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化寻根”与全球化语境中的身份认同

＂文化寻根＂作为一种现代现象,作为对＂全球化＂和普遍的＂现代性＂话语的反抗,包含了在＂全球化＂语境中进行文化认同和身份建构的复杂性。在民族文化的＂自我＂与＂他者＂之间、在＂寻根派＂的＂本土＂认同与＂世界＂镜像之间、在个体的记忆置换和真实的生命经验之间,＂文化寻根＂不仅构成了在＂全球化＂视野中寻求身份建构的中国经验,而且它所呈现的问题也具有丰富的文化政治意义。     

全球化语境下的“主体”(他者)争锋——由《我爱比尔》论“第三世界”文化自处问题

华语小说《我爱比尔》被作者王安忆定义为一部"关心现实的小说",其微妙地呈现出一场东西方之间的话语争锋——致力将对方纳入建构"自我"主体性的参照谱系。"全球化"作为无法逃避的文化经验,为各民族提供了更为直接的遭遇机会,同时折射出第三世界国家在现时如何自处的文化主题。在全球化的现实语境中,一切有关民族主体性的诉求都有可能指向"他人"。这为第三世界以"主体间性"为基石?在既成的差序二元格局中"反客为主"提供了机遇。而同时?本土文化作为东方的发言立足点,在全球化浪潮里已被策略性地"他者化",反被西方的消费文化内化为亚洲人自身的文化共识。作为"自我东方主义化"的东方主体,主人公"阿三"与恋人"比尔"的爱情构成了现代东西方文化间的隐喻。而"中国性"所指代的东方本土经验也成为这场"主体"(他者)争锋的焦点所在。     

后殖民视角下我国民族文化身份扭曲的原因

后殖民主义者认为西方在进行文化侵略时,扭曲了东方民族的文化身份。我国作为一个典型的东方民族国家也未能幸免,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也存在民族文化身份扭曲的问题。我们力图结合维特根斯坦的世界图式思想,从对一些观念的误读和社会现实出发,分析我国民族文化身份扭曲的主要原因,以期对我国民族文化身份的重塑、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良好交融以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跨文化形象学的“东方化”问题

在现代性观念体系中.西方/非西方的二元对立的世界现念结构似乎左右着现代不同国家民族自我认同的想象秩序.日本、印度等在历史与地理、制度与文化上与我们有诸多关联的国家的中国形象,其知识框架与价值立场都是西方的,是这些国家、地区在现代性自我认同结构中"自我东方化"与"彼此东方化"叙事的一部分.关于亚洲国家自我东方化的讨论,包括三个相关的问题:一、自我东方化;二、去东方化;三、彼此东方化.这三个问题,是解析东方或亚洲国家的中国形象的关键.     

论中国比较文学中的民族国家建构

中国比较文学自产生发展至今,在学科史、话语权力、形象学、文化研究等方面都与民族国家的建构紧密联系在一起.中国比较文学与民族国家建构的同步性推动了中国从传统国家形态向民族国家的转化.打破西方话语垄断和重构学术话语有利于提高民族国家在世界上的言说能力.中国形象建构源于民族国家在不同文化体系的碰撞和较量中对自身形象的重视.文化研究则为民族国家的文化建构提供了精神食粮.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更要积极地以学科发展的方式寻求民族国家建构的策略.     

岐义的乡土——寻根话语中的乡土修辞初论

1985年前后发端的"寻根"话语,既是中国1980年代文化反思的深入,也孕育于以农村经济改革和城市经济改革为中心的现代化进程。在这样的历史文化语境下,寻根话语提出了以民族文化重建民族主体性的要求,并通过对乡土伦理价值和审美价值的重构表达了对现代化浪潮的审慎态度。寻根话语的主要思考对象,譬如民族国家问题、现代性问题、"走向世界"与全球化问题,正是构成我们当今社会现实思考的重要方面,同时也是我们观察当今现实的重要视角。本文仅从寻根话语的乡土修辞为切入点,阐述寻根话语所建构的乡土修辞美学及其话语价值。     

"'丝路文化'视域下的东方文学与东方文学学科体系建构"简介

2019年,以黎跃进教授为首席专家申报的课题"'丝路文化'视域下的东方文学与东方文学学科体系建构"获批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 该课题以丝路(广义)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文学为研究对象,借助丝绸之路这个平台,探讨丝绸之路与东方文学的内在联系,从东方文学、文化自身的特质出发,探讨东方文学的演变规律,从宏观哲理的高度,揭示东方文学的"东方性"内涵和审美特质,发掘现有东方文学学科体系漠视或盲视的文学现象,突破现代民族国家概念划分的僵化板块,打破西方对东方文学的言说模式,建构力求客观科学、动态发展、还原历史语境又有现代意识映照、体现东方学者立场的东方文学学科体系.     

