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对亚里士多德伦理正义思想的重构

亚里士多德政治哲学的主题是个人和城邦共同体的善,个人与城邦共同体的和谐完善状态具有“伦理正义”的理论旨趣。与古希腊哲学崇尚至善的伦理正义不同,“市民社会正义”注重守护个体权利,从而丧失了共同体的崇高性目标。为了扭转市民社会的私利性,黑格尔诉诸伦理国家解决个体利益与公共善的矛盾,但他只是阐发了国家的形式主义。经由对黑格尔哲学的反思,马克思通过市民社会批判重构了亚里士多德的伦理正义,将伦理正义的实践主体由精英群体扩展为无产阶级,无产阶级通过社会革命颠覆雇佣劳动实现自由劳动,最终在自由人联合体的伦理共同体中实现伦理正义。马克思的正义观超越了狭隘的分配正义和法权正义,是建立在个体和共同体善的基础上的具有终极关怀的伦理正义。     

孤立他人——起源、机制与演变

孤立他人行为是生命自组织排异机制的异化。现代社会的孤立演化为日常政治博弈模式,更普泛的孤立是隐性的心理活动。这是一个迄今未能揭露与反思的深层社会哲学领域。孤立的核心是人格贬斥,由此指示了当代社会科学核心概念的“社会排斥”的深度起源。孤立异己的群体习俗压制自由个体人格与创新,并导致共同体帮派化与封闭僵化。反思与揭露孤立反现代化性质,同时指向中国现代化“和谐社会”目标的制度机制建设。现代社会分工与市场交换,包含着偏重于个体竞争的流行理解所忽略的伦理涵义：基于现代社会功能分化和个性解放所形成的差异性,不仅激发竞争,而且在个体之间形成了互补依赖和相互吸引的内在团结需要。以信息交往为核心的当代社会将这一方向提升为普遍依赖机制。自由人格个体的现代理念并非个人主义,而是社会集体凝聚力与创新生命的内在机制。排斥性孤立及其封闭共同体从而不再拥有现代化制度基础。     

从伦理的视角谈现代婆媳关系问题

婆媳关系在现代中国社会已经实现了根本转型,由传统的"婆强媳弱"到现在的基本平等,甚至在一些家庭中还出现了"婆弱媳强"的局面。这种婆媳关系的转型和整个中国社会的转型分不开,其中的伦理变革就是一个重要因素。在现代社会中,孝伦理出现了衰落,传统的共同体伦理转变为现代的个体伦理,资本伦理也不断地冲击着传统婆媳关系,这一切都导致传统婆媳关系的完结。这种转型整体上是进步的,但也出现某些失衡,婆媳之间仍然"战争"不断。在当前解决这一难题,重建社会主义新型婆媳关系伦理是必可不少的。这种新型伦理要求婆媳之间要懂得宽容、尊重,婆媳都要具备责任意识。     

论个体法律主体建构的三重维度

主体是西方理性主义哲学的核心范畴，法律是理性的化身，法律主体因而具足了理性的属性。法律主体的多层次性，为理解其内涵及其行为带来了复杂性。基于法律主体的理性本质，分析不同层面的法律主体的样态，这成为解读法律主体的一把钥匙。法律主体可从个体、社会及国家三个层面来理解，其中最基本的是个体层面的法律主体。个体法律主体有个体、社会和国家三个层面的存在样态，作为法律和伦理的实体，三者的理性和“普遍性”呈递增之势，个体法律主体只有圆融于国家层面，成为“普遍伦理”的化身，才能去除个体层面和社会层面的个体法律主体的特殊性及片面性，在“普遍伦理”的统摄下实现“我”与“他者”及“国家”的和谐，从而解决片面与普遍、理性与自由的矛盾，实现“能分使群”的人的现代价值，促进共建共治共享的法治中国建设。     

“身份”的颠覆与重建——毛泽东晚年政治思想的伦理基础

现代中国是一个伦理价值急剧转型的社会，其中“政治身份”又成为伦理价值转型的重要内容。作为新中国主要缔造者的毛泽东，试图颠覆中国传统差序格局所构成的社会政治“身份”体系，以前所未有的激进方式，通过重建政治“身份”的途径，执著推进现代中国政治发展的进程，这对现代中国的结构产生了决定性影响。毛泽东晚年政治伦理观的结构，成为其强化“阶级斗争”道德依据。对这一问题展开探讨是解释现代中国政治发展的一个有意义的视角。     

传统中国契约权利形态三论

政约、乡约、行规、家法等是传统中国社会群体利益的集中保护形态,而私法契约则是承载个体权利的工具和手段。两千余年的文明史证明,中国民众在追求个体权利的历程中毫不懈怠,毫不妥协,人性的欲望和激情(求富求荣)仍然主宰着社会结构和经济形态。探究传统中国契约权利的存在形态及其实现形态旨在阐明中国古代是否存在契约权利及其存在方式以及其实现途径,契约权利的演进形态则主要探讨契约内在的利益律动。基于中国宗法立国,教化治国之传统,中国契约所体现的权利形态经历了互助互惠的嬗变过程,最终以互惠作为契约利益的中心原则,契约最终从人伦道德中脱身而出,成为规范民事主体权利义务的独立法律凭证和手段。     

