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鼓文化的传播、传承与海上丝绸之路

铜鼓文化的传播、传承与海上丝绸之路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铜鼓的创造者百越族群亦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开创者,因为西南和岭南的越人在先秦时期开创了海上丝绸之路,造就了秦汉时期岭南经济的繁荣;铜鼓文化的传播是海上丝绸之路上文化交流互鉴的生动案例。铜鼓文化在传播中交流互鉴,在传播中创新发展。从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海上丝绸之路内通外联的重要作用,也看到了中国-东南亚民族文化交流互鉴的壮丽图景;放眼新时代,保护传承发展民族传统文化,促进民族传统文化的复兴,必然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内容,中国-东南亚铜鼓文化是海上丝绸之路上宝贵的民族文化资源,对“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意义重大,其传承发展可成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上民族文化复兴的范例。     

阳江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存概况

阳江地区是广东南路与珠江三角洲的交通咽喉,也是我国海上丝绸之路一个重要转运港,在一千多年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过程中,留下了不少相关的文化遗产,从文化遗存的历史功能看,可分为港口与贸易遗存、文化景观和海防设施遗存三大类,其中有的保护、开发科学到位,但是有一些保存一般。     

论宋丽海上丝绸之路与海洋文化交流

宋朝与高丽朝之间的海上航路,是中韩两国历史上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发展,宋丽海上航线先后经过由山东半岛的登州(今山东蓬莱)至高丽翁津(今朝鲜海州西南)航线变迁为宋明州(今浙江宁波)到高丽的礼成江碧澜亭(今开城西海岸)航线.宋丽海上丝绸之路,不仅体现了两国物质贸易的繁盛,也承载着两国人文往来和精神文化的交流.     

闽南方言与海上丝绸之路——以构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为视角

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的语言有不少闽南方言元素:日本、韩国和越南的汉字音和闽南方言都来源于古代汉语,又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上的频繁往来巩固了语言和文化联系;唐宋以来,不断有闽南人移民到东南亚的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等国,这些移民带去的闽南方言渗透到了东南亚国家的语言中。沿线国语言文化的共同元素,可以为当今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服务。     

唐代“丝绸之路”北航线考——以韩朝彩出使中国东北与朝鲜半岛路程为中心

唐代“丝绸之路”空前繁荣,出现了陆上、草原、海上等路线,其中海上“丝绸之路”亦可分为南、北两条航线.海上“丝绸之路”北航线经渤海、新罗通往日本,但是由于渤海、新罗长期对立,将其二者整合描绘“丝绸之路”北航线的研究很少.结合文献和考古遗迹,可以考证出唐朝762年～ 764年出使渤海、新罗勅使韩朝彩的行驶路程.通过唐韩朝彩的出使路程的考证可以了解渤海国交通和新罗“五通”的形成过程,而且对了解9世纪以后出现的“丝绸之路”北航线以及出现在东亚世界的繁荣贸易圈也很有帮助.     

关于“海上丝绸之路”概念及其历史下限的思考

“海上丝绸之路”是指以丝绸贸易为象征的、曾在中国古代长期存在的、中外之间的海上交通线及与之相伴随的经济贸易关系。明清时期 ,是其发生演变并最后终结的时期。虽然从形式上看 ,中外海上交通的道路并未如古代陆上的“丝绸之路”那样因阻断而荒废 ,反而借着西人的东来殖民而更趋畅达和兴盛 ,然而中西之间贸易关系的性质却在发生急剧的变化 ,传统模式的“海上丝绸之路”正日渐让位于隶属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近代中西贸易关系。     

福建积极融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现实基础与战略方向

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更为福建发展提供了难得机遇。福建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发祥地和我国最早对外开放的省份,拥有辉煌的历史、独特的地理优势、丰富的海岸资源和外贸发展优势,在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中具有独特的现实基础,发挥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推进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进程中,福建要突出海洋特色,不断优化海洋产业结构,重视发展海洋新兴产业,深化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产业合作;要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整合港口资源,突出互联互通,加快对外通道建设,提升对外服务水平;要积极拓展区域合作,重点拓展与东盟的经贸合作,推动经贸文化交流对接,密切与周边省份的合作,在交流互鉴中实现特色发展。通过积极融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加快福建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将其打造成为中国海上经济贸易和人文交流的重要窗口。     

