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衔接、扶贫转型与相对贫困长效治理机制的政策方向北大核心CSSCI

2020年后,中国将进入以相对贫困治理为核心的扶贫工作新阶段。在相对贫困治理阶段,扶贫工作不仅要重视脱贫攻坚与相对贫困治理政策的衔接,同时也应注重乡村振兴与相对贫困治理的政策衔接。相对贫困要求扶贫工作进行工作范畴、工作机制、工作目标、财政投入与使用以及政策框架等维度的转型。在此基础上,相对贫困长效治理机制需建立国家与地方相结合、实现城乡融合的相对贫困识别标准,强化政策过渡期的脱贫攻坚质量提升与成效巩固工作,做好政策延续与政策创新的统筹工作,实现扶贫政策、区域发展政策、社会保障政策与城乡融合发展政策的统合。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政治逻辑与制度路径

脱贫攻坚战取得了一系列制度创新成果,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减贫道路。在后脱贫攻坚时代,贫困治理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以“制度”为着力点,实现脱贫攻坚成果的巩固与拓展,以增强脱贫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从政治维度来看,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不仅具有直接的减贫意义,而且具备长远的政治意蕴;不仅要扎实有效实现防止返贫、促进共同富裕的目标,更要建立健全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化路径,这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更深层次问题所在,需深刻挖掘其背后的政治逻辑。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等一系列基础性制度安排之间存在内在关联,在价值凝聚、资源配置、关系协调、社会整合、组织提升、制度创新等方面具有特殊的政治功能,并呈现特定的制度势能。当然,面对诸多现实挑战,需具备有效的政治机制保障,通过构建“责任机制—政策机制—治理机制”的制度化实现路径,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实践提供行动框架。进一步看,贫困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层面,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实践经验对国家治理具有普遍性借鉴意义,能够为我国制度创新提供一般性启发,成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生动典范。     

后脱贫攻坚时代语言扶贫实施模式与路径研究

语言扶贫是我国贫困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扶贫减贫的一项长效机制.随着我国脱贫攻坚战收官和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目标的实现,我国的贫困治理进入了相对贫困治理的新阶段.后脱贫攻坚时代的语言扶贫亟需构建相应的实施模式与路径,提升贫困群体的造血功能,增强其发展的内生动力,以全方位预防和化解返贫风险,从而实现永久脱贫.结合对语言扶贫的理论逻辑和后脱贫攻坚时代我国贫困治理所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的分析,基于"混合学习"模式的语言扶贫实施模式与路径,能够促进新阶段语言扶贫工作的开展.     

精准扶贫与动员型治理:基层政权的贫困治理实践及其后果——以滇南M县“扶贫攻坚”工作为个案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政府就开始推行有计划的大规模贫困治理行动。目前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消除贫困人口的压力之下,全国各地扶贫攻坚运动轰轰烈烈的开展起来。通过考察西南某国家级贫困县的贫困治理实践,发现基层政权在进行贫困治理的过程之中采用了将贫困标准问题化、把扶贫上升成为"中心工作"以及目标责任制与运动式治理相结合等治理策略。这种动员型贫困治理策略,一方面能够在短期内筹集大量资源和项目投入到扶贫领域,改善了贫困村的公共物品供给状况,但是另一方面也产生了"扶贫致贫"、"精英捕获"、"碎片化治理"等一系列意外的后果。所以在今后的扶贫治理过程之中,地方政府要加快从运动式治理向制度化治理的转变,实现政府治理功能的转型。     

后脱贫时期我国贫困治理的演变趋势与应对路径

我国进入“后脱贫时期”这个贫困治理的新阶段,由于贫困的韧性和动态性,贫困治理将呈现治理主体由政府单一主导转向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客体由绝对贫困转向相对贫困、治理视域由农村贫困转向城乡贫困、治理模式由攻坚扶贫转向预防返贫等一系列新特征。基于此,“后脱贫时期”的贫困治理需要提出新的应对路径,通过整合社会扶贫资源、发挥多元主体协同参与治理的叠加效应,综合治理相对贫困、探索建立长效机制,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建立城乡融合的贫困治理体系,防范化解返贫风险、构建防返贫机制,实现“后脱贫时期”贫困治理体系的重塑与转型。     