超越"个体伦理政治"与"制度伦理政治"的逻辑

“个体伦理政治”、“制度伦理政治”是政治伦理的两大基本类型。其中,任何一种类型在政治伦理的历史展开中都具有其发生学意义上的合理性和局限性,但都必须扬弃与超越。本文主要从五个层面具体地分析了两类不同的政治伦理之别,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中国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必须立足于“制度伦理政治”,彻底摈弃“个体伦理政治”的思维,贯彻“制度伦理政治”优先的根本原则,同时又吸收“个体伦理政治”中强调个体道德修造的合理之资源。惟有如此,社会主义政治伦理的成长才具有坚实的现实基础。     

组织伦理与现代社会的伦理和谐——基于江苏地区调查问卷的分析

根据对江苏省苏州和盐城两地的调查发现,组织伦理与现代社会伦理和谐之间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调查结果显示:组织伦理在当代中国社会伦理和谐的建设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当前中国的组织大多显现为"伦理的实体"和"不道德的个体"的悖论;组织伦理状况受政府、同行、制度、组织领导、传统文化等的影响,同时,它对所在行业及其他组织也有一定的影响;当代中国社会应加强组织伦理的建设。     

社群共同体之“公共善”何以具有优先性——“实用主义”政治伦理信念的正当性辨析

在有关社群共同体生活的政治伦理信念和道德价值之维的根据与合理性问题上,实用生义哲学基于公共善本位的“有效性思维”理论,用所谓“统一的经验整体”的理论,厘清了“社会”与社群“共同体”的合理关系问题.在政治伦理的价值信念问题上,实用主义致力于个体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实践整合,将社会正义视为社群共同体的最高德性,以此实现对民主共同体之生活模式的构筑以及“民主化了的个人形象”的实践塑造.实用主义有关正确划定“政治国家”和社群共同体边界的思想,对身处现代性进程中的中国社会克服狭隘经验主义与功利主义等的社会伦理观,具有重要的启发与借鉴意义.     

马克思文明观视域中未来共同体的生成进路及其现实启示

未来共同体的生成进路是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马克思立足文明发展的多维指向，在辩证把握个体与共同体间的关系中深入探究未来共同体生成的主要进路。在文明进步向度上，主张变革个体与共同体间的形式关联，重塑两者间的内在关系，超越抑制“自由个性”实现的异化共同体。在文明交往向度上，注重打破个体与共同体间的交往限度，推动两者间的深层互动，生成跨地域和跨文明交往的世界文明共同体。在文明样态向度上，强调消除个体与共同体间的断裂，重构个体与自然共同体、社会共同体间的一体化关联，构建凸显“类主体”的人类文明共同体。揭示出马克思文明观视域中未来共同体生成的核心指向及其现实进路，是确立起既存共同体变革方向以及建构新时代共同体文明样态的重要指引。     

村规民约的效力基础与国家法的契合

内生于乡土社会的村规民约经历了从传统到现代的创造性演进过程,在乡村治理中发挥着重要的秩序整合作用。近代以来,乡土社会的剧烈变革不断解构着村规民约的社会权力基础,国家权力向乡村地域的下沉不断冲击着村规民约的生存空间,村规民约面临着巨大的发展困境。这时,能够契合现代乡村公共精神和“乡民社会”向“市民社会”转型期的契约性权力便进入了视野,这种基于同意而形成的社会权力作为村规民约的效力基础最具理性和持久力。契约性权力为村规民约提供了权力支持,有利于实现村规民约与国家法在共生共存基础上的有机契合。     

契约和谐及其伦理实现

契约已成为当代人重要的行为方式,但契约领域还存在某些失范现象,因此需要提倡契约和谐,以减少人生情绪成本,增加社会幸福元素。就现实性来看,契约和谐具有三重意蕴,即契约特殊意志自身的和谐、契约特殊意志与特殊意志之间的和谐、契约合意与契约意志的和谐。实现契约和谐的伦理路径在于通过抽象而具象、通过道德哲学而走向伦理实践,它要求契约主体以内心的道德觉悟正确处理"义利关系"、"人我关系"和"公私关系",在世俗的"契约生活态势"中坚守道德光明之路。     

公共行政伦理及其补救——来自政治委托代理理论的启示

社会契约模型的外在形态是社会与政府间的政治委托代理关系,而其内在价值是作为契约基础存在的伦理品格.政治委托代理系统活跃着伦理需求与伦理拒斥两大张力,两种力量的角逐成为公共行政伦理演进的内在动因.政治代理人能否基于国家根本制度的设计而谋求公益,真正负载起委托人(人民)的权力重托,构成中、西方公共行政伦理体系的根本分野.从政治委托代理结构着眼反思传统的行政伦理建设,推进观念变革、制度创新和组织重理,将是我国走向公共行政伦理化的必然路径依赖.     

