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王昭君变文》河西地域特征探析

敦煌《王昭君变文》与历史记载的王昭君故事及唐前诗文的相关内容比较,显示出了浓郁的河西敦煌地域特征,其地域特征的形成在于作者对传统昭君故事的改造以及历史生活在文学作品中的反映。     

敦煌变文校勘零札补记

近几年来,各地刊物上相继发表了一批补校《敦煌变文集》(以下简称《变文集》)的文稿,足见学术界对于此项工作的重视,也是对于修订重版《变文集》的呼吁的积极响应和有力支持。笔者在完成拙稿《“亡空便额”校释质疑》(发表于《中国语文通讯》1983年第5期)、《敦煌变文校勘零札》(《社会科学》1983年第6期,以下简称《零札》)和《敦煌变文校勘零拾》(《中国语文》1984年第1期,以下简称《零拾》)之后,又有机会重新研读《变文集》和诸家校订著作,复得有关校勘的笔记若干则,爰作《敦煌变文校勘零札补记》,以供《变文集》修订的参考,并继续向海内外专家们求教。     

"画皮"故事的原型和流变

蒲松龄《聊斋志异》中名篇《画皮》的原型,最早可上溯到西晋时竺法护所译《修行道地经》中的一个故事,并在六朝志怪、唐传奇和敦煌变文、明清章回小说中均发现了相关内容.文章在论述完这一流变过程中的起始和过渡环节之后,进而考辩了"画皮"构想的由来,总结了该类故事的结构模式.     

抉精发微 盛文生辉——解放以来全国敦煌语言学研究述评

我国的敦煌语言文学研究开始于本世纪二十年代,罗振玉《敦煌零拾》(1924年)、刘复《敦煌掇琐》(1925年)、罗常培《唐五代西北方音》(1933年)、许国霖《敦煌杂录》(1936年)等率先辑录、整理韵书、变文、曲词、诗歌等敦煌残卷佚篇。王国维、刘师培、缪荃孙、陈垣、郑振铎、向达、王重民等又陆续撰写题跋、考镜源流、积极评介敦煌语言文学作品,为敦煌语言文学研究打下坚实有力的基础。 全国解放以后,敦煌语言文学研究进入新的阶段,先后出版王重民《敦煌曲子词集》(1950年)、周绍良《敦煌变文汇录》(1954年)、任二北《敦煌曲校录》(1955年),姜亮夫《瀛涯敦煌韵辑》(1955年)、王重民等编《敦煌变文集》(1957年)、蒋礼鸿《敦煌变文字义通释》(1959年)等,敦煌语言文学研究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经过“文化革命”的十年停顿之后,从1979     

敦煌变文校勘零札

王重民等六位先生整理校订的《敦煌变文集》,①迄今为止仍是研究敦煌变文的最好的校印本。该书出版以后,徐震堮、蒋礼鸿等多位先生先后加以补校辨正,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可是,由于变文的校堪工作具有特殊的复杂性,留下来有待解决的问题仍属不少。笔者读《变文集》和诸家校订著作,在获益受教的同时,也发现一些应校而失校或     

敦煌变文三议

<正> 对于敦煌变文的艺术价值,历来众口一辞、交相赞誉。但是,在有关变文研究的一些问题上,人们的认识很不一致。本文拟就几个问题质疑并直陈浅见,以期得到指教。一、煞费推敲的“俗讲”多少年来,在“俗讲”这一名目上人们化费心血不少,然歧义甚众,误讹亦多。如: 1.“‘俗讲’则多佛经故事,加以演染而成。‘变文’即为‘俗讲’之话本,故其文中,多系事实。”(周绍良《敦煌变文汇录·叙》) 2.“到隋唐时代,封建帝王一再提倡佛教,寺院里的讲经更加盛行,并逐渐转向通俗化,出现了‘俗讲’这种形式。佛僧们……把佛理经义加以通俗的演绎,利用佛经散韵合体和民间的说唱形式进行演唱,这种俗讲的底本也是变文。”(张锡厚《敦煌文学》) 3.“变文最初是寺院里以通俗语言解说佛经故事的一种‘俗讲’……”(《中国古     

