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疏的非常制参与与嘉靖朝政治

无论怎么说,到了明代嘉靖朝以前,明代的政治格局经历明中叶几十年的发展,均已定型了.这样的格局也大体上是沿袭了自明初废相到内阁政治定型后政治运行的基本关系,即皇权独尊,“大权一归朝廷”,内阁中的阁臣也多能“同寅协恭”,且与司礼监共理,而天下庶务则由五府、六部等执事衙门分理,间有不合国家法度者,由言路负责监察.这种体制的维系,正是此间内阁票拟制度化以后,明代常设的诸机构间按正常的体制内规制的协作,来完成明代政治的常态运转.这就使得明代中叶政治的特点鲜明且非常稳定.     

有明之无善政自内阁始--论明初政治变动中的内阁政治文化

明朝初年,朱元璋废行省罢丞相的政治改革,引发了明初中枢政治的激变。朱元璋在实现高度集权的同时,却又面临着中枢决策低效的矛盾,但他仍以祖制的形式将这种政治体制确定下来,这在一定程度上让洪武时代的政治体制和运行机制呈现相对的稳定性和封闭性。这种稳定性和封闭性对有明一代政治演变的影响十分深远,黄宗羲将其归结为"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罢丞相始"。明代内阁政治的产生,就是遵循着既要维护皇权的高度集中,又要解决中枢决策低效的难题。但内阁政治的发展,却没有使内阁体制的界限固定下来,相反,还引发了明代中后期皇权的肆意表达与宦官政治的异化。与其说"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罢丞相始",毋宁说有明之无善政自内阁始。     

论日本民主党政权下的政治决策体制改革

"1955年体制"下日本形成了由官僚和族议员主导的、自下而上的政治决策体制。对这种决策体制的改革在小泉内阁时期达到巅峰,其后却出现了倒退。2009年8月政权由自民党向民主党更迭,民主党誓言要打破自明治维新以来确立的根深蒂固的官僚制度,铲除自民党政治的基础———政官商的"铁三角关系",加快由官僚主导向政治主导的转变。然而,历经鸠山、菅直人以及野田三届民主党内阁之后,民主党政权下的政治决策体制改革究竟取得哪些进展?尚存哪些问题?今后前景如何?对这一系列问题的回答成为本文关注的焦点。     

唐代翰林学士院与南北司之争

唐代自进入中后期,翰林学士的政治角色日形重要.学士负责起草诏令,又参决军政机密事务,分担了宰相部分职权.宦官北衙的势力兴起,虽操纵君主废立命运,然而草制宣诏的合法化过程,同时亦强化翰林机构的议事渠道,形成一股新兴的抗衡力量.北衙宦官对翰林采取强烈制控,由委任翰林亲信,到设立宦官专职的翰林学士院使,均旨在纳入内廷诸司的监控范围.文章在前人研究翰林学士院职掌的基础上,对唐中后期翰林于南北司的权力格局之中,如何层累衍生学士、承旨和使职名目,稍作补充.     

日本多元化官僚体制简论——以“平泽计划”为中心

“多元化官僚体制”是存在于日本经济波动背后的制度性和组织性的因素，是形成日本型经济体制的制度和组织基础。“多元化官僚体制”是日本经济成功和失败的共同根源。本文以“平泽计划”中提出的“在大学创立1000个风险企业”计划为例，分析了“多元化官僚体制”在新的经济条件下是否还具有强大的协调性，并对其是否能促进新兴产业发展进行了初步的思考。     

一部掌宫宦官的罪恶史——评《掌宫宦官全书》

一部掌宫宦官的罪恶史——评《掌宫宦官全书》韩妙丽宦官，这一中国古代社会残虐人性畸形产物，随着奴隶社会的产生而产生，又随着封建社会的灭亡而灭亡。在几千年的历史上，中国的宦官逐步发展，竟形成了一种完备的制度。其产生之早，延续之久，影响之大，在世界历史上绝...     

论我国审计体系的局限与变革

如何正确处理国家审计、内部审计、社会审计的关系，是决定审计工作成败的关键。体制、政策等因素使我国的三大审计主体一度形成了“主导、基础、补充”的格局，已日益显示出与市场经济不相适应，使我国的审计工作陷入了既监督重复又监督“真空”的困境，严重阻碍了我国审计工作健全有效的发展。本文对此进行分析基础上提出了我国审计体系改革的基本思路。     

主复古与反模拟——《艺苑卮言》研究之一

在中国封建社会特定的政治文化背景下,以复古求革新是一种合理而有效的手段,明代的复古运动也不例外。王世贞一面鼓吹“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一面又提倡写真情;既主张掌握古法,又反对模拟因袭;都体现了以复古求变革的精神。问题在于王世贞不了解创新才是艺术发展的生命,因而最终又促成了另一种形式的凝固和僵化。     

明代经济的结构性变化

明代中国经济领域发生的结构性、不可逆转性变化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包括白银成为主导货币、赋役体制中基于土地并以货币征收的赋税比例扩大、货币财政体制形成、国内和国际市场体系发展、人口大幅度增长。这些变化相互关联,相互作用,加速了社会财富的流转,推动了社会经济的整体繁荣,同时也因超出以往王朝行政、金融、财政管理的经验范围而加速了明朝帝制体系经济功能的失序。明朝政府经济干预的三个杠杆,赋税制度、政府财政支出、货币管理在明中期以后都有顺应市场经济的动向,但又都没有完全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原因主要在于帝制体系本身的僵化和明王朝自身进入衰败期之后的调整乏力。变化中形成的新的经济结构,可以容纳更大规模的商业繁荣,但是并不构成产业升级的直接基础,距离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尚远,是一种帝制农商社会经济结构。     

