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撠”

《史记·孙子吴起列传》“救斗者不搏撠”之“撠”,今人训诂约有四解: 1、如“戟”的“繁文”,即古代兵器。(陈直《史记新证》122页) 2、剌。(《辞海》修订本)又,击剌。(《辞源》修订本) 3、弯起胳膊去拉住东西。(郭锡良主编《古代汉语》文选《孙膑》注) 4、以手指叉人。(韩兆琦《史记选注集说》,江西人民出版社,82年)诸家之说虽异,其源盖本于唐司马贞、清段玉裁二人的训诂。     

司马迁生年探源

关于司马迁的生年,经过历代学者的考证、争论、筛汰,形成了两种流行的意见。 其一是根据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迁为太史令”句下唐·司马贞《史记索隐》注引《博物志》:“太史令茂陵显武里大夫司马(迁),年二十八,三年六月乙卯除,六百石也。”按照这条注释所示元封三年(公元前一○八年)上推二十八年即汉武帝建元六年(前一三五)乃司马迁的生年。 其二是根据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五年而当太初元年”句下唐·张守节《史记正义》注“迁年四十二岁”。按照这条注释,从武帝太初元年(前一○四)上推四十二年即汉景帝中     

《史记》的结构特点

《史记》共一百三十篇,由“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等五部分组成。研究《史记》的学者已经用大量的材料证明,《史记》的“本纪”与“世家”是有所本的,“列传”则是司马迁所独创;而用“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种形式组成一个有机的统一的整体(即“纪传体”)来表现历史的面貌,则是司马迁一大创造。《史记》这五部分;既各有各的作用,又互相制约,互相补充,关系极为密切。“本纪”记载了各个朝代的兴衰和帝王的     

司馬迁生年考

<正> 《史记·太史公自序》:“(司马谈)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紬史记石室金匮之书,五年而当太初元年”这段话,后人有两个重要的注。“迁为太史令”司马贞《索隐》:《博物志》:太史令,茂陵显武里大夫司马迁,年二十八,三年六月乙卯除六百石。“五年而当太初元年”张守节《正义》:案:迁年四十二岁。这是考查司马迁生年的两条宝贵资料,可惜从两条资料得出的生年却不一致。据《正义》,太初元年“迁年四十二岁”;自太初元年(前104)逆推四十二年,则司马迁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王国维《太史公系年考略》从之,后之治《史记》者多从其说。但据《索隐》,“三年”为汉武帝元封三年,时司马迁“年二十八”;自元封三年(前108)逆推二十八年,则司马迁生于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从此说者亦不     

当今书刊中古文误读误释举例

一、由于不知标点停顿,导致文义不明甚至史实错乱者 1.《中国历史文选》(周予同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12月第一版,以下简称“《文选》”)节录《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有:“十年……齐,赵来置酒”(82页)的标点,意思是“齐,赵的国王(也可以是使臣)在秦始皇十年到秦国来置酒,招待了某某人。”我们看《史记·田敬仲完世家》:“(齐王建)二十八年,王入朝秦,秦王政置酒咸阳。”齐王建二十八年,正是秦王政十年     

司马迁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考

关于司马迁生年的史料现存两条: 一、《史记·太史公自序》:“五年而当太初元年”句下,唐张守节《正义》云:“案迁年四十二岁”。依此推算,司马迁当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二、《史记·太史公自序》:“五年而当太初元年”句下,唐司马贞《索隐》引晋张华《博物志》的佚文:“太史令茂陵显武里大夫司马迁,年二十八。三年六月乙卯     

咸阳名称由来新解

咸阳以我国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制国家——秦的首都而著称于世。“咸阳”作为地理名称,最早见于《史记》。《史记·秦本纪》记载:“孝公十二年(前350年),作为咸阳,筑冀阙,秦徙都之。”《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孝公享国二十四年,葬弟圉,生     

《汉书》的文学价值

《汉书》记载西汉时代——由汉高祖刘邦至新朝王莽统治期间二百三十年(前206至23年)的史事。在史学领域里,《汉书》开拓我国断代史的先河,与首屈一指的通史《史记》齐名,居二十四史前茅。在文学史上,对《汉书》的评价则莫衷一是。古代文论家多把《汉书》与被公认为伟大文学名著的《史记》相嫓美,合称“史汉”,将其作者班固与司马迁并号“班马”,以为《汉书》的地位不亚于《史记》。解放后,多数论者在不同程度上肯定了《汉书》的文学价值,但认为其思想性、艺术性较《史记》逊色,因而在文学史的教学、研究中,《汉书》往往不被重视,专论罕见。“四人帮”推行文化专制主义时期,扬马抑     

