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的调和论是唯物的辩证的调和论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有调和范畴。调和与统一、同一是同一系列等级的概念，它们反映的都是矛盾同一性的性状。恩格斯认为：对立调和是辩证法的核心。调和除了个性、具体性、相对性之外，还有共性、抽象性、绝对性。哲学上存在唯物的辩证的（矛盾的）调和论和唯心的形而上学的调和论两大分野，形而上学的调和论又有绝对调和论和绝对不调和论两种表现形式。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只批判过唯心的形而上学的调和论，他们始终坚持了唯物的辩证的调和论。要正确理解列宁关于“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的论断，要正确理解马克思对蒲鲁东调和矛盾（虚构矛盾、取消矛盾）的批判。把马克思主义导师们对唯心的形而上学的调和论的批判理解为、表述为对“矛盾调和论”的批判是不妥的。形而上学的绝对不调和论是“左”的理论基础。辩证的调和论、对立的调和论、矛盾的调和论都是正确的命题，矛盾调和在现实中有着普遍的存在，在调和中坚持斗争是广泛运用的策略     

李剑农联省自治思想研究

李剑农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历史学家、政治学家。他积极反对北洋军阀的专制独裁,创办《太平洋》杂志,宣传地方自治,是联省自治思想的重要倡导者。在联省自治运动中,李剑农更是站在前列。由于种种原因,他的联省自治的理想未能实现。但作为政治思想史上的一页,联省自治仍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民初政治调和思潮衰落原因探析

民初政治调和思潮深具由妥协实现民主转型的政治智慧,其衰落不仅在于身处激进时代的"不合时宜",更在于民初的历史土壤不适宜妥协政治文化的生长。决定思潮衰落命运的是与生发妥协的英美截然相反的历史土壤,不仅有深厚的帝制大一统结构下专制强王权、一元论与人治等政治文化传统,而且有"国家强于社会"、农民阶级与小农经济占主导的东方农民社会。     

章士钊的调和论与中国传统文化

本文详细论述了章士钊的调和论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认为章士钊的调和论与中国主张“和而不同”的理念 ,强调矛盾同一性的辩证思维和中庸理念 ,以及将客观事物运动变化归结为周而复始循环的循环变易思维都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五四时期中西文化调和论的互动--兼论五四时期中国文化调和论兴起的外在刺激因素

五四时期 ,欧洲与亚洲之间、亚洲各国家之间的思想文化交流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当时 ,调和东西文化是欧洲和亚洲许多学者的共同期待。在亚洲 ,反应最强烈的是印度、日本和中国。印度和日本学者的呼应大大刺激了中国思想界 ,促使部分中国学者极力想找到中国在世界文化建设中的位置 ,而欧洲思想界的波动 ,则成为中国文化调和论者有力的舆论支持。     

李剑农:世界级大史学家--纪念李剑农逝世40周年

吕希安·波亚主编 ,美国纽约格林伍德公司 1 991年出版的《近代国际大史学家》一书 ,收录 1 80 0年以来各国大史学家 6 6 4人 ,其中中国 1 4人 ,李剑农是 1 4人之一。李剑农在史学上的主要贡献 :一是在中国近百年政治史的研究中取得了杰出的成就。所著《中国近百年政治史》曾译成英文 ,为国内外学者广泛引用和参考 ;二是开拓了中国古代经济史的研究。其《中国古代经济史稿》运用唯物史观 ,探求中国社会发展规律 ,是新中国建立后第一部系统的中国古代经济史著作。他的史学观点和治学经验 ,足资后学借鉴     

《再生》共同体的“调和政治论”

《再生》及其同人对政党与国家、自由与效率和政治民主与经济民主的问题探讨,更多地倾向于调和色彩,表现出不同于其他理论流派的思想特色。《再生》及其同人批驳了国民党训政理论,提出了政党不能吞没国家;谋求进步与效率,不能以牺牲公平和自由为代价;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在中国应同时并进,不可有所偏废,依据中国国情,走一条中间政治路线。     

杜亚泉东西文化调和观的形成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负面影响及其引起的东西方人们对欧洲文明的不信任感刺激了因民族危机而试图从西方寻求救国出路的杜亚泉,他客观对比中西、冷静反思传统,进而提出了东西文化调和论。     

论杜亚泉的文化调和思想

杜亚泉是清末民初时期一位著名的科学家、教育家和启蒙思想家。他的文化调和思想尽管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但是他对中西文化问题的开放心态、辩证分析和理性思考,在当时的"五四"思想界还是独树一帜的,对于我们当前构建和谐社会也仍然具有借鉴意义。     

