同,促进社会工作本土适应;扎根日常生活实践,切实发挥社会工作的服务功能,以重构社会工作合法性,实现社会工作助力共享发展型社会建设的当代使命。     

迈向社会建构性的专业化方向——关于中国社会工作专业化道路的反思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开始恢复和重建专业化的社会工作体系,当中一直存在着的本土性工作和西方专业化工作的争论,社会工作教育和社会工作实践分离。进入21世纪以后,社会工作专业化进程开始加快,表现在社会工作教育体系迅速扩大,社会工作职业资格和注册制度开始出现,社会工作实践领域在扩展。当前,社会工作界的担心已经由如何发展转变为如何规范的问题。或者说,专业化进程已经进入到规范设定界限的状态,关注社会工作的专业纯洁性、社会地位和职业声望。本文从社会建构主义的角度,提醒在专业化初期,大家的关注重点应该由专业化规范回到拓展专业实践领域上来,推动务实的社会工作专业发展。      

社会工作者的“反思性专业性”与核心职业能力——对“反思性社会工作理论”的解读和思考

社会工作能否被称为一门科学和一种职业？它的科学属性和社会功能是什么？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如何构建社会工作的“专业性”和“质量”？反思性社会工作理论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对社会工作进行以下理论阐释和科学定位:社会工作既是一门职业化反思科学,也是一种反思性职业。社会工作科学/理论属于反思理论,有别于常规的科学理论。基于这一科学理解,反思性社会工作认为,处于社会工作职业核心地位的,不是科学知识,而是专业行动。社会工作的“专业性”和“质量”只能通过“专业行动”得以体现。而“专业行动”受制于各种内部和外部结构条件,构建专业行动“质量”的决定性核心要素是“反思性专业性”,它强调一种辩证性、结构性、系统性、互动性的“反思意识”和“反思能力”,比如“相对看待知识与能力”“关注社会工作者与案主互动”“辩证理解理论与实践关系”“在社会环境框架下理解案例工作”的反思视角。由此“反思性专业性”成为构建“社会工作服务质量”的核心要素！“反思能力”成为社会工作者的核心职业能力！反思性社会工作理论思想对推动中国社会工作扩展理论视角、提高实践质量、促进职业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     

“曲线型”嵌入：社会工作机构参与社区治理的过程逻辑

社会力量参与社区治理是新时代的重要特征。以南京市A社区政府购买项目为例，从嵌入理论的分析视角出发，重点考察了社会工作机构参与社区治理的过程逻辑。研究发现，社会工作机构主要通过“政治—行政—专业”三维路径嵌入基层社区治理，并呈现出“浅层、深层、逆向、有机”的曲线型嵌入过程。在浅层嵌入阶段，主要通过前期摸排、活动策划和需求调研等方式，赢得社区信任并建立初步关系；在深层嵌入阶段，重点通过专业知识运用、党建品牌融合、服务平台搭建等方式，促进机构与社区关系向深层次发展；在逆向嵌入阶段，由于“政治话语”与“专业话语”主辅关系的不断摩擦，社会工作服务出现了“表演性”和“迎合性”的脱嵌问题；在有机嵌入阶段，通过成立机构党支部、挖掘社区骨干力量、发挥专业服务等方式，逐步呈现出互信互利的发展态势。因此，为推动社会工作机构与社区治理从“嵌入性发展”走向“融合性发展”，可进一步在“政治—行政—专业”三大维度强化关联与融合。     

阐释与激活:社会工作理论的实践逻辑演进与本土化探究

实践性是社会工作专业的核心特质,社会工作理论试图将专业理论建构与干预方法的实践性结合起来。研究从实践逻辑出发,对西方社会工作理论做出另一种阐释,认为其经历了病理学实践取向、社会与结构实践取向和生态增能实践取向三个逻辑转向阶段,这种发展逻辑展现出社会工作理论的应用张力,为中国本土社会工作实践提供了国际视角。根植于西方社会价值与文化的社会工作理论在中国的实践运用中依然面临着诸多的困境。研究尝试以互构为切入点,从文化、制度和实践激活三个角度构筑一个能动的、生态的本土化交互策略,挖掘中国社会工作本土的实践智慧,提出了一个以全球思维和本土行动为核心的中国社会工作理论本土化策略。     

