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张问陶的诗学观

清代乾嘉时期性灵派著名诗人张问陶主张，诗人只有崇真、缘情、举气、思变、仗灵，才能创作出“性灵”诗。其中“崇真”是诗歌创作的基础，“缘情”是诗歌创作的本质，“举气”是诗人的创作个性，“思变”是诗歌的艺术风格，“仗灵”则是指诗歌创作要依靠灵感。真、情、气、变、灵缺一不可，构成了张问陶独具卓见的诗歌创作理论体系。     

论郭沫若早期思想、诗歌和泛神论的关系

在研究郭沫若早期思想和诗歌时,“泛神论”的影响是必然涉及到的一个问题。但是,泛神论在诗人早期思想中究竟占什么地位?它怎样具体影响诗人的诗歌创作?影响有多大?看法却颇不一致。有的同志曾经夸大它在诗人思想中的地位和创作上的影响,说泛神论是当时诗人世界观的“核心”,是诗人“培植爱国主义思想和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温床”,甚至     

佛教心性论对诗歌创作的影响

佛教心性论对诗歌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无论是王维的“无我之境”还是大历诗歌的“有我之境”,都是佛教心性论在诗歌创作中的体现。因此,深入研究佛教心性论,对理解古典诗歌的深邃内涵和审美情趣具有重要意义。     

王维山水诗禅意的再现——以《辛夷坞》《鸟鸣涧》《鹿柴》英译为例

王维诗歌创作受到禅宗思想影响,其诗歌以禅入诗,意境与禅境浑然天成,蕴含着一种禅境的清静空寂之美。本文从“性空”“动静”“体悟”三个侧面分析王维山水诗中的禅意,通过对比评析不同译本的策略、效果,提出禅诗翻译既要再现诗歌的禅意,也要兼顾意象的传达。     

论夏竦诗歌的过渡 性

夏竦生活时期的诗坛,新旧诗风交替过渡。夏竦的文学思想与诗歌创作具有两面性：既有对西昆体的继承与发挥,也呈现出诗文革新派的风格;既有“唐音”的余绪,也有“宋调”的先声。在中国古代诗歌由“唐音”到“宋调”的转变过程中,夏竦的诗歌创作带有明显的过渡色彩,即宋代诗风形成中的过程性特征。     

我院中文系、政史系学生举行学术讨论会

一九八○年十月二十四日和十二月三日,我院中文系学生和政史系学生分别举行了学术讨论会。讨论会收到的文章一般都能做到独立思考,言之成理;有的文章还有一些新的见解。 中文系学生学术讨论会题名为“白居易研究”,共收到十五篇文章,其中:《怎样看待白居易自行编类的闲适诗》一文,对历来借用“讽喻”、“闲适”二词划分白诗好坏的传统观点提出了不同看法,认为讽喻诗和闲适诗在思想内容上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决不能用任意确定闲适诗、无限扩大闲适诗范围的简单作法来说明闲适诗的消极作用;强调闲适诗是诗人从早期诗歌创作过渡到晚期诗歌创作的     

《文心雕龙》“情理实劳”“崇替在选”辨

《辨骚》“赞”中的“情理实劳”的“劳”,有的训为“辽”,广阔的意思，有的训为辛劳、忧劳。相比较而言，训为辛劳、忧劳更合理。这可以从《辨骚》和“赞”言的上下文语境、《文心雕龙》中“劳”字的用例得到证明。《时序》“赞”中的“崇替在选”的“选”,有的训为“算”,有的训为“齐”,有的训为“选择”。相比较而言，训为“选择”更合理。这可以从《时序》篇论述的内容和《文心雕龙》中“选”字的用例得到证明。     

论新疆改革开放三十年汉语诗歌创作现状

新疆改革开放三十年中,新疆汉语诗歌创作经历．了新边塞诗歌创作、新生代诗歌创作和多元化诗歌写作三个阶段。第一个十年的新疆汉语诗歌创作表现了“诗言志”,“文以载道”的精神;第二个十年的新疆汉语诗歌创作大都强调审美,注重对诗歌形式的继承与再发掘;第三个十年的新疆汉语诗歌创作转向了对日常生活的书写。     

昆虫界另类“婚姻”

人人都向往美好的婚姻,就连自然界的昆虫也不例外。一些昆虫另类的求偶方式更是让人忍俊不禁,有的要“吃尾巴”,有的要“送礼物”,还有的甚至要“献身”,真可谓“虫界处处有真情”。     

晚唐五代诗坛与晚唐五代诗格的理论建构——理论与创作互动的实证考察

从微观的角度具体透视诗格和诗歌创作的互动是准确认识诗歌创作和诗学理论发展的基础。晚唐五代的苦吟诗风与诗格的“磨炼”理论、晚唐五代的清雅诗风及其在诗格中的理论体现恰好体现出晚唐五代诗歌创作思潮、诗坛风气与诗格的互动关系。     

