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职能定位与中国政府治理模式的转型

更好地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优势需要对政府职能进行新的定位,政府治理模式需要进行转型.我国政府治理模式的转型需要重塑政府与社会、政府与政府、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也需要重塑行政运作的程序.通过对我国经济改革历程进行梳理发现,我国政府治理模式的转型主要体现在从全能政府到有限政府、从压力型体制到合作型体制、从实质理性到...     

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理论内涵、发生机制与完善进路

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是引导经济社会走向快速健康发展的关键.然而在公共行政学的研究中,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和充分的讨论.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有其特定的理论内涵、发生机制及完善进路.进一步对引导型政府职能进行分析,对于丰富中国公共行政的研究视角、推动中国公共行政的本土化理论建构有着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论政府职能的社会化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市场和社会的发育程度从质和量来看都有了极大提高。当前及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 ,应把实现政府职能的社会化作为政府职能转变的战略重点和新的生长点 ,在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互动的过程中实现政府职能的重构和创新 ,以顺应当今世界各国政府职能的发展趋势。因此 ,全面把握政府职能社会化的涵义、原因和条件 ,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在后工业化进程中构想合作的社会

自20世纪80年代起,人类社会再一次进入了一个历史性的转型期,那就是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变。如果说在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中造就了一个协作的社会,那么,在全球化、后工业化的过程中将会建构起一个合作的社会。工业社会的协作是与竞争共生的,协作与竞争是工业社会的两个面相,也构成了一对矛盾。后工业社会将意味着工业社会中的协作与竞争得到扬弃,套用黑格尔的话说,合作将是协作与竞争的"合题"。后工业化的实际进程已经经历了30多年的时间,它积累起了许多能量,对于工业社会而言,这种能量是破坏性的,而对于后工业社会来说,这些能量则是宝贵的资源。基于后工业化进程的现实去对未来社会进行理论构想,正是我们应当承担起来的任务。     

论后工业化进程中的社会治理变革路径

当前,全球化和后工业化已经成为一场现实的运动,它意味着一场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变的社会革命,特别是以公共行政为代表的社会治理模式,首先会面临着根本性的变革问题。由于近代工业文明所取得的成就,在这场变革中,必须选择构成主义的而不是结构主义的变革路径,而且,人类也完全能够在构成主义的路径中自觉地规划革命的进程。后工业化的社会革命是全方位的,无论是它的观念形态还是实践形态,都将进入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而公共行政的变革则是其突破口。这场变革的基本目标是,建构合作的社会及其道德的制度。     

论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展中国家政府职能的发展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 ,各国政府行政生态环境发生了最深刻的变迁。这种变迁要求发展中国家的政府职能要有新的发展 ,承担起治理“世界市场失灵” ,缩小与发达国家差距 ,参与国际制度供给的新职能 ;扩展自己维护国家利益、特别是国家主权的职能 ,培育本国国际竞争力 ,扩展自己维护生态安全的职能等。为了适应政府职能的发展 ,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应该加强自己的能力建设     

新型工业化战略选择的政治经济分析

两次现代化交错并存以及现代化水平相对滞后的经济发展特征,体现了新型工业化战略的合理性。在此背景下,政府职能和政府模式也需要一定的转变和创新,以此来快速有效地推动和促进新型工业化进程。     

当代法治实施模式及中国选择

法治实施模式分为理念型、规范型和包容型,三种模式都在探索具有社会适应性的裁量原则和裁量规则,以便解决法律实施模式的局限,拓展法治调整社会生活的空间。在法律规范体系已经建成的条件下,中国法治建设的重心转向法治实施。要形成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应整体推进相关工作,但整体法治实施方案必须选择合适的法治实施模式才能实现。当下中国宜选择包容型法治实施模式,以宪法实施为统领,以依法行政为重心,以司法适用为着力点,以全民守法为基础,以共同护法为保证。     

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模式与政府职能的宏观分析

本文从动态与静态两个视角,考察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职能定位与政府模式选取问题。动态分析主要考察西方国家政府与市场的互动关系,简要归纳政府职能在市场与政府之间的不同定位,从中揭示政府与市场之间的选择是一种寻求恰当结合的战略选择,同时表明政府职能演变的哲学逻辑,即自由主义的否定之否定。静态分析主要从政府优势和政府缺陷两个方面,揭示政府应该做什么和能够做什么,主张建构一种超越传统“小政府”和“大政府”的高效率的“有限政府”模式。     

世界变局下的中国改革与政府职能转变

中国经济社会转型正处于十字路口,面临着一系列重大挑战和问题,亟需更深层次的改革突破和发展创新,推动中国经济发展从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创新驱动的转变,按照"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的治理之道建立长治久安的长效机制。尽管中国过去的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并不存在一个相对稳定成熟的所谓"中国模式",只有"中国路径"或至多"中国经验"可言。当前,中国呈现"强政府,弱市场"和"大政府,小社会"的格局,必须合理界定政府、市场、社会的合理边界。政府最基本的作用是维护和服务。政府的角色定位应该是:限制"掠夺之手",强化"无为之手",多伸"援助之手"。在深化市场经济发展的今天,中国需要顶层设计:建立有效市场,造就有限政府,构建和谐社会,提高人们的幸福感。中国下一步改革的关键在于政府职能的两个根本转变:一是从与民争利的发展型政府向公共利益服务型政府转变;二是从行政干预过多的全能型政府向让市场充分发挥作用的有限型政府转变。     