服务型政府转型中的技术治理实践——以12345政府服务热线的乡村经验为例

随着服务型政府理念的推进，“民本”思想逐渐在乡村社会得到切实展开。其中，畅通农民权利表达通道成为服务型政府理念在乡村社会实践的重要内容。依托现代信息技术发展，以12345政府服务热线为代表的技术治理手段被广泛应用于农民权利表达场域，起到了畅通农民权利表达通道和规范村级治权等方面的作用，同时也造成了农民对村级组织的信任度和认可度不断下降的治理后果。村级治权面临合法性被消解的危机，要重构村级治权合法性，必须要打破以政府为主导的技术治理思维，推动村民自治制度实体化运转，提升以村民为治理主体的农村基层社会自主服务能力，实现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     

流动与区隔:农业转型过程中人口流动与阶层分化

农业规模化转型与农地土地加速流转带动了人口的流动与劳动力的非农转移。通过泉村的案例调查发现,农民对农业规模化转型表现出不适应,呈现出规模化经营与小农经营的张力,在这过程中农民既没有完全离乡也不愿放弃土地依附,而是被迫卷入到资本化的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当中。频繁的人口流动导致农村出现明显的阶层分化,上层农民与下层农民出现了空间与心理上的区隔,这种区隔也加大了阶层之间的矛盾张力。面对农业转型过程中的困境,首先,需要构建组织化的小农户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推动农民的组织化。其次,要发展服务型农村集体经济,实现小农户与大市场的有效衔接。最后,面对传统村庄共同体的解构,需要再造新的村庄共同体,弥合农村社会的分化与失序。     

中国现代信用观的诠释及其构建——基于道德、经济和法律的视角

与中国古代的传统信用观相比,现代信用观不仅重视从道德的角度解读信用,更强调从经济和法律的维度展开对信用的全方位解读。从道德、经济、法律三个角度来诠释信用,会使我们形成一个丰富、立体的信用观。信用固然是人的立身之本、交友之道、经营准则和为政之基,同时它也是一种资本和财富的体现,在契约社会里守信还是公民的基本法律义务。基于此,在构建中国现代信用观的过程中,既要重拾中国传统信用文化之精华,又要汲取西方契约信用文明之营养,更要建立完备信用法律制度之体系,最终形成一种以道德为支撑,产权为基础,法律为保障的现代社会信用文化模式。     

吴芳吉教育思想的儒学渊源

在以质疑和否定儒学为基调的20世纪初期,吴芳吉的教育思想体现出鲜明的儒学色彩.为使儒家“诗教”与“礼教”更好地适应现代社会,吴芳吉对儒家的性善哲学与礼教思想进行了具有时代色彩的阐发与扬弃.在追溯吴芳吉儒学思想渊源的基础上,文章分析吴芳吉的性善哲学与文学教育观的密切关联,并从道德哲学的层面析解吴芳吉伦理教育观的具体表现,展示吴芳吉儒学教育思想的历史价值与现代意义.     

村规民约的历史演变

村规民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我国历史上渊远流长。历史上的村规民约发轫于宋 ,推行于明清 ,清朝中期渐趋成熟 ,清末民初曾在一些地区盛极一时。它们均以封建宗法礼教为指导思想 ,以劝善惩恶、广教化而厚风俗为己任 ,以稳固乡村社会秩序为目的 ,由乡民自行制定 ,共同遵守 ,并在执行上组织化、制度化 ,民国初期的村规民约还反映出“自治”思想的萌芽。由于历代的推崇 ,村规民约不断发展完善 ,成为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我们今天进行的现代村规民约建设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文化渊源和历史借鉴。     

祭祀圈与村落共同体 ———以潮州所城为中心的研究

祭祀圈原本是一个产生并发展于台湾民间信仰研究的概念,后经学者引入用于大陆乡村社会的研究.文章以潮州所城的田野资料为基础,将祭祀圈概念与地域认同相关联,探讨所城村落共同体的形成与祭祀圈信仰组织之间的关系,描述所城祭祀圈的民间信仰仪式对村落认同的加强和巩固,以及在祭祀圈的影响下村落共同体的生产.在现代快速的社会变革下,所城的村落共同体不仅没有消失,反而依靠着祭祀圈的存在而延续了下来.     

村社空心化的形成及其治理逻辑——基于结构功能主义的分析范式

乡村社会能否有效运行与村社的内聚程度及其结构功能紧密相关。“村社空心化”即是在村社结构不能有机整合导致对应功能运转不畅所引发的乡村社会整体运转失序的一种状态。在结构功能主义的分析范式下,通过对不同历史时段的考察,认为现阶段“村社空心化”主要包含三个层面的表现形式：集体层面的“权威空心”、精英层面的“人才空心”、个人层面的“合作空心”。研究认为,“共同体”是应对村社“空心化”困境的一种有效路径,可以通过“村社共同体”的重塑和“城乡共同体”的建构,来消弭“村社空心化”的多重困境,维持乡村社会的秩序均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