疆界错壤:清代"苏南"地方的行政地理及其整合

作为传统中国的经济与文化重心,苏南的地方行政管理,由于人多、地广、赋繁,自明代以来历经调整,到清代,在州县疆界的划定与管理方面,出现了极大的变化,而且涉及到高层政区与下层乡村社会在水利、赋役、治安等方面的切身利益问题。其中最易产生矛盾和冲突的地方,是当时广泛存在于城乡地区的疆界错壤,在明清两代保持了数百年,屡经政府清查改正仍无法得以真正解决。本文一方面详细分析了这种疆界上的不合理现象及其所引发的各种负面影响和危害,另一方面也指出,在清末以地方自治为主题的疆界改正工作中,上述错壤大多得以重新厘定。     

清代新疆道制建置沿革探析

清统一新疆后,实施军府制统辖下多种行政机制并行的边疆管理体制,仅在东部地区实行与内省相同的道、府、州县制度,即镇迪道的建置及其管辖下的各府厅州县,对于清代新疆东部社会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清末新疆建省,设置四道,以中央政府直接统治的州县制度取代了"因俗施治"的军府制下多种行政制度并行的间接统治体制,使得新疆内部地方行政制度划一,并与内地省份划一.这同时也是与清政府加强边疆地方民政管理的需要是相适应的,对新疆地方行政制度的演变,以及政区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为其他边疆地区的地方行政建置提供了范本.     

“国家元气”:明清时期的富户阶层论述与地方社会

明清时期地方上大姓富室的存在与稳定培育,对于区域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一个稳定而有序的生活环境,自然有助于地方富户的培育,而社会动荡与王朝统治变更之际,尤能显现出富户阶层的特殊意义。"郡邑之有富家,亦小民之利",富民乃国家元气所关,"安富以保贫",使富民不苦于为国家供应,而贫民才能获得更多的依赖,这种意见,代表了明清社会中主流阶层的基本认识。但就总体而言,富户阶层的能动作用基本在"地方",相对于帝制悠久的王朝国家,明显处于被控制与调配的地位。明清两代政府在推行一些"保富"政策的同时,还有限制富户某些活动的具体措施,并不是单纯地任由富户干预乡村和城镇的管理事务。而且,本富为上、末富为次的观念,在当时仍是普遍的。     

官不久任与健讼之风：州县官实际任期对明清地方衙门理讼能力的影响

学界以往在探讨明清时期许多文献中皆有描述的“健讼之风”时,通常认为这是社会经济结构大变迁在当时一些地区造成的现象,并且在分析原因时尤其强调经济与人口这两大因素在当中所起到的作用。但是,我们不能只着眼于宏观社会经济结构变迁所带来的影响这一面,还要同时关注司法/行政体制及其实践运作中那些变与不变也可能会对“健讼之风”造成的影响。就此而言,明清时期州县官更调频繁的总体趋势,对地方衙门处理词讼的能力造成了众多负面的影响,进而在不少地方加剧了“健讼之风”。易言之,当时州县官实际任期日益缩短的大趋势,是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制度性影响因素。由此延伸开来看,明清时期那些关于“健讼之风”的记载所折射的一个重要历史背景便是,在司法与行政合一的基层官僚体制之下,那些包含官员任期在内的“制度资源”对社会经济结构变迁之大趋势的回应能力,总体上越来越弱。     

元代州县财政困局与基层社会治理

元代国家行政建制止于州县,然州县政府却时常面临着无法取得与其事权及支出责任相匹配之财权的财政困局。元代州县政府在这一财政困境之下,为节约行政运行成本不得不下放部分事权,社会力量则顺势协理地方事务,成为州县政府治理基层社会的合作者与依托群体。元代州县财政困境造成基层治理中政府的介入能力降低,乃至引发国家基层行政缺失问题。而元代社会力量则通过参与地方公共事务建设、积极上陈弊政以及主持仲裁民间纠纷等途径,协助州县政府维持基层社会正常运转,并借机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此局面的形成既反映了州县政府治理基层社会的内在要求,亦体现了元代行政体制对财政需求的一种妥协。     