辗转在现实与理想之间——论废名 1920 年代诗歌创作

从儿童视角剖析了废名20年代诗歌创作中“儿童艺术世界”的特点和两重情感向度，以及诗人在两重情感向度中的矛盾和焦灼心态，总结了废名早期诗歌创作的艺术经验。     

柳亚子的“旧诗革命”论

柳亚子在 1945年提出“旧诗革命”的口号 ,主张“诗人要有气节 ,诗人要有思想” ,这是对千百年来的“旧诗流弊”的批判 ,是他旧诗创作实践的结晶 ,是对当时诗人的鼓励和鞭策 ,对于今天的诗歌创作仍然有着重要的指导和借鉴意义。     

论舒婷诗歌女性意识的现代影响

在20世纪70年代,作为“朦胧派”诗歌创作阵营中的重要一员,舒婷的出现犹如一缕清新的春风,开启了新时期女性诗歌创作的先声。她的创作,第一次将柔婉而饱含着深情的女性笔触伸入到沙化已久的诗歌领域,以鲜明的女性意识全面而深刻地构建出了作为“自然形象”的崭新而独立的女性意象。本文结合文本的分析,阐释舒婷诗歌女性意识的内质及其对现代女性诗歌创作的影响。     

谈郑珍诗歌的宗宋特色

论述了郑珍作为“宋诗派”的杰出代表,其诗歌创作中所流露出的宗宋特色;指出其在诗歌题材方面,学习宋诗的取材广泛,将一切日常生活的琐碎事情都写入诗中,从而“化俗为雅”;在诗歌创作手法上,学习宋诗之“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     

关于“个性”中几个问题的探讨

对个性问题,说法很多,要搞清楚不很容易。这里所谈的“个性”是指俄文中的“Лицостб”,德文中的“Pcrson”,英文中的“Personality",日文中的“人格”。拉丁文中的“Persona"。各国关于“个性”这个词的含义理解不尽相同,也不尽完善,有的借用“人物,角金色”来比拟,有的借用“面具、脸谱”来寓意,但研究的问题却是一个,都是指的“人与人之间相互区别开来的那些稳定而独特的心理特征的综合体”。“个性”是心理学界同志非常关心的问题,目前各国心理学界都正在对个性的实     

论苏轼的诗歌美学思想

苏轼在对诗歌的社会功能和审美特性的认识上，有自己的见解和思想渊源：首先，他强调“诗须要有为而作”，这是儒家兼济天下的思想在他文艺观中的反映；其次，他主张诗贵传神，不仅要传客观物象之神，而且要在“超以象外”的远韵，诗歌创作要有“空静”的心态；再次，他崇尚“天工与清新”，认为诗要有率真的感情、清新的意境，这一审美原则的渊源是庄子“法天贵真”的美学思想     

要善于从诗歌的“理”“趣”中获取营养

(诗歌“理”“趣”的成因) 诗歌“理”、“趣”的成因是多方面的。前面列出的一些观点,均属诗歌“理”“趣’的宽泛内容。因为诗为心声,人们在诗歌创作中,总是要表达一定的思想感情,寄托着对社会人生的感慨。我们在欣赏各式各样的优秀作品时,也就自然受到诗歌内容的感染和理     

抓住现实,诉诸大众——读穆木天诗论札记

一九三二年,穆木天在为中国诗歌会主办的《新诗歌》创刊号起草的《发刊诗》中,根据“左联”的倡导,明确提出了“要捉住现实”,“要使我们的诗歌成为大众歌调”的主张。从此,伴随着蓬勃展开的革命诗歌运动,他开始了对革命现实主义诗歌创作的探讨。     

东坡诗歌创作论概观

诗歌创作论是苏轼诗歌理论创造的精华。其中“有为而作”的真实涵义,表明了苏轼创作视野的开阔,与其散文创作中的“文以述志”说相辉映;他关于诗歌创作中审美态度的见解,更是空谷足音,这主要得力于其创作实践,也与庄子的影响分不开,。其“博观”说重积累,重厚积薄发,亦具开创性。其审美创造的方法论,充满深刻的辩证法,又以创新为着眼点,因而精见迭出。在语言运用方面,则提出了“街谈市语,皆可入诗’的卓越见解,突破了历来重雅轻俗的传统偏见。从总体看,并以诗论史为参照,我们便会发现,自成一家体系、十分重视美的创造、注重实践性这三者,构成了东坡诗歌创作论的特色     

传统诗歌藏露艺术新探

藏露艺术是我国古典诗歌创作的传统技法。历代大诗家,没有一位不是“能藏善露”的能手,大凡脍炙人口的传世之作,都是“能藏善露”的名篇。为开拓高校诗歌教学的艺术思维,培养学生读诗和写诗的想象能力,探讨这一传统技法,古为今用,不为无益。 目今,系统研究藏露艺术的著述不多。散见于各种论著或教材中的,几乎都把“藏”和 “露”二者对立起来分开论述。有的资料只说:“藏,指含蓄;露,指直言。二者是一对矛盾。”有的著家也提到“在一篇作品中有藏有露,二者兼备,因为或藏或露,各有妙用。”有的作者竟把藏露艺术称作“作家的两套笔墨”等等。这些论点和论述,基本都是传统诗论的转引,表达方式不同,实际上是把二者分割开来进行阐述的,好象“藏”与“露”应该是“花开两朵,各放一枝”的诗法。我总觉得,这种认识,是缺乏深究的,也是陈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