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士人与国家的互动——基于藏书的考量

元初由于政治因素导致南北藏书交流受阻，在姚枢、赵复等士人努力下儒学逐渐北传，南北藏书逐步互通。此后，元代藏书事业不断恢复与发展，政府既以行政命令搜求士人藏书，士人也多主动进献藏书，尤其是当部分士人任职地方时，其兴文教的重要举措之一就是对地方藏书的补充。另外，国家政策导向与士人的藏书著书活动亦是士人与国家互动的重要考量因素。具体而言，在士人藏书来源中，士人得机抄录或阅得国家藏书、档案文献，为其藏书提供了便利。而元代帝王赐书、译书等活动，以国家层面助力于士人藏书。政府设局以国资刊印士人藏书，使得士人著书多得以留存。而元代士人藏书中不得不论及的就是科举、为政与士人藏书的互动，仁宗重开科考使得科举用书重新成为坊间刻本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士人“由吏入仕”的需要、政府的禁书政策等也影响着士人藏书。     

地方、士人与空间秩序:晚期帝制时代中国士人的“地方”想象——以宋明间徽州士人的乡邦言说为例

南宋时期,徽州士人多以水土论风俗,认为徽州独特的地理环境造就了徽州人勤劳、刚烈的民风特点。这种论说虽然更容易彰显徽州的独特之处,但并不隐含与其他地方的对比,也很难将徽州的士人与天下的士人和士人文化连接在一起。到了元代,徽州士人开始强调自己儒学的一面,认为徽州是程朱之学的正宗,因而是天下的楷模;徽州与天下各地是联系在一起的,并且是羊群里的领头羊。元明之际,徽州士人推出徽州为"东南邹鲁"之说,徽州因此超越了别的地方,但是这种超越并不意味着徽州与别的地方有任何本质上的不同,特性呈现在共性之中。明代中叶,徽州士人又以祠堂、宗族等为一地之标识。此后直到清末,徽州人对于自己乡土的论说大体稳定,主要以"东南邹鲁"与祠堂、宗族并举。以宗族论徽州和以道学论徽州,都是强调徽州在追求共同的目标方面比别的地方做得更好,都是在共性之内界定个性。在这种强调"地方"之"特"但不强调"地方"之"独"的论说中,其他"地方"被认为和本地在社会道德的理想上以及士大夫努力的方向上大致相同。晚期帝制时代的中国,在士大夫的空间想象中,每一个其他的地方都应该是如同本地一样,包含了相同的社会秩序与道德理想,而所有的"地方"都应该是"天下"的缩写。徽州的个案提示我们,其实在帝制晚期,中国士人对于天下的想象更接近于浪漫主义时期的德国人。     

明代塾师的社会构成及其演变--兼论民间教育人力资源的社会配置与优化问题

明代塾师的社会构成,并非“落魄书生”即可一言以概之的。它是一个涵盖了“退闲官僚”、“儒士”、“举人监生”、“儒学生员”与“科举童生”的多种身份并存的职业群体。随着明代社会之变迁,塾师的社会构成也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演变,“退闲官僚”、“儒士”与“举人监生”的日渐淡出,使“儒学生员”日渐在塾师群体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这种社会构成的演变,虽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塾师群体文化素养的相对下降,但从人才梯级培养的角度来看,在很大程度上也不能不说是明代社会自身对民间教育资源所进行的一种“物尽其用、人尽其才”的有效配置与优化。     

明代的"社师"与基层社会--以黄佐《泰泉乡礼》为中心

从《泰泉乡礼》来看,明代的社师主要是由以"生员"阶层为核心的基层士人群体所构成的.其生计的维系主要来源于"束癊"所得,并在相对低下的经济待遇中承担起了"启蒙养正"的社会基础教育职责.同时,作为基层文化人的代表,社师通过其"导风化俗"的社会活动,也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基层社会生活的管理,并承担了一定的社会教化与管理职责.     