华商网络的起源

一、海上丝绸之路与东西通商贸易　　在古代,中国、西亚、中亚、中东地区与地中海地区之间陆路与海路进行的贸易,在中国人与印度人、阿拉伯人、罗马人等不同民族之间盛行。这种超越国境的不同民族之间的贸易是世界上民族移动与宗教传播的一种“动力泉源”,也是华商网络的形成以及中国人向海外移动的起点。1陆上丝绸之路的衰退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复兴“丝绸之路”是指以中国为始点,经由西亚与中亚而到达地中海东岸的通商道路。公元前60年,中国汉朝使者张骞最早开拓了以丝绸贸易为中心的向西方的通商道路。其后,这条通商道路发展为丝绸之路。实…     

海洋丝绸之路与海洋文化研究

"海上丝绸之路"是东西方之间通过海洋融合、交流和对话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和海洋文化研究的核心价值,是论证、阐释、弘扬东方的海洋文明、海洋文化,改变东方有航海活动没有海洋文明、海洋文化的旧思想观念。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需要"海上丝绸之路"历史的借鉴和海洋文化的理论支撑。认识中华民族拥有源远流长、辉煌灿烂的海洋文化和勇于探索、崇尚和谐的海洋精神,树立中华海洋文明的自信。认识中国的海上特性和海洋社会,改变海洋发展陆地化模式,培育海洋意识,改变以往的思维定势,逐步消除制度歧视和文化排斥。在新的海洋时代,实现思维观念、生产方式的改变,赋予海上丝绸之路以新内涵,东方和中国讲海洋故事的能力就能进入新境界,做出新贡献。     

论十至十四世纪中韩海上丝绸之路与东亚海域交涉网络的形成

十到十四世纪的高丽时代,是中韩历史上海上丝绸之路发展、演变的重要时期,中韩海上丝绸之路大体经历了形成、发展和演变等阶段,中韩海上航线先后经过北部渤海湾山东半岛的登州(今山东蓬莱)至高丽翁津(今朝鲜海州西南)航线和由明州(今浙江宁波)至高丽礼成江碧澜亭(今开城西海岸)航线的变迁。中韩海上丝绸之路航线的演变,促进了中日韩三国一系列港口群的出现和区域贸易网络的形成,并成为东亚中日韩三国与东南亚乃至西亚、非洲、欧洲海洋交涉网络形成的基础。     

明代海上丝绸之路与澳门

海上丝绸之路是指古代中国与东亚、东南亚、南亚、西亚以及东非诸国家或地区之间的海上交往和贸易的航线。海上丝绸之路，秦、汉时期是探索阶段，唐、宋时期是发展阶段，元代、特别是明初，由于郑和七下西洋的伟大壮举，使中国海上丝绸之路得到前所未有的延伸和扩展，并使之进入鼎盛辉煌时期———中国商人建立了自太平洋西岸至印度洋北部范围广袤的国际市场网络，显示出海外贸易的巨大优势。然而，随着郑和下西洋的停止，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由极盛转向衰败。１６ 世纪中叶，葡萄牙人由西方到达中国沿海，并于１５５３ 年及其后以行贿、威胁等欺诈手段租取我广东香山县之虫豪镜澳，逐步开行设市，辟为商埠，是为澳门。撇开政治的因素和影响不说，由于葡人对澳门的经营，一是打破了东方传统海上丝绸之路的旧格局，将海上丝绸之路拓展至世界各主要国家，形成由新的内容形式构成的新格局。二是由于葡人的经营和澳门的繁荣，促进了明中后期中国商品的出口和大量白银的流入，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是有益的     

魏晋南北朝佛教的播迁与东西丝路的连通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传播是伴随着中外商人的商业贸易一起进行的,进行商贸往来的丝绸之路也是一条佛教文化交流之路。从传播路线来看,佛教东渐与商贸往来交互影响。东晋时期西去求法和东来传教的僧侣开拓了一条从天竺直达山东半岛的海上路线,北齐时期则成为中外商人进行海上贸易的主要通道,同时这些商人又是佛教文化的传载者。公元4世纪佛教从北方泰山北线的陆上丝绸之路,再经过北方海上丝绸之路传至高句丽,并在东传的过程中,通过山东半岛实现了陆上丝绸之路与北方海上丝绸之路的连通以及南、北方海上丝绸之路的连通。     