府际关系视野中的当代中国族际政治整合——以民族地方政府为中心的讨论

当代中国族际政治整合一定意义上构成了国家对民族地区进行社会治理的目标诉求,而府际关系对于当代中国族际政治整合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以民族地区地方政府为中心,可以将府际关系划分为由中央政府与民族地方政府构成的纵向府际关系,以及由民族地方政府与民族/非民族地方政府构成的横向府际关系,两个层面的府际关系都会对当代中国族际政治整合产生影响。分析表明,我国民族政策的价值诉求和实践效绩存在落差,如何在中央集权与民族地方分权的纵向府际关系中,确保自治权的真实有效执行是化解这一落差的关键,也是实现当代中国族际政治整合的要点。同时,对于民族地方各项事业发展面临压力与挑战的分析表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守望相助"思想为横向府际关系协调提供了新理念。以民族地方政府为中心,梳理总结纵横两个层面的府际关系成功经验,可以为当代中国社会治理视域中的族际政治整合实践提供重要启示。     

试析宋代县衙中的层级关系——以《名公书判清明集》为中心

县令作为宋代县衙中的核心官员,它与县衙同僚以及与下级吏员之间的人事层级关系作为宋代县令制度中的一个重要内容,非常值得探讨。该文试图从《名公书判清明集》入手,结合宋代其他基本史料,尝试从县令的设置、属官与县令的政治关系以及下级吏人与县官的权力互动等方面来分析县衙的层级关系。并指出县衙中的层级关系实质是以县令为核心,上听命于州而下收权于县的高度稳定集权型的统治关系。     

清代督抚监司监察制度的弊端与异化

清代在各省设置督、抚和藩、臬、道等各级监司,这种制度与现代政治中的地方行政分层制度性质不同,主要职能在于督导、规范州县官行政.督抚监司在督导监察州县行政方面各有其权责.然而,这种制度的实际运作效果却不理想,不仅未能实现其督导和监察州县行政的本旨,反而造成许多严重的弊端,发生了严重"异化".它严重干扰了州县政府的行政,给州县带来沉重的经济和精力负担.督抚监司制度实行的结果,一方面限制了州县官的施政权力,消磨了他们的施政积极性、主动性;另一方面,却未能阻止他们剥民、虐民.中国传统政治单纯通过"以官制官"的体制内监察,无法解决政府运作的规范与廉洁问题.     

明清时期残疾人社会保障研究

自古以来 ,中国历代王朝均极为重视对包括残疾人在内的鳏、寡、孤、独之人的生活救助。明清两代 ,与政府的残疾人救助政策相呼应 ,各地士绅从稳定地方社会、维护既得利益的目的出发 ,纷纷成立救助机构或团体 ,在一定范围内收养残疾孤贫或从物质上提供帮助 ;散处各地的宗族也竭力提倡并尽可能地帮助同族的弱势群体 ,尤其是缺乏生活能力的残疾之人。国家、社会、宗族与家庭一起 ,共同构筑了一个残疾人社会保障体系。     

清代州县的独立财政与地方社会

在清代,由于行政经费的匮乏,在州县一级始终存在着一种由州县官所支配的独立财政。它的存在弥补了州县行政经费的不足,也有利于州县官履行自己的职责,因而清廷对此由痛诋转为默认。但州县独立财政毕竟是一种税外之税,加重了百姓负担。清代田赋税率名义上较低,但实际负担远远高于百姓的承受能力。清廷徒拥轻徭薄赋之虚名,不肯正视财政问题,听任非正式财政正式化,显示了清代财政体制的病态和因循。     

论明清实学是儒学发展的特殊理论形态

实学是儒学发展到宋元明清时期形成的特殊理论形态和特定历史阶段。实学的本义为通经、修德、时务、致用之学,其内涵的形成有一个历史演变过程。宋明时期反对佛学与道学,以佛道为“虚学”;明清之际反对理学、心学的空谈心性,以理学、心学末流为“虛学”,实学作为儒学特殊理论形态成为社会主要思潮。实学有自己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有自己的价值观、伦理观、社会观等理论体系和概念体系。明清实学与宋明理学具有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目前我国学术界研究实学,具有泛化与定位不准确倾向,需要进一步展开讨论。     

明清史与近代史:一个社会史视角的反思

在近几十年中国大陆的历史学界,明清史和近代史是两个取得了重大成就的研究领域;但与此同时,两个在时间上接续的历史时段中间出现了一道鸿沟———两段历史各有其问题意识,学者们向我们展示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历史和历史叙述方式。但是,出自明清史的社会史研究者从他们的实践出发,对传统明清史和近代史研究之间的这种断裂进行了反思。在更加多元和复杂、而非单线的问题意识之下,重新认识这一段历史的内在脉络,从而有可能使双方在一个共同的平台上进行讨论     