科举危机与晚明士人社会的分化

明代科举的“解额日广”从根本上说是一种 被动式的非理性增长，它是明代科举危机深化的外在表现。科举流通机制的壅塞导致了晚明 士人社会出路的沉滞与士人社会的分化。一部分士人开始脱离传统以“仕”为核心的“非仕 则隐”的经典化生存模式，走上了世俗化的生存与发展道路，并促动了“儒商”边缘群体与 “市民文人”准职业群体的生成。     

论晚明士人的“尊女”观

晚明士人“尊女”观集中体现为李贽“男女平等”说和士人“女胜于男”说。两者在其构建路径上都存在挖掘女强典范来对比男弱的思维取向。士人“女胜于男”说旨在彰显女性崇高的道德和行为,有从两性道德向日常生活层面拓展的过程,也是明代士人“尊女”观影响逐步加深的表现。李贽“男女平等”说是明代士人“尊女”观走向伦理纲常对立面的结果,亦反映出明代国家与社会思想领域动态统一被打破,社会思想独立性的凸显。对李贽“男女平等”说既不能脱离时代和历史发展去过誉和捧杀,也不能过于强调封建社会的本质而忽视其进步性。     

鼎革与变迁:明清之际江南士人行为方式的转向

奔竞请托、行为张扬、隐漏钱粮、好持公论、包揽词讼是明后期江南士子的基本社会形象。绅士更结社成帮,党同伐异;干预行政,把持乡里;侵夺小民产业,横行不法;肆意奴役乡民;接受投献,蓄奴成风;奢侈淫佚,醉生梦死。然而经过清朝初年哭庙案、奏销案和亏空钱粮清查案等大案要案的打击,江南士人的行为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纷纷放弃土田经营,深切明白以早完国课为第一要义,平时以足不入公门、不与外事为自处准则,士风软熟化过程加紧发展,不少士子人生进取目标也发生转向。时世不同,士风也随之不同,清代江南士人为官没有明人张扬,其声势没有明代江南仕宦显赫,对于地方官府和地方事务的影响力,较之明代江南乡宦也要小得多,士人的气节和社会责任感比之明人更相去远甚。     

晚明士人与普通百姓的交往

晚明社会由于学校教育的松弛和科举道路的壅滞,客观上促使了士人与社会接触面的扩大,士人与普通百姓的交往变得平常而广泛。作为知识和礼仪的代言人,士人在与普通百姓的交往中处于优势地位,在交往中发挥组织、引导作用,从思想、文化上劝善戒恶,从经济上济贫扶弱,热心于社会公共事务建设,在普通百姓心目中树立起高大的形象,体现了知识的重要性。同时,士人与普通百姓交往中表现出的积极作用也昭示了晚明社会中央对地方社会控制和调适能力的疲软。     

明清山东基层士人生存状态初探——以《醒世姻缘传》为例

明代中期以后,山东地区基层士人的生存方式因受到商品经济冲击、自身群体膨胀等因素的影响发生显著改变。不同家庭出身、人生遭际、学养修为的基层士人应对生存的压力和考验做出了迥异的人生选择,从而使得这一群体的生存状态展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醒世姻缘传》是一部明清之际以山东地区为创作背景的长篇世情小说,小说中所勾画的大量基层士人的形象为深入了解当时山东地区基层士人的生存状态提供了较为生动、具体的文学史料。     

中州士人与汉代政治

西汉时期，中州士人在整体上并不活跃，但贾谊、晁错在政治文化方面、桑弘羊在经济理论方面都有很高的建树，对封建社会初期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巩固和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以刘秀为代表的、具有浓重儒学色彩的东汉政权建立后，作为文化中心，中州广被儒教，孕育了士人重名节的风气，清议之风由此波及全国，最终形成了以中州士人为核心和骨干的党人。士人的忧患意识与献身精神至此得到了最明确集中和淋漓尽致的表现。这是中州士人最为宝贵的性格。     

论明代肇庆府蒙学与蒙师

明代国家重视教育,在全国各地城乡基层社会积极倡建蒙学机构。有明一代,肇庆府见诸地方史籍家乘的蒙学机构,主要有两种：一是以地方官员倡建的社学;一是由村、联村或者地方宗族、乡绅创办的乡塾或家塾。蒙师多由致仕官员,或者潜心学术不求仕进者,或者家境清贫、在及第之前设塾馆授徒的生员和童生,以及屡试不第的老童生等充任。     

礼法兼治与刘宋士人人格建构

刘宋时期儒学复振的核心是礼法兼治。在崇礼重法的背景下,士人地位提高,礼学著述的数量增加,以儒立身、以礼持家的名门不断涌现。与此同时,玄学学术化,众多文士与名僧大德结交,佛教也日渐强调礼法的普世性、合理性。刘宋士人大多囿于门阀利益,移忠作孝,强调对儒家礼法传统的灵活继承,在进退出处之中呈现出多元化的人格特征。     