“文化自觉”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

文化自觉是人们在文化建构、文化评价和文化选择过程中呈现出来的一种主体精神,把文化自觉的精神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需要通过"文化自省"理性认知与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并积极整合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民族文化与西方文化、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建构自身的文化自主地位,进而通过满足人民群众的实际文化需求和国家发展的文化战略需要,达成普遍性的文化认同,推进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     

人文地理版图中的“中国”想象——以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寻根”为视点

"文化寻根"通过人文地理版图的文学想象,构建起一个由不同的地域文化、风土人情组成的"中国形象"。这种地图式、板块式的山河想象和族别、文化认同,呈现出一个前现代的民间和乡土中国,但"田园牧歌"式的乡土中国也面临了现代转换的阵痛和撕裂。这样的"中国"形象在指示民族生存的部分真实、民族文化积淀的同时,也指向了对"乡土中国"现实文化境遇的思考和进行"现代转换"的努力,而这种"想象中国的方法"同样遭遇了现代性的困境和尴尬。     

“和而不同”原则的价值资源

今日世界的纷争虽然不能说主要是由文化之冲突引起的,但也决非与文化冲突无关.因此,关于文化冲突与文化共处的讨论正在世界范围内展开.是增强不同文化间的相互理解和宽容而引向和平,还是因文化隔离和霸权而导致战争,将影响着21世纪人类的命运.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由于殖民体系的瓦解,文化上的“西方中心论”也逐渐随之消退,世界文化呈现出多元发展的趋势.近半个世纪以来,随着世界经济贸易、信息传递的发展,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地域与地域之间文化上的交往越来越频繁,世界日益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目前,世界文化的发展出现了两股不同方向的文化潮流:某些西方国家的理论家从维护自身传统利益或传统习惯出发.仍然坚持“西方中心论”;与此同时,某些取得独立或复兴的民族,抱着珍视自身文化的情怀,形成一种返本寻根、固守本土文化的民族主义和回归传统的保守主义.某些东方学者鉴于两个世纪以来西方文化对世界造成的灾难和自身所曾受到的欺压,甚至提出了文化上的“东方中心论”.如何使这两股相悖的潮流不致发展成大规模的对抗,并得以消解,实是当前一大问题.同时,我们也必须注意,在西方国家与民族以及东方国家与民族之间,由于文化传统的不同也会引起纷争和冲突.这在历史和现实中所在多有,不     

简析全球化语境中的“东方”形象

“东方学”明确地指出在西方本位主义视野中的“东方”是西方社会为了自身的文化需要而建构出来的“他者”。在当代世界全球化的文化背景中,在西方成熟的媒体运作模式和文化工业的覆盖下,许多人担忧西方的东方主义不仅是西方人的想象,也很可能成为东方人自我的想象,即所谓“东方的他者化”的趋势,并担心这种趋势会对中国的文化和国人的民族认同感造成直接的威胁。这种担忧有着确实的现实背景依据,而事实上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始终处于变动之中,当东方主义指出“东方”一词是建构而来的时,本身也就否认了“东方”的确定性。“东方”同“西方”一样都是想象中的概念,两者都用彼此来确定自身的聚合。“东方”、“西方”的文化永远都在互动、交流、融合中传播。文化永远是不确定的动态演变,正如“他者”是永远确定的永恒存在,两者并行不悖。     

“开放的文化观念”——论新月派的文化观

新月派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既有批判亦有承继,对于西方文化也并非毫无保留地全盘接受,他们在批判与反思中国传统文化不足的同时,提出以开放的心态学习和借鉴各种文化之优长,其文化观展现了他们建构民族文化认同的努力,不能简单概之以"全盘西化"。九一八事变之后,民族危机不断加剧,民族主义日益高涨,新月派知识分子对于传统文化在理智认识与情感依归之间的纠结,折射出20世纪上半叶中国知识分子文化认同的复杂面相。     

“中国文化复兴论”与中华民族复兴话语的建构

"中国文化复兴论"的生成受到了"以复古为解放"的国学发展模式、西方"文艺复兴"和日本国粹主义的启发。近代先哲在建构民族复兴话语时,都从不同视角强调了"中国文化复兴"对全面振兴中华民族的重要意义,认为"中国文化复兴"是中华民族复兴的重要标志、必需途径与精神动力。近代以来,"古学复兴""中国文化复兴""儒学复兴""中国的文艺复兴""恢复固有道德""第三种文明"等不同文化流派在涉及如何实现中国文化复兴以及怎样以此促进中华民族复兴时,其观点和路径选择并不完全一致。     