描述性政治哲学的近代形态：功利主义与契约论

从功利主义和洛克的契约论所赖以产生的描述性政治哲学的理论背景分析中 ,本文认为 ,它们是在反对神权政治和世俗专制中建立起来的 ,其共同的理论旨趣是“自由 ,只有因为自由而被限制。”但是 ,由于它们把政治等同于社会 ,把政治工具化的同时 ,也将社会工具化 ,导致生活表层化和价值表象化。马克思所提出的“人类社会”是对功利主义和洛克契约论的最准确的批判     

论民事诉讼检察监督中调和制度的构建

检察机关在办理民事申诉案件过程中,在双方当事人之间做好沟通、协调工作,促使双方互相谅解和妥协,最终达成一致意见,结案了事,已成为处理案件的主要方式之一①。但实践中,对这种结案方式缺乏分析、归纳和总结,导致认识与界定不一,没有最终形成制度体系。文章对这种结案方式,从概念属性、价值原则、方法程序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研究,旨在构建一种科学合理的非裁判性纠纷解决制度,有效化解民事诉讼纠纷,以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契约论与政治合法性

自近代以来 ,社会契约论在西方政治哲学中一直是最有力的理论。那么社会契约论的理论力量究竟存在于什么地方 ?本文试图回答这个问题。本文首先讨论古典契约论对政治合法性的证明 ,并把它的证明归纳为三种 ;其次探讨对古典契约论的批评 ,指出它所存在的四个主要问题 ;然后研究了当代的新契约论 ,以及它与古典契约论的关联 ;最后揭示契约论的合理性 ,解释了它的“普遍同意”、“自律”、“互惠”和“实践理性”的观念。     

李大钊文化调和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文化调和思想是李大钊早期文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李大钊文化调和思想的形成,既受到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和道家思想的影响,也受到西方自由主义和互助论的影响。在李大钊文化调和思想中,他通过对调和本义的研究,把调和定义为两存和竞立,并以调和对近代中国新旧文化和中西文化进行理性思考。在新旧调和中,他主张用新的取代旧的,立足点在于开新。在中西调和中,他主张由吸收西洋文明的长处逐渐转变为在融合现有东西文明基础上创造第三种文明,并在十月革命后认定第三文明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文明。由此,李大钊的文化调和思想不仅在当时具有独特性,也成为形成其马克思主义观的动因之一,这使他的前后期思想处于一种转折与连续中。时代虽然发生了变化,但李大钊文化调和思想中的先进性和包容性,对我们今天处理文化问题,进行文化建设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休谟、斯密论政治权威与政治义务

目前,学界在对大卫·休谟尤其是对亚当·斯密的政治思想研讨中,往往将视角集中于自由、权利、民主等理论范式上,不同程度上忽视了权威、义务、责任等价值理念。实际上,无论是休谟还是斯密都曾对这两组思想理念进行过整全性的思考与探究,即他们的理论充分凸显了在自由民主宪政政体制下政治权威与政治义务的重要性。他们批判了契约论者关于政治权成基于“自愿同意”、政治义务基于“承诺”的观点,将政治权威的合法性建立在“权能原则”与“实利原则”的基础上,并在“交互义务”的前提下强调公民对公共权力的认同感、责任感与忠诚感。     

周必大、朱熹与吕、范解仇公案——兼论南宋政治上的调和思想

由欧阳修撰写《范公神道碑》而引出的范仲淹与吕夷简解仇公案,在南宋庆元年间引起了周必大与朱熹之间的激烈争论,前者认为吕、范始终未曾解仇,后者则坚持两人确有解仇之事。但周、朱两人争论的实质并不在于对是否解仇进行事实判定,而是两种非常不同的关于党争的政治思想间的交锋。周必大在政治上信奉调和思想,坚持朝廷用人当不分党派,兼收并蓄。朱熹则主张政治的首要之务在区分"君子""小人",坚决反对两者杂用的调和倾向。在整个南宋时期,两种思想皆不乏追随者,但总体上看,周必大所代表的调和思想获得更多青睐,调和构成了南宋政治的一个重要特征。     

试论南京国民政府的劳资调和政策

南京政府成立后,面临着严重的内忧外患,因此,改变了一味镇压工人运动的政策,推行劳资合作,以缓和劳资矛盾。其劳资调和政策虽不能从根本上调和劳资利益,但客观上也取得了一些成效,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