论道家学说与先秦士人心态之关系

道家学说与儒学都是先秦士人心态的话语显现。由于特殊的文化历史语境,先秦士人心理上普遍存在着一种由恐惧、忧虑、危机感等情绪构成的“基本焦虑”,从某种意义上说,儒学与老庄之学都是这种基本焦虑的派生物,因而它们也是这种心理症侯截然相反的两种治疗方式。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士人心态

魏晋时代被普遍认为是人的觉醒时期；魏晋名士向来以对传统的叛逆而著称。《世说新语》生动地呈现了魏晋士人这一独特的生命情调，它为人们了解这一特定的文化风景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和启示。魏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典型的乱世。社会长时间反复震荡给士人增添乱世的刺激。理想幻灭，精神崩溃，痛苦不堪，寻求解脱渐渐成了时代流行病。而儒学自酉汉晚期羼入阴阳谶讳之说以来，日益沉入章句繁琐的泥淖之中，原始儒学重视人道积极进取的精神被阉割歪曲而成为人们精神的负累，士人据以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柱在汉末大乱中彻底崩溃了。被压抑已久的法、名…     

明代士人对宗祠主祭权多元化的思考

明代宗祠祭祖礼仪的一个显著变化就是宗子主祭的垄断格局被打破,出现了支子主祭、族长主祭、宗子与支子同主祭等多种形式。在明代新宗法形态下,明代士人对宗祠主祭权多元化的状况有着不同的思考,从不同方面探讨宗祠主祭形式的合理性,反映了祭祖礼仪落实于社会之后的复杂情状。明代士人的不同议论透视出他们对待祭祖礼仪的态度是相当灵活的,同时也是谨慎和有所持守的。一方面,宗子主祭的礼仪原则不可轻易,另一方面,宗子主祭的礼仪原则不可不易。如何折中调和,取决于社会现实和礼仪精神的双重限制。     

晚唐五代词和士人心态

以晚唐五代士人心态为基本切入点,探讨晚唐五代词之兴起。在唐末五代社会动荡,王纲解纽,儒学失去了其权威性,皇权也失去了其向心力,士人人格在乱世的震荡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们开始顺时听命,追逐名利,注重享受娱乐,作为文化的建构者,士人人格的世俗化必然会对文学产生影响,于是"词"这一原本流行于民间,只供佐欢娱乐的文学样式开始受到士人的青睐。     

论明代土司地区的儒学教育

儒学教育是指根据中央王朝政府政策法令办理的、以统治王朝官方意识形态的儒学教条为内容的各级教育。明代土司地区儒学教育在官学、书院、社学等三方面得到长足发展,其缘由有三:一是中央王朝极力推行,二是地方官吏积极配合,三是各地土司主动创办。明代土司地区儒学教育的发展,对当地社会稳定、教育发展、文化传播产生了巨大的历史作用。     

燕居焚香：宋代士人的鼻观与修身

香文化的唐宋之变,是社会和观念互动系统演变的结果。从中晚唐到两宋,儒学对玄学和佛学的融合是宋代用香方式转变、香学崛起和发展的根本原因。佛、道祭祀供香在北宋逐渐被士人用于鼻观悟道的禅修,并在程朱理学语境下逐渐演化为修身之香。焚香在宋代是士人精神层面的修身,是程朱理学形成过程中儒学吸收佛家修行方式的印记,是构成宋代美学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玄学背景下魏晋士人的放浪形骸

在玄学的发展影响下，以嵇康为典型代表的魏晋风流人物，用一种简傲任诞的态度对待生活，“放浪形骸之外”。这不仅仅是他们个人生活习惯的简单反映，更是当时儒学式微、士人发现自我、个性情感得到解放的结果。这之中有对传统礼教的反叛，也有对建立新的人格美学的要求，是真与善的统一，亦是受玄学影响的魏晋士人“形骸观”的体现。     

明清关中士人作品的刊刻与传播

明代中后期以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社会消费能力的提高为图书的刊刻和流布提供了相应的物质基础和市场空间,士人的著述通过刊刻、传抄、互借、赠送、散发、交换等方式被广泛流传,为文化的传播提供了一定的条件,促使了明清文化的繁荣和发展。关中地区和江南地区相较,图书的刊刻和流布不具有典型性,但从纵向来看,明清关中图书刊刻的种类和数量较前代有很大的发展,士人的著述也经过各种途径得以刊刻和流布,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关中本土文化和外界的交流和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