现代化进程中乡村社会治理模式的困境与出路

我国乡村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发生了深刻变革,在社会结构上体现为开放性与流动性、在权力结构上体现为自主性与多元性、在农民身份角色上体现为职业身份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在乡村社会治理层面,开放流动的乡村社会现状与“封闭排他”“城乡二元”和“计划行政”等传统乡村社会治理模式形成了明显张力,需要以多元主体协商对话机制、农村经济体制模式和“契约性整合理念”为进路,构建转型期乡村社会治理机制优化路径.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社会基础,乡村社会治理是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的重要参照,在推进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需要准确研判社会问题,并在国家治理层面推进社会多元主体的协同参与.     

加入WTO后我国政府职能的转变

众所周知,WTO作为一个世界性贸易争端解决机构,主要任务是定规则、管政府。加入WTO后,如何转变政府职能,改变政府管理方式,将是我国受到最直接冲击又必须应对的挑战。     

温州公民社会的演绎进程

"温州模式"所演绎的公民社会成长的逻辑路径与发展进程说明:政府职能转变、民营经济发展与公民社会的成长有着密切的关系。虽然,"温州模式"下公民社会的发育成长有着明显的地方特征,但这一发展历程却也给了我们一些有益的启示。     

加入WTO后我国政府职能的理性选择与现实转换——关于WTO规则对我国政府职能要求的分析

加入世贸组织后,WTO所形成的诸项规则对我国政府提出了新的要求.这种新要求可归纳为四个主要的方面非歧视性原则与政府职能的无差别化与平等化;贸易自由化原则要求政府增加市场主体的自由度,促进市场主体的自主化;透明度原则要求政府职能实现制度化、公开化与透明化;统一实施原则要求政府职能具有连续性和统一性.通过研究WTO规则时政府职能的要求,可进一步明确我国政府职能转换与创新的目标和方向.     

论技术社会选择的复杂性

“技术的社会形成”(SST)理论是对技术的一种新型研究 ,从社会形成的角度可探讨技术发展过程的社会选择的复杂性及其复杂性的成因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转变政府职能

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是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的目标。随着我国经济市场化的发展,构建以服务为核心理念的新的政府治理模式——服务型政府,已成为我国政府行政改革的目标选择。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然要求建设服务型政府。相对于管制型政府,这是一种新的政府治理模式、新的行政价值选择和制度设计。要实现治理模式的转变,任务艰巨而复杂。在新形势下,必须坚持用科学发展观来统领服务型政府建设。     

公民社会发展与我国城市社区治理模式选择

公民社会与社区治理密切相关,公民社会是社区治理的基础和前提,二者之间存在双向互动的密切关系,公民社会发展呈现历时性和空间性特征,公民社会发展的历时性和空间性对社区治理模式选择有着重大的影响。本文在阐述公民社会发展和社区治理理论的基础上,分析了公民社会发展的历时性和空间性对城市社区治理模式选择的影响,并结合当前中国公民社会发展现状分析了当前中国城市社区治理选择政府主导型模式的合理性。     

互强型国家与社会关系:村级治理的模式选择

在长时段的政治发展进程中 ,国家力量和社会力量是协同增长的 ,国家力量的增长主要表现为国家权力运作范围的扩大、运作过程的规范化和制度化、有效运作水平的提高 ;社会力量的增长主要表现为社会对国家的影响力的增强、民众政治参与的扩大。目前 ,国家权力主导乡村社会的格局没有改变 ,乡村社会力量的发展很不充分 ,自主性不强 ,难以形成对国家权力的有效制约。以互强型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来构建中国村级治理 ,既要以制度来规范国家权力进入乡村社会的方式和权限 ,又要重视培育社会自主性 ,壮大社会力量。     

构建复合型的消防风险治理模式

本文以风险社会理论为核心框架,分析了我国的消防安全环境面临着人口规模大与密度高、居民的文化与科学素质低、信息传播速度快、社会信任程度偏低、治理结构不合理、城市住宅结构失衡及消防安全意识薄弱和消防知识欠缺等危害消防安全因素的挑战.从消防风险预警、控制到消除的整个过程来看,一个健康、安全的社会需要动员模式、治理模式和协商模式的协调配合.动员模式的有效性决定了其对于应对风险现实的意义,治理模式的多元参与可以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建立风险预测网络,而协商模式则是一种强调公共参与和讨论、做出合理决策的模式,它虽然不适合风险现实的及时处理,但是时于完善和建构安全社会更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