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合作投资型受贿

本文从法理上对"合作投资型受贿"这种新型受贿犯罪作了较为深入细致的探讨,.并列举了当前司法实践中"合作投资型受贿"犯罪的几种具体表现形式,同时提醒司法机关在处理此类案件时应注意的若干问题.     

论明代赌博及禁赌成败

明代赌博极为盛行,赌博种类繁多.明初严刑禁赌,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明中晚期后,由于律例的混乱、对赌博处罚偏轻和统治阶级自身的破坏等原因,赌博更加泛滥.     

论消费型受贿

本文分析了当前司法实践中出现的"消费型受贿"犯罪之产生原因,并从法理上阐述了这种行为之所以构成犯罪等问题.     

收受干股型受贿犯罪疑难问题探析

近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受贿犯罪方式也随之不断翻新,以收受干股为形式的新型受贿犯罪将权钱交易由直接变为间接,由现货变为期权,犯罪手段更加隐蔽、复杂,给司法实践对此类受贿犯罪的认定带来较大困难.收受干股已经成为新时期权力寻租的重要手段,成为一种新型的受贿犯罪.收受干股是干股受贿的行为手段,收受行为的认定直接关系到罪与非罪的认定,也是认定受贿数额的前提.在于股型受贿中,受贿数额需要考虑两个方面:干股的股份价值和干股所带来的红利价值.     

论"家庭型"共同受贿犯罪若干疑难问题

家庭成员共同受贿是当前受贿犯罪的重要表现形式,在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都存在较多争议,文章在考察"家庭型"共同受贿犯罪的理论基础上,对"家庭型"共同受贿的形式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并探讨共同受贿犯罪数额的认定问题.     

"家庭型"共同受贿犯罪类型化研究

共同受贿作为典型受贿的一种修正形态 ,有其自身的内在要求 ,这种内在要求一方面来自于单独受贿罪的身份犯特征 ,身份犯共同犯罪的成立、形式和范围 ,历来是我国刑法共同犯罪理论中颇具争论性的问题 ;另一方面来自于对单独受贿罪基本构成要件的理解 ,单独受贿罪客观方面构成要件的认识分歧 ,必然导致共同受贿犯罪主体范围和类型的争议。“家庭型”共同受贿犯罪在司法实践中呈高发趋势 ,其衍生蔓延已为刑法理论界所重视 ,加强对其类型化的分析研究既是司法实践之所需 ,也是理论研究之归宿。在共同受贿犯罪类型化理论论证的基础上 ,本文将“家庭型”共同受贿犯罪区分为合作型和利用型两种 ,并对此进行了深入分析。     

清代旗人赌博治理述论

清朝入关前后,旗人渐染赌博习气,既影响到旗人生计,加重了国家财政负担,又危害到满洲传统的淳朴、尚武之风,削弱了军队战斗力.为巩固统治基础,清朝统治者不断制定禁令,从多方面对旗人赌博加以整治,但并未收到预期效果.究其原因,旗人不事生产,耽于逸乐,容易受到诱惑,加上其身份特殊,即使因赌博犯法,受责罚也相对较轻.此外,旗人定期领有钱粮,容易引起不法分子的觊觎和引诱.这些都导致了旗人赌博难以治理.     

受贿犯罪形态及司法认定——兼谈"两高"《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的相关问题

受贿犯罪形态问题,始终是理论上讨论的热点问题.对于受贿犯罪既遂、未遂和中止的界定标准在理论界更是争论不休.如果不关注司法实践,不把研究的视野拓展到实际发生的案件中,纯粹的理论探讨就没有意义,更谈不上对司法实践的指导作用.当前,受贿犯罪又出现了新的种类,犯罪形态又有了新的变化,如果仍然沿用传统的思维方式和思想观念,就无法认识和评价新的受贿犯罪形态和犯罪类型.     

共同受贿若干问题探讨

在刑法理论中,关于共同受贿犯罪存在着几种不同的观点,笔者比较赞同以有身份者的实行犯的实行行为定罪的观点;共同受贿犯罪在主观故意、实行行为、因果关系、社会危害性上有不同与单独受贿犯罪之处;亲属在特定的情况下可以成为受贿罪的共犯;共同受贿犯罪中片面共犯是可能存在的.笔者拟就上述问题做一简要探讨.     

浅谈建立独立的国家会计系统

贪污、受贿、挪用公款是当前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和国企改革中的三大公害,解决好这三大公害,对巩固改革开放有着深远的影响. 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为找到这种方法提供了一种可能性--那就是建立独立的国家会计系统.     

理财型受贿犯罪若干疑难问题的司法认定

委托理财型受贿中的"明显高于应得收益"可通过对利润真实性质的考察和例外情况下对受贿故意的排除来把握;"亲自理财"型受贿的定性应当慎重,国家工作人员是否进行初始投资影响该类犯罪数额的认定;以借贷或借用形式建立虚假理财关系、实质上从事权钱交易的行为,原则上应认定为受贿犯罪.     