当前港台的一些敦煌学科研规划

1.敦煌变文新辑潘重规教授对照原抄本校订了王重民等编辑的《敦煌变文集》,发现很多导致文义歧解的抄误俗字。将于最近出版的《敦煌变文新书》对此做了校正。 2.第二卷敦煌俗字谱潘重规教授直接指导下的敦煌抄本中的中文俗字专著《敦煌俗字谱》已于1978年编辑完成。题名为《敦煌俗字谱续编》的第二卷编辑规划正在进行中。 3.敦煌抄本中的中文俗字索引敦煌抄本中的中文俗字虽给学者带来很多困难,但至今还只有《敦煌俗字谱》一本著作,涉及到这一特殊课题。《俗字谱》的作者现在正从事中文俗字索引的编辑规划。《敦煌俗字谱》的编排是按部首从正字查俗字,而索引则按笔划从俗字检正字。《敦煌俗字     

敦煌讲唱作品年代考三种

最近获读我国台湾省学者邱镇京先生的《敦煌变文述治》一书(台湾商务印书馆一九七○年四月出版),深感其中有不少精辟独到之见,值得敦煌文学研究者借鉴。笔者尤感兴趣的是其中“变文著作时代之推测’一节。因为作为民间通俗文学的变文,当时被视为不登大雅之堂的俚语野曲,极受轻视和排斥,文献史书记述也很少,今天要研究变文的发展历史,就不能不多多依赖现存变文作品本身所反映出来的情况进行考察。而要利用这些作品,又不能不首先明确它们的编写年代。如果我们能将现存的八十几种敦煌讲唱作品(也就是邱先生泛称的变文)编写年代,一一考订,技其时代先后列出个年表来,这不但有利于明白时势,而且对考察敦煌讲唱文学各个历史阶段发展衍变的轨迹,也有很大的帮助。因而这是敦煌讲唱文学研究中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     

《伍子胥变文》校释补正

《伍子胥变文》,由王重民先生等根据四个敦煌写本校录,收为《敦煌变文集》首卷首篇。该文演春秋伍子胥故事,写作时间约在唐末,是敦煌俗文学中最优秀的作品之一。但文中讹字疑义较多,郑振铎先生《中国俗文学史》在给此文以高度评价的同时,又感叹它“为了脱漏的过多,读起来也颇不易”。《敦煌变文集》在校勘方面作了初步工作。该书出版后,国内学者又续有校释,发明甚多,但遗留问题仍然不少。本文拟步时贤后尘,摭拾其阙漏,诸家校释偶有可议者,亦出以己见。限于学力,臆断妄说之处当所不免,谨祈方家指正。     

敦煌民间文学中的民族观探析——以变文为中心

敦煌变文作为地方性民间文学的代表,体现出敦煌百姓的审美特性和思想倾向。和传统的中原文化相比,敦煌变文由于所处年代,地域和受众的区别,蕴含着独特的民族观。其流民意识,边域意识及民间意识都不同于前代后世的中原文化。其中差别体现出在国力强弱,地域内外和执笔者文学素养等不同观照角度下的人文内涵。     

敦煌学的新硕果——《敦煌变文集校议》简介

王重民等先生编校的《敦煌变文集》(以下简称《变文集》)自1957年问世以来,虽然一直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和欢迎,但由于种种主客观条件的局限,致使该书在校录方面的错误甚多,据不完全统计约在万条以上。从《变文集》出版至今,有关的商榷、补校论文、著作已达120余篇(种)之多,取到了不少成绩,但仍有许多误录、漏校、误校之处未被发现和纠正,甚至产生了新的差错。令人欣喜的是,最近由岳麓书社出版的《敦煌变文集校议》(以下简称《校议》,该书1991年获王力语言学奖”)一书,使敦煌变文的整理校勘达到了一个具     

关于《敦煌变文集》内七十八篇俗讲、变文和通俗文学等资料的原一百八十七篇卷的影印本刍议

回忆1954年底～1955年初,经过向达、王重民、周一良,启功诸位先生和我共同商讨后,决定采用一百八十七卷写本,即现在《敦煌变文集》内有卷号的目录。当时我们计划将敦煌俗讲、变文和通俗文学等资料出版一部“校印本”,一部“影印本”和一部“选注本”。关于“影印本”,后来因人民文学出版社领导认为出版“影印本”耗费太大,没有同意,此事遂作罢论。关于“选注本”,我记得,在1956年底将《敦煌变文集》“校印本”交去排版后,即筹备出版《敦煌变文选注》本。1957年春,我还特约和组织了对     

