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命儿女 梦幻情缘——冯渊与英莲的人生悲剧

自幼被拐走继而被出卖做人妾再遭主子虐待的薄命女英莲,同幼年丧母后因与"呆霸王"争买一妾未成反遭其豪奴殴死的薄命郎冯渊,虽是一对有情人,却是难得结合的梦幻情缘。整部《红楼梦》大书犹如一场社会人生之大梦,它是由无数小梦联缀而成的。"薄命女偏逢薄命郎"不过是这无数小梦中的一场稍纵即逝的噩梦而已。这正是宏著将其梦幻情缘写得惨不忍闻的创意之所在。     

中国三十年代现代派诗歌在表达与诗体方面的流派特征

早在1935年,孙作云便撰文称戴望舒等人为"现代派",并说:"现代派是一种混血儿."番草眼里的现代派,在"诗质"上介于浪漫主义与象征主义之间.杜衡认为,戴望舒的诗兼有象征派的形式,古典派的内容.施蛰存则概括道:"《现代》中的诗是诗,而且纯然是现代的诗.它们是现代人在现代生活中所感受的现代的情绪用现代的词藻排列成的现代的诗形."②近年台湾学者认为:现代派有象征派的含蓄,但没有它的神秘虚玄;有古典     

从三首旧题新咏的现代诗谈传统的转化

今日中国诗歌中的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太广泛而复杂,我想从一个具体的角度切入,来谈论这一问题.先来看一组旧题新咏的中国现代诗,分别是戴望舒的<妾薄命>、何其芳的<休洗红>与卞之琳的<妆台>.它们显示了30年代的诗人接通古典传统并加以创造性转化的意图是多么强烈,努力也相当成功.     

雨中巷 伞下人 诗间意——透过意象看《雨巷》成诗的原动因

《雨巷》是中国现代著名诗人戴望舒的成名作与早期代表作,自发表之初便引来各方关注,几十年间争论不断。本文以《雨巷》中出现的六种意象为突破口,将其分别置于爱情和当时社会大背景的情境中进行解读,从而试图勾勒出诗作中的情感主线以及造就该诗的双重动因。     

如此缠绵为哪般--《瓶》的创作动机探秘

郭沫若的爱情诗集《瓶》,是一部脍炙人口的抒情长诗。在郭沫若诗歌创作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然而评论界对《瓶》的研究,却大都是站在"革命"二字的立场上,不是"充分肯定",就是"基本否定",走向两个极端。这都是没有准确把握《瓶》的创作动机的结果。其实,《瓶》是一部纯粹的抒情诗,是不能用"革命诗"的标准来要求的。     

白居易感伤诗的原生态新论

本文根据《与元九书》等原始文献,认为白居易诗歌编集时分为讽谕、闲适、感伤、杂律四类,是以"言志"、"缘情"为分类的主要依据,其分类对古代诗歌的分体、本体论和感伤诗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并认为白居易感伤诗的心理成因是两次人生巨痛和对"诗人多薄命"的反思;最后从《白氏长庆集》中提取出白居易原始分类时的一百余首感伤诗,提出"原感伤性"、"再感伤性"的概念来解读这些感伤诗。     

论戴望舒诗歌中的女性意象

戴望舒诗歌中女性意象繁多,并有着单纯、善良、温情、忧郁、缅想的精神气质。正是这些女性意象,传达了戴 望舒对生活、理想、爱情及生命的看法和价值观念,使他在诗的审美中得以超俗和超越。     

再读《预言》

何其芳取西方象征派诗歌精髓,融晚唐五代柔美凄艳诗风,追求真实,崇尚理想,执着"纯诗"理念。《预言》一诗借用传统爱情题材,运用独语对话方式,吟唱了一曲古老而又永恒的爱情母题。爱情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多具不可描述、不确定和不可穷尽及意象创造等特点。生活与青春、感伤与甜蜜、批判与揭露是其主旋律。诗作迥异之处是,爱无语而来,又无言而去,仅留下独语存在。爱情、青春、生命,在何其芳诗里意味无穷。     