"闲赏"范畴与明清文人的审美生活

赏的审美意义在魏晋南北朝已确立,然"闲赏"作为一复合范畴主要出现于唐宋以后的诗文中,尤其在明清系统品赏著作中作为章节命名使用。对"闲赏"范畴"文脉"进行简要梳理,可对照出明清文人所言"闲赏"之独特内涵:一方面,明清"闲赏"对象上的世俗生活性,使"赏"更具"闲"意,另一方面,"闲赏"范式上于感性形式中见雅趣的现代审美性,又使明清"闲赏"有了"以俗为雅"的倾向,遂与当下"日常生活审美"构成一种"形似神异"的映照。     

论明清时调小曲的渊源与发展——以"凤阳花鼓戏"的生成为研究个案

中国民歌如按流行区域来划分,可分为乡土民歌(乡村)与时调小曲(城镇)两大类,二者之间有着极为复杂的渊源关系。但如要从乡土民歌中划分出时调小曲,做出畛域分明的区分界定,又颇为困难。从明清之际在民间广为流传的《凤阳歌》(乡土民歌)演变为《凤阳花鼓曲》(时调小曲),最后形成《花鼓戏》(戏曲)的生成过程,可以窥见明清之际时调小曲产生的渊源及其发展情形。     

论明清时期农业经济的发展与制约——与战国秦汉和唐宋时期的比较

本文针对中外学术界对明清时期经济发展估计过高的观点提出了不同看法。文章通过对明清时期与战国秦汉、唐宋时期的农业生产和流通的诸方面进行比较后认为,明清时期经济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广度上,但由于存在一些根本性的制约因素,农业劳动生产率呈现停滞或下降。文章还试图对明清时期商品经济在农业劳动生产率停滞的条件下比前代有超越性发展的“悸论”作出解释,认为明清时期商品经济并没有真正割断其自然经济的脐带,脱离封建地主制经济的发展轨道,因而也没有能够导致“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     

《中国廿六史及明清实录东亚关系史料全辑》的编纂综述及史料价值

中韩两国合作项目《中国廿六史及明清实录东亚三国关系史料全辑》,是介绍古代中国、朝鲜(韩国)、日本三国关系的大型史料工具书,它的出版,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和深远的现实意义.     

明清家训的文学价值

自古以来,我国就极为重视家庭教育,家训正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中流存下来的家庭教育文献。明清两朝是中国传统家训的鼎盛时期,对明清家训的研究,学者多从社会学、伦理学、哲学等方面入手,而对其文学价值的探讨则显得较为薄弱。本文拟就明清家训的文学价值作一整体概述,以期引起学人对此问题的关注。     

隋唐时期流外官与明清时期吏员的渊源关系

流外官在隋唐时期属于国家职官系列,是“官”身,但其中也包含着“吏”的成分。这一成分到赵宋时期逐渐加大,降至明清,则形成了所谓“未入流”的“吏员”阶层,他们在国家行政体制中的政治地位与作用具有共同性。这一阶层自隋唐以后到明清时期的嬗递与演变,蕴涵着中国封建社会政治制度发展演变的深刻内涵,体现出中国古代政治体制与政治结构的基本特征。研究隋唐时期流外官及其相关制度时,既应该注意考察其与吏员之间在政治身份上的渊源,又不能不加区别地把它们混为一谈。     

明清时期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证据制度研究

明清时期,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证据制度同时存在中央王朝和少数民族两种制度,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同时,在各种因素的合力下,明清时期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证据制度又逐步走向融合,趋向大同,明清时期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证据制度的发展提供了大量正反两方面的经验。     

广昌孟戏民歌时调的美学书写方式与原生态特质

本文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运用戏曲传播学、史料对比及美学等理论探讨广昌孟戏中民歌时凋的遗存与特质,着重分析了明清戏曲中遗存的民歌时凋元素问题,重点对明万历以后流行的《驻云飞》、《山坡羊》、《锁南枝》、《傍妆台》、《寄生草》等时调,以及清与近代的小曲《夫妻观灯》等六支民歌时调的曲牌音乐体系进行了考辨分析,以冀解读明清地方戏曲民歌时调的遗存与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