从变文形式推究变文之源

<正> “许多正统文学都是由俗文学升格而来。”(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敦煌变文的发现,证明了唐传奇及宋元以后说唱文学产生和发展的由来。但是,变文究竟“变”自何处,源于我国还是源于印度,仍然是悬而未决并亟需研究的问题。本文拟就此谈点看法。     

敦煌写本《汉将王陵变》的口承性及其文本属性

敦煌写本《汉将王陵变》是晚唐五代时期《汉将王陵变》讲唱的写本,是对某一次特定的《汉将王陵变》讲唱的记录或抄写,也是对《汉将王陵变》讲唱传统的记录或抄写。它为探讨王陵故事在讲唱传统与书写传统之间发展演变的规律提供了可能,研究它的口承性及其与书写的互动,以及写本的文本属性,对认识敦煌讲唱文学写本的生成与文本形态以及拓展敦煌讲唱文学写本研究的视野,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陛”字校

《敦煌变文集》《伍子胥变文》页26:“吴王闻子胥此语,振睛努目,拍陛大嗔:‘老臣监监,光呪我国’??袁宾先生《敦煌变文校勘零札》(载甘肃省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1983年第6期(页93)校此条云:“拍陛”费解,待校。(监监袁校为尴尬,是)。按:《伍子胥变文》(页3):“楚帝闻此语,怕(拍)陛大嗔:‘勃逆小人,何由可耐。……’。”两处意思完全一样,今考《广韵》上声十一荠韵傍礼切:“陛,阶陛也。髀,髀股。(骨坒),上同。”陛、髀同属一小韵内,且髀或体也     

略论敦煌变文的原型意义

上世纪敦煌变文的发现,填补了中国俗文学史在唐、宋之间的断裂。现代学者多从文学发展的表层形式方面去构筑敦煌变文与后代俗文学的桥梁,然而在这场长达几个世纪的宗教普及潮流中,那些讲坛上下的僧俗诸众所建立起的心理契合关系、文化氛围以及传播接受形态,无疑成为后代俗文学孕育发达的酵母和土壤,这是不容忽视的文化现象。本文试图用原型批评的方法来重新审视敦煌变文这种特异文化现象,以求揭示它对宋后俗文学产生巨大影响的内在因由。     

敦煌变文中一些新生的语法现象

敦煌变文是唐代寺院僧侣用来向听众宣传佛教教义的一种通俗文学,它通常是用讲一段散文堪一段韵文的“讲唱”形式来宣传佛经中的神变故事。一般一篇变文讲的就是一个故事。为了让听众都能听懂,变文的散文部分的语言基本上与当时的口语相一致,韵文部分使用的一般也是当时较为通俗的词语。研究变文的语言有助于我们对中古汉语     

论敦煌本《悉达太子修道因缘》中国化及其妇女怀孕巫术

《悉达太子修道因缘》是敦煌佛教故事变文中的名篇。本文先由佛经对比它的本源与变体,然后从星云大师的著作解读它的中国化,再从押座文反映的敦煌民间婚俗中发掘出妇女怀孕巫术,最后归结到拓宽特殊营养品的投资渠道。利用中国中草药的文化遗产,制作出市场化特殊营养品。     

试论敦煌变文同义复词的研究价值

敦煌变文为敦煌俗文学作品中最具分量及影响力者,同义复词则是古代汉语里一种特殊而重要的语言现象.对敦煌变文中的同义复词进行研究,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重要价值:其一,能够促进敦煌变文的整理水平;其二,能够提高大型辞书的编纂质量;其三,能够为汉语史研究提供丰富资料.     

《王昭君变文》在昭君故事流变中的地位及意义

《王昭君变文》是文学史上第一篇篇幅最长的昭君出塞的俗文学作品,在昭君故事的流变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在前代史书和文人创作的基础上,对王昭君形象进行重塑,进一步突出了她的主体地位,丰富了她的形象,对此后以昭君故事为母题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变文》还对唐朝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关系进行了侧面的揭示,体现了唐人的人文关怀及对和平的向往;塑造了一个极度重情的呼韩邪单于,是唐朝包容性文化下重“真”、重“情”的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