试论戴望舒的诗歌艺术

一位诗人的真正丰饶并不在于诗句的数目上,却在于它们的效果的广阔中。只能在时过境迁之后才能加以判断.—保尔·瓦莱里《波特莱尔的位置》在论及诗人戴望舒(1905—1950)的时候,我非常自然地联想到法国现代派巨子瓦莱里(戴译:瓦雷里)对于象征派开山波特莱尔的评价。究其原因,大约有如下几点:一、瓦莱里的这篇《波特莱尔的位置》是由戴望舒译成中文的;二、戴望舒与法国象征派有深厚的联系,他译过法国象征派诗人的诗,其中包括波特莱尔的《恶之花》(见《〈恶之花〉掇英》②);三、戴望舒同波特莱尔类似,一生的诗作并不多(1981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戴望舒诗集》共92首,这几乎是戴诗之全部。以下所引戴诗均见此集);四、尽管如此,戴望舒同波特莱尔一样,其诗也具有特殊的价值,产生过较大的影响(特别在艺术性上),算得上“真正丰饶”,尤其是在“时过境迁”的今日加以“判断”。     

《诗》源批评与赋的国家意识形态属性

无论是作为一种创作技法,还是作为一种文体,"赋"都与《诗》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作为文体的赋,并非由作为创作技法的"诗六义"之赋独立发展而来,赋"文体化"的发生主要是基于"赋《诗》"言志行为的文本化。无论是赋《诗》之"赋",还是"失志之赋",都展现了士人对国家意识形态的关切以及对自身介入政治的渴望。     

徘徊在卑微与高贵之间

叶弥的爱情小说《郎情妾意》,体现了对神圣爱情的尊重,体现了身份卑微者的人性光辉,表现了卑微与高贵的文学话题。     

“诗言志”的内传理解——廖平的《诗纬》新解与中国的现代性问题

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是立法学,孔子《诗》学同样是立法学。当古老中国面临西方"异制"冲击之时,清末民初大儒廖平致力重拾儒家内学"旧法",尤其注重《诗纬》。晚清大儒应对西方"异制"挑战时的首选古学资源为儒家公羊学,但与康有为借助公羊学"托古改制"接应西方民主不同,廖平坚持公羊学的王政论本色。廖平认为,公羊学所倡导的"素王说""三统说""中外说""文质说",无不源于孔子《诗》学。要理解这一本源,必须依循《诗纬》的指引,因为,《诗经》师说,"精微义例,全在纬候"。针对以《诗》为古事、以序说《诗》的旧说,廖平"于四始、五际、六情之义,以及篇什配用之理"推阐儒家内学的诗学要义,提出"《诗》者志也"为"空言俟后",为当今思考中国新政与全球化处境的关系,提供了发人深省的秘学思路。     

“《诗》亡然后《春秋》作”申说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这一表述包含了两个前后相联的意思:其一重点在于"《诗》亡",即何以"《诗》亡"是"《春秋》作"的前奏;其二重点是"《春秋》作",即何以《春秋》继"《诗》亡"而起。这两个问题与早期史鉴思想及儒家教化思想密切相关,并对中国传统史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论戴望舒对魏尔伦的翻译与批评

魏尔伦是法国象征主义大师,新文学运动初期,象征主义和魏尔伦被自觉地引入现代中国。在魏尔伦的翻译和接受上,田汉、李思纯、梁宗岱、周作人等影响了戴望舒。1926-1944年戴望舒先后翻译了魏尔伦的6首诗,戴望舒对魏尔伦的诗表现出持久的热心,几乎是持续地追求对魏尔伦更多的理解,魏尔伦启示了追求诗歌音乐性的创作道路。戴望舒的一些诗歌意象可以在魏尔伦的诗中发现相似的模仿痕迹。     