贿赂与受贿罪主体的构成

受贿行为是一种严重危害社会,严重影响国家机关正常活动的行为,其危害极其广泛。因此,打击行贿、受贿犯罪是我国当前乃至长期反腐败斗争的重中之重。但是,这种犯罪在目前打击的效果并不是十分理想,究其原因,有诸多因素,刑法中规定的受贿罪主体单一化,和贿赂行为内涵范围不清,也影响着打击力度。     

关于惩治"期权"受贿犯罪的立法建议

"期权"受贿是近年来滋生出的新的犯罪形态.为惩治和预防这种新型受贿犯罪,应当进一步完善对离职以后原国家工作人员从业行为的法律规范,并通过法定程序对<公务员法>的相关规定作出修订;在<刑法>中增加受贿罪的"约定"行为类型,以便为惩治"期权"职务犯罪提供有力的法律依据;将<刑法>中规定的贿赂范围由财物扩大为"不正当好处",以同惩治"期权"职务犯罪的现实要求相适应;在<刑事诉讼法>中引入贿赂推定制度,以使我国的法律规定与国际推定及举证责任倒置原则相衔接.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若干问题研究

<刑法修正案(七)>增设的"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把国家工作人员近亲属和关系密切的人利用该国家工作人员职权或影响受贿的行为,以及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及其近亲属、关系密切的人利用原来影响受贿的行为规定为犯罪.这一新罪名为司法机关查处近年日趋严重的领导干部"身边人"受贿行为提供了法律依据,同时也对反腐败工作提出了新的任务和要求.准确理解和把握有关理论和实务问题是正确适用本罪名的关键.     

防治网络赌博犯罪的理性思考

网络赌博犯罪是一种新型的赌博犯罪形式,相对于传统赌博来说,它具有隐蔽性强、组织或参赌便捷、社会危害性严重等特点。防治网络赌博犯罪,必须确立综合治理的理念,采取预防、控制、打击“三管”齐下的战略,努力消除网络赌博犯罪得以发生的土壤和条件,及时限制、禁止和纠正偏离网络管理规定的行为,同时加大对网络犯罪的查处力度,通过增加犯罪的风险和成本达到减少网络赌博犯罪的目的。     

依法治赌若干问题之我见

从分析赌博的性质、类型及其特点出发 ,找出赌博对社会造成的重大危害和当前赌博泛滥的原因 ,提出依法治赌的对策和建议。     

论在GATS下对以电子手段跨境提供服务的适当监管——对"美国赌博案"的再思考

随着时下网络技术的蓬勃发展,采用电子手段跨境提供货物和服务的情况越来越多.从政府对服务贸易进行适当监管的角度来看,WTO争端解决机构最近裁决的"美国赌博案",为我们如何应对这种新情况,提供了很多重要的信息.本文将围绕该案的相关裁决,讨论如何在GATS下实现对以电子手段跨境提供服务的适当监管.     

从《申报》看清末的赌博与禁赌

清末是中国历朝赌博最为繁盛的时段,赌博方式种类繁多,既有传统的赌博方式,也有新创的方式,还有从西方传入的方式.赌风愈演愈烈,给个人、家庭乃至社会均造成极大危害,官方禁赌势在必行.禁赌的时段主要集中在新年、庙会唱戏、节庆之际及农产品收获之时;禁赌的地点主要集中于公共领域,烟馆、茶肆、会场、戏场及学校附近.禁赌的对象除无业游民外,商人、匠人、士兵、学生、旗人和官员均纳入序列.禁赌的举措以颁发禁令、颁布告示为主,执行过程中的得贿包庇,成为清末禁赌的"顽疾"和"不治之症".     

论我国受贿犯罪之应然主体

受贿犯罪的主体立法直接体现了立法者惩治此类犯罪的价值取向和对象范围,意义重大。现行刑法对受贿犯罪主体及其罪名的规定不能满足新形势下惩治贿赂犯罪的实际需要,应当依照一定的原则并结合受贿犯罪的本质,重构受贿犯罪的主体范围及其相关罪名。     

自然人共同受贿的认定

我国刑法并没有对身份做专门规定,在刑法理论中,非国家工作人员与国家工作人员共同受贿问题存在着不同意见。本文主要探讨非国家工作人员与国家工作人员共同受贿定性问题,笔者认为非国家工作人员可以与国家工作人员成立受贿罪的共同犯罪,可以成为受贿罪共同犯罪的教唆犯、帮助犯和实行犯,并且应按照以特殊身份说为基础、职务利用说为补充的原则对此共同犯罪定性,这种原则符合我国共同犯罪理论,也体现身份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