论《史记》对《周易》的范式践履

关于《周易》和《史记》的传承关系,历来论者大多仅在于“通变观”。笔者不揣浅陋,发现《史记》中称引《周易》原文,著录其事其理,化用“经”“传”文辞的地方所在良多;更甚者,无论其宗旨还是体例也无不受《周易》的影响。谨循本溯源,略作探讨如下。 一 就整体而言,《史记》中对先秦典籍和诸家思想没有批判的唯有《周易》,并全面接受了乃父在《论六家要旨》中以《易传》之“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系辞下传》)为评述诸家总纲的方法,在《史记》中把《周易》作为表述思想和评判人事的准则。《史记》中对《周易》的运用有以下三种方式。     

试论《史记》与《新五代史》的文章

司马迁的《史记》,在中国史学史上是一座巍峨的丰碑,后世史家对它可谓“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但真正学有成效,差不多可以和《史记》相抗衡的,除班固的《汉书》外,只有欧阳修的《新五代史》。所以从南宋以来,文史学家就经常将欧史与《史记》相提并论,予以称赞。如罗大经说:欧阳修“作《五代史记》,便与司马子长并驾”.陈师锡说:欧史“其事迹实录详于旧记,而褒贬义例,仰师《春秋》,由迁、固而来,未之有也。”吴德旋说;“事外远致,《史记》处处有之,能继之者,《五代史》也。”赵翼也说:“盖薛(居正)则仿宋、齐、梁、陈书之例.欧则仿《史记》之例也。薛史于各国僭大号者立《僭伪传》,其不僭号而自传子孙者立《世袭传》.欧史则概列为世家,亦仿《史记》也。”又说:“欧     

关于《史记》的两个断限

《史记》一书,司马谈已开始创作(详见拙作《司马谈作史考》,载《南京师院学报》一九八二年第二期。)了解到这一点,对我们进一步从事《史记》的研究工作,很有帮助。从这一观点出发去分析《史记》的创作情况,可以解决一些疑难问题,有些历来争论不休的难题也可以得到一个较为圆满的答案。本文试用这一观点对《史记》中存在两个记事断限的问题作初步的探讨。不当之处,敬请专家热情指教。《史记·太史公自序》一则曰:“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又曰:“余述历黄帝以来至太初而讫,百三十篇。”一篇之中,言《史记》起讫时间竟是如此不同,确实令人诧异。也正由于《自序》中关于《史记》的记事断限前后不一,所以历来对这个问题争论很大,特别是对《史记》的记事下限,分歧尤甚。     

读史戋札

囊年读史,每心有所得,或觉词义艰涩,辄手记之,积稿亦累累.十年动乱中散失大半.今重检剩简,名之曰“戋札,盖一得之虑云尔.史记“史记”一词,原指史书所记,并非书名,《史记·六国表序》及《天官书》提到“史记”的地方都是此意,《汉书》亦同.颜师古注《汉书·五行志》所提“史记”说:“此志凡称史记者皆谓司马迁所撰”,是不对的.《汉书》称迁著书为《太史公百三十篇》.称《史记》是后来的事.     

有益的开拓 可贵的探索——评《史记新探》

浙江师范大学青年学者俞樟华所著《史记新探》(以下简称《新探》)一书已于1994年12月由民族出版社出版.全书20万字,分为“《史记》的思想与艺术”和“《史记》源流论”两大部分.《新探》集中反映了作者近十余年来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全书最大特点就是给人以一种“新”的感觉,这一总的面貌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注重探索《史记》的源流.司马迁作《史记》博采《国语》、《世本》、《楚汉春秋》,考信六艺、诸子,在大量的先秦文献资料中吸取思想精华和艺术养料,从这种意义上说,《史记》是中国文化长期发展的必然产物.同时,《史记》一经出现,由于它的巨大成就,又对后世思想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以致成了后代史学、传记文学、散文、小说、戏曲仿效和取材创作的昆山邓林.正是基于这两方面的事实,《新探》作者从源与流两个方面对《史记》前承后启的情     