郑和下西洋对中西文化交流的推动和影响

郑和下西洋对中西文化交流的推动和影响申海田中西文化交流，源远流长。陆路已有著名的“丝绸之路”先播中华文化殷亚欧；海路自秦始皇命徐福入海求仙至日本始，汉朝时已贸易南海及印度洋上，并逐渐开辟了一条“海上丝绸之路”；唐朝时更从广州经过越南南岸，在马来半岛南...     

21世纪东南亚海上丝绸之路文化传播与海外华人文化认同研究

东南亚地区海上丝绸之路作为沿线各国和民间在历史上和现阶段对外经贸和文化交流的重要方式,是推动海外华人文化认同的重要联结纽带。本文从二元维度探索东南亚地区海上丝绸之路文化传播的影响入手,分析21世纪东南亚海上丝绸之路文化传播促进海外华人文化认同的价值所在和凝聚效应,研究如何在新的海上丝绸之路背景下通过文化传播渠道提供促进海外华人文化认同的主要方式。     

海上丝绸之路的宣示

在海洋世纪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中国提出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有必要认识并梳理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价值和时代意义。就此而言,海上丝绸之路从经济、技术、政治、文化、伦理五方面宣示了正能量。     

宋代海上丝绸之路香料贸易的合伙制经营考察

宋代海商在从事海上丝绸之路香料贸易过程中,出于抵御和分担海外贸易风险、筹集贸易资本或合作经营的需要,实行贸易合伙制经营,大体上分为合本经营、委托经营、结伴经营等经营方式。其中,合本经营可以实现贸易资本合作,激发民间资本活力,筹集巨额贸易资本,促进贸易规模不断壮大;委托经营使贸易资本所有权与经营权实现分离,经营者自主决策经营,参与利润分配,从而形成对经营者的激励机制,极大提高贸易效益;结伴经营即诸多小海商租赁舱位,结伴同行经营,但作为一个庞大商人群体,也极大拓展了贸易规模。合伙制经营这一有效的制度安排,成为宋代海上丝绸之路香料贸易能够繁荣发展的关键性内在制度因素之一。宋代海商在合伙制经营上虽与阿拉伯商人有着相似性,但并非是受其影响,主要还是自身发展逻辑所致。     

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看中国海权发展道路选择

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全球海权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经济在海权发展中的比重在上升。随着我国经济总量的提升,中国又一次面临发展海权的历史机遇。“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结合中国古代与亚非欧友好通商的历史,意图加强与东南亚及印度洋地区国家在贸易、投资、文化及非传统安全等领域合作,通过以投资和贸易为纽带,成为中国发展海权的重要道路选择。在现阶段,中国海权将以和平发展作为战略定位,将经营印度洋“海上生命线”作为战略优先方向,投资和贸易作为发展海权的主要手段,保持有限军事存在为发展海权提供有力保障。     

东南亚与海上丝绸之路

东南亚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咽喉孔道,它的社会历史发展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衰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一方面,东南亚国家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做出了重要贡献另一方面,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对东南亚地区的社会历史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论广东海上丝绸之路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

自秦汉以来，中国利用海上交通主动开展中外商业贸易交流，形成与陆上丝绸之路相对应的海上丝绸之路。广东有丰富的海上丝绸之路文化资源，近年来得到一定的开发利用但还很不够，要放眼国际、整合资源、打造品牌、利用现代科技、开发现代旅游，做好广东海上丝绸之路这篇大文章。     

源远流长的广州回族

中国的南大门——广州,是一座驰名中外的古城,有着两千年向世界开放的历史,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站与终点站。随着海上贸易的发展,远在隋唐,广州即跟阿拉伯人架起了连结中阿友谊、文明的桥梁。广州是我国伊斯兰教最早的传入地,唐宋期间落籍广州的阿拉伯穆斯林,无论在构成我国回族外来成分之一上,还是在促进阿拉伯文化、伊斯兰文化与岭南文化的渗透交融上,都曾为历史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