中国扶贫攻坚研究脉络与演进趋势研究——基于CNKI核心期刊和CSSCI来源期刊数据

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和标志性任务。2020年是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关键之年,全面而系统地梳理扶贫攻坚相关研究脉络并预测其发展趋势,有助于认识贫困治理实践与学术研究的互动关系,有助于深化人们对贫困治理的必要性和复杂性的认识,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和学术意义。基于文献计量和知识图谱的思想与方法,本文利用Cite Space软件对检索得到的1393条源于CNKI的核心期刊和CSSCI数据库的文献数据进行计量分析,并绘制知识图谱。研究结果表明:近二十六年我国扶贫攻坚研究热点和前沿与我国扶贫政策的制定、战略的选择和扶贫制度变迁密切相关,与国家贫困治理政策目标和社会实践保持高度一致。脱贫攻坚实践经验的总结、脱贫后的贫困治理、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应是未来扶贫攻坚研究的重点。     

贫困治理困境的结构与冲突

运用“结构—冲突”的分析框架,通过对Z县精准扶贫案例的分析发现,贫困治理中的冲突可概括为两类,分别为主体间冲突和项目制冲突,而导致精准扶贫陷入两类冲突的重要原因是结构性要素的失衡。具体而言,贫困治理中的结构性失衡主要表现为：制度结构的非稳定性、利益结构的非均衡性、治理结构的非对称性和资源结构的非对等性。在当前精准脱贫的决胜攻坚阶段,应注重从村庄治理入手,通过结构性调适建立起相对均衡的体制机制,进而化解贫困治理中的冲突与矛盾,推动基层治理现代化。     

兵团贫困治理成效及长效机制研究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脱贫攻坚任务完成后,贫困治理的重心由绝对贫困转向相对贫困,贫困治理常态化成为主要特点,兵团能否建立完善的长效机制将决定着后期贫困治理工作的成效。该文在梳理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利用熵权TOPSIS法对兵团2014—2020年扶贫成效进行评价,依据评价结果分别从构建工作重点明确的统筹协调机制、政策督察落实机制、贫困治理的社会协同机制、新型经营主体与贫困主体利益联结机制、提升贫困主体内生动力机制五个方面,提出具体的政策运行长效机制,以期为兵团制定更加健全完善的贫困治理制度提供理论依据。     

“五个一批”精准扶贫思想视阈下多维贫困治理研究

贫困的多维性决定了贫困治理主体和治理手段的多元化。精准扶贫思想通过“五个一批”的制度设计,实现了扶贫项目安排的精准化,并验证了多维贫困治理理论的正确性。在分析验证“五个一批”扶贫思想建构于多维贫困理论、环境决定论、治理理论及内源性发展理论等基础之上,体现了公共政策的精准性和靶向性,具有理论高度,同时又完全符合“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要求。在河南兰考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案例中,“五个一批”精准扶贫思想与微观情景变量进行了有效结合,实现了公共政策产出绩效的最大化,助推了兰考县脱贫摘帽目标的实现。     

新时代精准扶贫的实践困境及治理路径

新时代扶贫开发方式创新转变是精准扶贫的重要实现路径。当前，我国精准扶贫实践困境主要表现在精准识别偏离、精准帮扶错位、精准管理缺位和与之相关的精准考核不完善等4个方面，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经济和文化深度性贫困以及政策执行主体面临双重压力、公共品供给错位、市场失灵的政府缺位等国家治理不足等。为此，在脱贫攻坚的最关键阶段，需要重点聚焦深度性贫困问题，从完善精准管理机制，提升帮扶政策精准度；强化力量集成，提升基层扶贫治理能力和水平；激发扶贫对象内生动力，提高其自我发展能力和积极性等方面增强精准扶贫力度，有效实现精准扶贫的常态化，确保2020年全面脱贫目标的顺利实现。     