《聊斋志异》中的“易妻为妾”现象探析

"易妻为妾"是产生于《聊斋志异》中《恒娘》篇里的特定语汇。蒲松龄对"易妻为妾"行为的描写,使《恒娘》成为反映女性嫉妒问题的小说特例。"易妻为妾"揭示了妻妾之道下的情爱心理特点,演绎了女性面对婚姻危机时的一种反攻战术,展示了古代夫、妻、妾关系的某种真实面貌。对从古至今长期存在的女性"易妻为妾"的心理和行为还需进行深入的思考和研究。     

论戴望舒诗歌精神的现代性与古典性

戴望舒无疑是个自我抒情诗人,留给世人92首诗作中,吟咏一己爱情和内心愁绪的占了绝大多数。这种抒情格局就基质而言,是想通过对个性自由的追求达到对人性自由的追求。但血雨腥风的严酷现实不允许诗人悠游在自我天地,刀光剑影的社会斗争催迫着诗人的良知,风雨如晦的民族苦难呼唤着他的爱国之心,终于,戴望舒,这个一度在《雨巷》中徘徊又徘徊的诗人觉醒了,个人的哀怨叹喟融入了时代最强音.在40年代初写出了《我用残损的手掌》等优秀作品,并积极投入到抗战救亡的时代洪流之中。遗憾的是,戴望舒在完成了自我与社会群体沟通的心路历程后,基本上也结束了创作生涯(从1945年写出《偶成》到1950年去世的5年间,基本未有诗作问世)。这实在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因为这种情况也不只出现在戴望舒与他同类的知识分子身上。就是那     

命运的选择与生命的本相——读谭仲池长篇小说《曾经沧海》

谭仲池的《曾经沧海》是一部关于政治、爱情、命运的书,作者在诗一般温婉的语言包裹下书写了强烈的政治情怀,通过20世纪末中国社会转型时期一个从政者的心路历程,对个体命运和生命本相进行了深入探索。     

王质《诗总闻》体现的学术思想与方法

王质是宋代《诗经》研究史上的重要人物,其《诗总闻》是他历时三十年而编撰的学术专著。该书废序言诗,独创"十闻",他的论说"因情求意",以示今古虽异、人情不远,以比较批评的方法扬弃前人之说、树立作者之意,并且征引屈原《离骚》、焦氏《易林》进行《诗经》解读,尝试比较品评,多发个人新见,具有独特的思想和方法。     

飞鸟意象与阮籍的多重人格

阮籍的《咏怀诗》历来被誉为"旷代绝作",同时也是绝对的难解之作,"百代之下,难以情测"。而飞鸟则是《咏怀诗》中最重要的诗歌意象,它们是阮籍主体人格的诗性外化,各种飞鸟意象体现着阮籍隐晦难测的内心世界。     

“年轻的神”不相信爱情——诗集《预言》与何其芳的精神求索

何其芳的诗集《预言》,并不是一部讴歌“爱情”的诗,而是一部以“爱情”为题材的诗。诗人以“爱情”作为一种情感表达的象征符号,生动表现了自己精神世界中的“感性”与“理性”、“现实”与“理想”之间的矛盾纠葛,深刻揭示了青春何其芳与众不同的人生追求。诗集《预言》受道家生命哲学的影响颇深,诗人用诗性的语言和丰富的想象力,“乘桴浮于海”地表达主体自我对于“自然”与“自由”的思考和向往,并试图通过灵魂的自我对话,探寻有限生命的终极意义,进而为我们提供一种可以展开充分联想的艺术空间。“爱情”在诗集《预言》中只不过是一种未来理想的艺术载体,诗人的主观目的是要向读者展示“年轻的神”的“寻道”之旅。诗集《预言》意境之美,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内涵之深,具有展现那一时代知识分子的“苦闷”“彷徨”与“寻找”的思想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