论文化自觉与新文学的主体性

新文学是现代民族国家的文学,是新文化的一个标志性样本。自诞生以来,新文学立足现实,自我构建,独立表达,强化现代品质和民族国家特征,主体性建构取得了成果。现当代中国社会剧烈变动,文学方向改变、品质变异、经验重塑、历史改写成为常态,主体性被遮蔽。当前,中国文学正在获得与西方发达国家文学同样的发展环境,必须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在与世界文学良性互动中,创新创造,建构鲜明的主体性,彰显民族国家的文化存在。     

马丁·布伯论“东方精神”的价值

德国现代著名哲学家马丁·布伯运用其独特的“对话哲学”的方法 ,对东方文化进行了重新发掘和阐发。针对“西方中心主义” ,他主张东西方文化的对话和沟通。他认为 ,东方各民族不仅表面相似 ,而且它们拥有统一的精神内核 ,“东方”拥有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单一精神特质。东方的“教言”具有拯救当代西方颓废文化的力量 ,西方在面对未来挑战时 ,必须与东方同行。中国道家的超越精神 ,可克服当代西方的功利主义     

周作人与顾颉刚:“五四”民俗学的双重变奏——《歌谣周刊》中的德国浪漫主义影响

在讨论"五四"新文学传统的建构时,论者常常过分关注《新青年》对西方传统的引进,而忽略以中国民俗学探索为基本思路的《歌谣周刊》。以周作人与顾颉刚为首,《歌谣周刊》吸收了赫尔德及德国浪漫主义民俗学影响,从民族传统入手,既为白话文学提供了历史合法性,同时也开辟了西方影响以外的本土新文学资源。经由《歌谣周刊》的探索,周作人与顾颉刚从启蒙与寻根角度分别发展着自己的文化理论,而这两种文化向度也深刻影响着中国新文学的未来走向。     

法律文化与法治秩序:碰撞、融合与重构

法律体系承载并折射出与之相符的法律文化和社会价值,因此,对法律现象与法律文化的关系进行认知是研究法律价值与法治秩序的一种进路。这种认知能在虚实之间展开对法律本身的审视与反思,并展示出法律文化与法治秩序的碰撞、融合与重构。中国法律文化中蕴含"天道""情理"等伦理观念,而西方法律文化受宗教传统影响,其中包含法律与生命、伦理、宗教之关系的追问。中西方法律文化在伦理与宗教之维上的分野以及二者在证成法律的正当性上的殊途同归,为研究法律文化对法治秩序建构的意义提供了一个良好视角。中国的法治秩序建构既要关注西方法律文化的根源问题,又要关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合理内核;要立足中国国情,建设法治国家。     

论国家民族文化的建构

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民族文化 ,振兴民族精神 ,增强民族凝聚力 ,是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当务之急。在当代中国 ,建立国家民族文化有助于消除旧的文化建构观念、抵御西方文化输出和文化霸权主义、保护民族文化、创建鲜活的民族形象和民族精神、实现祖国统一大业。国家民族文化是国家发展和民族兴旺的根本保障     

“寻根文学”的现代视野与启蒙悖论

作为知青作家的一次群体出场,寻根文学将他们的个人记忆放大成为集体的、时代的和民族的记忆的同时,也将自己推到了文坛前沿,成为一个站在传统与现代临界点上的思考着的群体。寻根文学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兴起,绝非偶然,它的初始动机可以概括为:在殖民、后殖民话语下,重新审视长久以来在西方话语霸权左右下被边缘化的事物,重新发现各民族文化的特有价值。在寻根文本中,我们既感受到一代知识分子“重铸传统”的强烈愿望,也看到了启蒙思想的批判精神与文化寻根的乌托邦想象之间的相互悖论。     

略论国家安全视野下的中国软实力建构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促成了国家安全观的转变,国家安全的要素从军事、政治拓展到了经济、文化、意识形态、制度、精神及社会方面,国家安全的获得不仅仅在于物质方面的"硬实力",更在于精神方面的"软实力",软实力日益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实现崛起的重要指标,综合运用"软实力"和"硬实力",采用多种手段并重的方式维护国家安全,已成为各个民族国家的共识.中国软实力建构面临着威胁和挑战,主要表现在:西方"强势"文化的大举入境对民族文化认同的消解;网络文化传播竞争挤迫着民族文化滑向"边缘化";放纵无度的消费主义思潮的全球性扩张对主体价值观的冲击;西方大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兴风作浪对中国国际形象的损害.当前,国家软实力建构范式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是强化民族意识,以文化自觉来引领中国软实力的提升路径;二是重构主流意识形态核心话语体系,捍卫国家和民族的主体价值观;三是倡导"和而不同"的国家安全模式.优化中国和平崛起的国际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