精准扶贫领域贫困农民主体性的缺失与重塑——基于精神扶贫视角

精准扶贫领域贫困农民的主体性不仅是脱贫攻坚的内源动力,也是精准扶贫的价值依归。贫困农民主体性的缺失会在某些方面阻碍扶贫攻坚进程,其缺失的原因具有多重性,“精神贫困”当属主观因素中的首要根源。“精神贫困”使他们思想观念保守、脱贫志气不足、人生目标模糊,且这三方面均不同程度上导致其主体性缺失。唯有精神扶贫与物质扶贫同时着力、良性互动,以重塑贫困农民的主体性,才能激活他们致富奔小康的强烈渴望和内生动力,并激励他们主动承担起脱贫攻坚的主体责任。作为精准扶贫的题中应有之义,精神扶贫是一项系统工程,需“扶心扶志”与“扶知扶智”并举,且“正向发力”,激发贫困农民的自觉性和自主性以使其自主、自信,提高贫困农民能动性与创造性以使其自立、自强,进而推动脱贫攻坚工作向纵深发展。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扶贫思想的来源、内容和价值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扶贫思想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推进中国脱贫攻坚伟大斗争中进行理论积淀、历史反思、时代审视和实践总结的结果。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扶贫思想具有坚实的历史依据和客观的实际需要,是在承继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科学理论、承袭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反贫困思想、汲取中华优秀文明蕴含的济贫智慧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创新性扶贫思想,具有严密的逻辑体系和高效的执行体系。这一思想包含扶贫目标、扶贫管理体制、扶贫关键策略、扶贫路径以及处理相对贫困扶贫机制方法五个方面的内容,不仅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扶贫开发理论体系,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而且为相对贫困治理提供了理论指导,为全球减贫治理提供了中国样本。     

能力贫困视阈下的扶贫移民可持续脱贫能力建设研究

强化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措施、增强扶贫移民可持续脱贫能力是脱贫攻坚阶段必须着力解决好的重大课题。基于能力贫困视角,解析扶贫移民可持续脱贫能力结构,探求可持续脱贫能力形成机制,剖析可持续脱贫能力建设面临的突出难题,提出了促进可持续脱贫能力建设的根本路径。研究发现,扶贫移民的可持续脱贫能力主要由社会资本、人力资本、金融资本层面的能力所构成,形成机制在于能力建设主体各自定位清晰、分工明确、形成合力。当前能力建设面临移民自身生存发展能力不足、城乡二元贫困治理体制制约、社会组织扶贫参与不够等难题。协同治理是促进扶贫移民可持续脱贫能力建设的根本路径,需要移民自身主动提高生存发展能力,政府部门强化制度政策供给,民营企业积极履行扶贫责任,社会组织深度参与脱贫攻坚。     

新型贫困的主要类型、成因及治理对策

实施精准扶贫,新型贫困不容小觑。知识贫困、精神贫困、隐形贫困、代际贫困是全面小康社会进程中的4种新型贫困。贫困治理的四重属性、社会资源的分配不均、扶贫制度体系不畅是其三个层面的原因。亟需以精准扶贫成效为目标,不断强化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与实践;以优化扶贫资源为关键,构建具有多元主体参与的扶贫格局;以完善扶贫制度为保障,构建中国特色的扶贫制度体系来寻求新型贫困问题的治理之道。     

中国扶贫理论研究论纲

2020年是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攻坚之年.在全面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巩固脱贫成果、研究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的同时,还需要做好脱贫攻坚总结工作.对中国扶贫理论的梳理和总结,既是脱贫攻坚总结的重要内容,更是研究巩固脱贫成果、确保我国扶贫工作从解决绝对贫困攻坚战状态向相对贫困常态化治理转变的需要,也是为全球减贫事业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的需要.本文以习近平扶贫重要论述为指引,从本质论、优势论、带动论、改革论、两动论、扶志论、综合论、精准论、衔接论、合作论等十个方面对中国扶贫理论进行了梳理,旨在为脱贫攻坚理论成果总结提供参考.     