“协作者”的企业社会工作服务实践与创新

本土企业社会工作要想有效应对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带来的挑战,必须跳出传统企业社会工作局限于企业内部工作关系与工作环境建设的思维模式,将企业社会工作服务置于社会融入的视角和社区发展的框架下,创新服务理念与方式,构建多元化的社会支持系统,既是本土企业社会工作服务的需要,亦是对社会工作实务与理论的丰富与发展。文章从实务工作的角度对"协作者"10年来的本土企业社会工作专业实践探索进行了总结:创新企业社会工作服务理念,还原增强农民工和企业的服务主体角色、创新企业社会工作服务方式,构建多元化的社会支持系统、创新企业社会工作教育倡导模式,促进社会各群体的融合与参与、创新企业社会工作专业建设模式,推动社会管理与服务创新。并对企业社会工作的主要伦理困境——如何在商业利益下衡量企业社会工作的服务价值,处理多方利益冲突,提出了独到的见解。     

社会工作本土化:社会工作本土知识建构如何可能

社会工作本土化是社会工作理论发展和实务推进中的一种自觉的群体性的学术取向和实务导向。社会工作本土性知识的合法性建构表现在:文化价值观念关联、话语过程与价值性合理性对话,意识形态、政治实践过程与合法性辩护,地方性知识、本土经验反思性与有效性建构。其知识建构原则体现为:契合本土经验和满足现实需求原则,与西方知识沟通与理性对话原则,本土文化资源发掘、开发传统与超越传统的原则。其知识建构路径表现为:"本土性契合"和"结构性亲和",文化主体意识自觉、自主性实践和反思性建构,以"认同问题"为核心和创造性转化,实现理论建构中的历史—文化嵌入性。实现社会工作本土化,需要经由创造性转化的符号资源、社会表征系统和价值系统,构建中国文化系统下的社会工作的意义生成方式、言语的有效性基础、意义生成规则和社会干预策略。     

政党整合、群众路线与村治创新

乡村善治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石。当前乡村社会关系的快速变迁与村民自治制度的准科层化倾向不利于政党政治的社会化基础建构,易造成执政党在乡村场域中的关系边缘化和治理悬浮化,消解这种边缘与悬浮风险的核心在于建构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的“双向整合-理性嵌入”的践行群众路线的新机制。一方面,通过组织结构优化、精英下沉与精英吸纳以及选择性激励强化党的内部整合;另一方面,通过组织、制度和价值的多维理性嵌入的方式整合乡村社会,在嵌入的过程中建构以群众为基础的治理资源、提升基层社会的治理技能以及培育村庄的政治社会化意识。在通过此机制综合分析农业农村部推介的乡村治理典型案例过程中,归纳出政党整合在村治创新中的核心价值是形成以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为轴心、村庄多元主体有机参与的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此外,这种“双向整合-理性嵌入”机制的功能发挥依赖于村庄集体经济的发展、乡村简约主义治理的激活以及理性服务型政党的建构的三重支撑。     

“国家化”视角下政党整合乡村治理的建构理路与反思

如何解读现代国家建设的中国道路,需要梳理中国共产党整合乡村治理的历史进程,从中把握政党、国家、社会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变化,将政党拉回到理论分析框架之中,走出当下基层治理研究迷思。由此反映到乡村治理结构上就是一个“国家化”整合过程,以政党为主导力量实现组织国家与组织社会的双向建构,并从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个维度建构现代乡村社会秩序。纵观乡村治理结构变迁历程展现出由一元到多元、由人治到法治、由集权到分权的总体发展趋势。再经历了革命化延续的全能主义时期、村民自治的行政化阶段,政党不断强化自身公共性、有效性、回应性使乡村治理逐步进入到党建引领、多元合作阶段,依然需要处理好传统与现代、自治与行政、分化与整合之间的紧张与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