秦始皇身世诸说例举

关于秦始皇身世问题,2000多年以来,一直流传着诸多说法,现例举如下: 首先一种就是《史记》上的说法,这也是最流行的一种说法。《史记》上说:“吕不韦取邯郸诸姬绝好善舞者与居,知有身。子楚(即异人)从不韦饮,见而说(悦)之,因起为寿,请之,吕不韦怒,念业已破家为子楚,欲以钓奇,乃遂献其姬。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时,生子政。”这就明白地告诉后人,秦始皇为吕不韦所生。《资治通鉴》中也有类似记载。而《汉书》作者班固干脆把秦始皇称为“吕政”。可见都依了《史记》之说。但此说本身隐藏着矛盾。其一,《史记》既说不韦“遂献其姬,姬自匿有身”,又说“至大期时,生子政。”(“大期”二解,一曰过10个月,一曰整一年)其二,既说赵姬为“绝好善舞者。”又在另一处说她是“豪家女”,前后不一。因此,人们对《史记》的说法就产生了种种怀疑。明代学者汤聘尹认为这是“战国好事者为之。”(《史裨》)与汤同时代的史学家王世贞在《读书后记》中对此提出了二点看法:一是认为,这是吕不韦自己编造的,目的是让秦始皇知道他的真正身份,以保住吕不     

读司马迁《货殖列传》

史记作为伟大的历史名著同时又是优秀的文学作品,早有定评,正如鲁迅所称誉的,它是:“史家的独唱,无韵的《离骚》”。但是,它在经济思想方面的卓越见解,历来却不见评述,或者认为《史记·货殖列传》也是厌薄货殖的。明朝人陈仁锡就说:“一篇总是厌薄货殖以讥讽当世。”(见桐城先生点勘《史记·货殖列传》附后评语)我们知道,历代统治者大都厌薄货殖。孔子批评其学生子贡“赐不受命而货殖焉”。秦汉之际,把经商贬为“末”业,与农之为“本”相对称。汉高祖更用法律规定“市井之子不得仕”,“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史记·平准书》)。司马迁撰写《史记·货殖列传》却能超出时代偏见,给货殖以赞誉,这是难能可贵的。     

“三人亡马步行”非“无马步行”浅议

《史记·李将军列传》“三人亡马步行”一句,一般选本皆忽略不注,有的选家虽有诠释,如王伯祥先生《史记选》注为“亡马步行,无马而徒步行走。亡通无。”(见《史记选》四四七页注三七)北京大学《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也注释为:“‘亡’通‘无’。言此三人并没有马,只是步行。”(见该书三五五页注四二)此说未必的当。“亡”在古音阳部,“无”在古音鱼部,两字同属微母,故为双声通假,这毫无疑问。但此处“亡”训作“无”,“亡     

《史记》与《通鉴》的“鸿门宴”文法评比

1、《通鉴》“鸿门宴”取材于《史记》“鸿门宴”,个别处取于《汉书》“鸿门宴”.三种“鸿门宴”的文法,各有长短;相形之下,以《史记》之一种为上.本文就《史记》与《通鉴》的“鸿门宴”文法,试加评比,庶有助于加深对《史记》“鸿门宴”的理解.     

《史记》小考

司马迁的《史记》最初没有固定的书名,或称《太史公记》,见《汉书·杨恽传》;或称《太史记》,见应劭《风俗通》卷二;或称《太史公书》,见班彪《略论》和王充《论衡》。司马迁马书时也常用“史记”一词,如《周本记》中有“太史伯阳读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中有“左丘明国孔子史记”,《六国年表》中有“史记独藏周室”。可见“史     

《史》、《汉》句读商榷二则

近读《史记·殷本纪》、《汉书·艺文志》,疑两处句读有误,特商榷如下:一、《史记·殷本纪》:“祖己曰:‘唯天监下典厥义。’”(中华书局1959年9月第1版)《尚书·高宗肜曰》作:“祖已曰:‘惟天监下民,典厥义。’”故《史》例应读作“祖已曰:‘唯天监下,典厥义’”译成现代话是:“祖己说:‘上天考察下民,把义作     

《史记》研究领域的新展拓——北京《史记》与《史记》教学研讨会述评

1991年5月18日至22日。来自国内42所大专院校(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华书局等5家出版社、《光明日报》社、日本爱媛大学以及国家教育委员会的80余位专家学者和领导同志汇集北京师范大学,参加了《史记》与《史记》教学研讨会。这是继“北京会议”和“西安会议”之后,由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韩兆琦先生、历史系教授杨燕起先生和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