脱离“贫困陷阱”——以西南H村产业扶贫为例

扶贫背景下,深度贫困地区与其他地区相比,诸多限制性因素导致其自身无法实现跨越式发展,深度贫困群体脱贫存在对起始物质资产和人力资本交织的最低需要,即投入的“关键性门槛”.从长期来看,提高人力资本是脱贫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在无法实现人力资本短期飞跃的现实情况下,则需要关注深度贫困地区外来物质资产的介入.西南M县H村展开的扶贫实践表明,用外来物质资产暂时替代人力资本,通过人工干预扶贫措施来实现村庄产业扶贫的成效显著,结果显示,H村的产业扶贫不仅带来了主营产业收入,同时也带来了明显的外溢收入,H村采用干预扶贫措施农户的收入显著高于未采用干预扶贫措施的农户.研究表明外部援助对于深度性贫困群体脱贫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意识到摆脱深度贫困这一过程的复杂性,“输血”资源到“造血”功能的转化,需要重视人力资本的提升.     

从体制区隔走向协同治理：兰考精准脱贫的实践与思考

2017年3月,经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评估及河南省政府批准,兰考县正式摘掉了贫困县的帽子,正式从脱贫攻坚阶段走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阶段。兰考之问——“兰考是如何脱贫的”、“兰考经验是否可复制”,迫切需求答案。贫困治理属于国家治理的一个领域,其理念与手段深受国家治理理念转变的影响,同时也借鉴、改造与创新其他领域问题治理的探索实践。文章在回顾贫困治理理论与中国贫困治理实践的基础上,反思传统扶贫方式的缺陷与不足,梳理“十八大”以来的贫困治理新思路,总结提炼兰考精准脱贫样本的经验。兰考脱贫故事发生在中国整体性国家贫困治理理念与制度创新转型的时代背景下,找到了制约传统贫困治理方式存在问题的深层次因素,在政府部门关系与层级关系、多元主体协同共治方面有所突破,在贫困治理机制上有所创新,是国家治理、政府治理、社区治理等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有机结合的产物。     

贫困户发展:精准扶贫的价值目标与现实依归

精准扶贫作为一种国家贫困治理行为,除了解决贫困户当下的贫困囧境外,更多地要关注贫困户发展问题。从贫困户发展的价值目标来审视当前地方政府主导的精准扶贫实践,可以发现:责任制目标管理、项目化运作、运动式治理以及数目字脱贫等是精准扶贫价值目标偏离的主要成因。因此,通过赋权与增能,保障贫困户的发展权厚植贫困户发展基础;实行分类管理,形成有针对性的贫困户发展治理对策;对贫困户的“等靠要”思想实施心理干预,实现扶贫与扶志相结合以及加强政策性农业保险等应成为精准扶贫实践的现实选择。     

乡村治理转型与农村精准扶贫

精准扶贫为当前中国农村的反贫困提出了新的战略,也成为脱贫攻坚阶段国家的一项政治任务,在乡村治理的转型过程中如何使精准扶贫与农村社会的政治生态相适应已成为决定农村减贫成效的决定性因素。鉴于此,本研究从乡村治理中治理方式、治理主体、治理社会环境、治理单元、治理动力等方面的转型来阐述对于农村精准扶贫的影响。面对转型的影响,必须进一步提高项目实施的科学性,加强对于扶贫资源的监管,鼓励农民工返乡创业,继续完善社会保障与社会救助,推广网格化的精准扶贫治理模式,大力提高贫困村专项扶贫资金额度,从而确保农村贫困人口如期脱贫。     

区域性贫困治理的道路选择——国家、农民与市场关系的视角

当前我国扶贫工作的重难点在于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的治理问题。关于区域性贫困治理的实践,存在三条治理道路,分别为以中央为主导的资源直输式贫困治理,以地方政府为主导的资源整合式贫困治理,和以农民为脱贫主体的资源反馈式贫困治理。上述三种治理路径,均以国家的资源输入为前提,但是在作用主体、实践理念、实践绩效和实践困境上存在明显的差异,尤其表现在国家、农民和市场三者关系的配置上的不同。只有以农民为脱贫主体的第三条道路才是治理我国区域性贫困问题最为有效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