1955年体制的制度性背景及其基本特征

本文所述的 1 955年体制是指 1 955年形成的以自民、社会两党对抗为基本内容的战后日本政治体制。所谓政治体制 ,一般是指各个政治主体在政治过程中的权力和地位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和作用。从这一定义来看 ,1 955年体制不仅包括政党政治 ,也包括行政官僚构成的政府、以财界为首的各种利益集团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本文所探讨的是 1 955年体制形成的制度性背景及其两个政治层面上的基本特征 ,即保守势力支配下的竞争性政党政治与行政官僚主导决策过程。一、1 955年体制形成的制度性背景众所周知 ,战后初期以美国为首的占领军在日本进行了…     

统治风险与胥吏人事：官吏分途现象形成与持续的政治逻辑分析

本文试图论证，官吏分途从治理逻辑来看是一个非常糟糕的制度安排，其形成与持续主要是政治逻辑支配的结果。古代中国一直存在着朋党与官僚贵族化等官僚人事风险，导致统治者的人事权力受到侵蚀，危及统治基础。胥吏人事制度涉及各级政府如何安排僚属的问题，因而与上述官僚人事风险紧密关联。文章认为，官吏分途的形成是东汉以来官僚贵族化的结果，贵族与庶族的社会身份差异影响了正式官制的设置，造成官与吏在来源人群、等级地位与道德评价上的全面分途。官吏分途的持续则与后世统治者对官僚人事风险的防范有关。胥吏人事的合理化需要重新引入政治上风险巨大的辟署制，统治者宁愿忍受官吏分途导致的治理弊病也不愿变革。本文的研究拓展了“风险论”的视野，揭示了此前较少为人关注的官僚人事风险及其对中国古代官僚体制的深远影响。值得注意的是，类似的统治风险在当代依然部分存在，也受到中央越来越多的关注重视，并着手防范整治。     

Satsuma＇s Invasion of the Ryukyu Kingdom and Changes in the Geopolitical Structure of East Asia＊

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东亚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发生了此消彼长的变化。明王朝内忧外患,财政疲惫,国力日渐衰落,而日本则随着丰臣秀吉统一大业的完成逐渐崛起。以明王朝为中心,建立在封贡体制下的传统东亚国际秩序受到日本的挑战。在此背景之下,日本萨摩藩入侵琉球对东亚地缘政治格局产生重要影响。随着琉球王国两属地位的确立,东亚地区中、日两强相争的地缘政治格局逐渐形成。明朝政府海洋意识淡薄,对琉球群岛地缘战略意义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在对待萨摩藩入侵琉球问题上态度消极,特别是对待琉球王国两属外交的容忍,纵容了日本对琉球群岛进一步扩张的野心,最终导致近代日本对琉球王国强行吞并。可以说,日本萨摩藩对琉球王国的军事征服,预示了明王朝的衰落和日本的崛起。     

承继、突变与适调:明初政治变动中的政治文化

明初政治变动以前的体制基本是承袭前元,但基于唐宋以来君权不断强化的趋势以及对前元中枢政治变动的反动,明初政治因君相间对中枢决策权的争夺出现了突变,以至以废相这种极端的方式并以祖制的形式表现出来,这既规定了整个明代中枢政治发展的方向,也使得明代政治体制呈现出一定的稳定性和封闭性,但明初政治变动中的君权实现了集权,却平衡不了集权与效率的矛盾,这又不得不让后世的嗣君在解决集权与效率的平衡时,对明代中枢决策体制进行适当的调整。     

明代盐法运行中的官商合作

明代盐法是由政府主导,通过官商合作来运行的,其目的是调配物资,巩固边防,完成财政周转。这种合作建立在国家对商人财力有所需要的基础上,官、商之间结成了一种共生关系。为使合作顺利进行,明政府针对盐法运行中出现的问题做出各种调整,注意商众和政府双方利益。从明代盐法运行中的官商合作情况可以看出,当时的商人、商业同国家既有体制具有很大的契合空间,帝制体系与一定程度的商品经济繁荣可以互洽并行。     

社会体制的本质、构成与特点

社会体制是社会领域或社会空间中的一种"客观结构",是社会领域各组成部分或诸要素之间比较持久、稳定的相互联系模式。在中国,社会体制是围绕社会领域中真正的活动主体即居民个体和社会组织的社会权利保护,政府和其他多元主体运用多种机制和相配套的社会政策等多种手段,以主动建构和自然演进同时并进,以培育充足的公共性和提供充裕的公共服务为前提,通过他治与自治相结合,规范社会行为、协调利益关系,形成在福利保障和公共服务的享受上充足充裕又公平正义,在总体社会运行和状况上既有秩序又有活力的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体系。要构建现代社会体制,必须具备五个关键部件,即国家和社会分离的主线轴心;社会利益分配公平正义的价值核心;社会状态既有秩序又兼具活力的目标靶心;积极参与、负责任和善于自治的居民和社会组织载体;配套而合法有效的规则体系。社会体制的构建和改革就是要分层次地、渐进地将这些部件锻造出来,有机地组合起来。围绕社会体制构建的五大关键部件,分别形成社会体制中的五个次级体制:作为基元的社区体制;作为基础的公共服务体制;作为载体的社会组织体制;作为保障的社会立体安全体制;作为动力的社会治理体制。     

上海市居民社区参与意愿影响因素分析

９０年代以来的社会变迁重新调整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社会的各个层 面都受到了社会变迁的冲击。在城市社区，表现为居民委员会的剧烈变动。在社区建设过程中，居委会的组织与运行成了特别引人注意的问题。就上海而言，社会的变迁以及政府为此所作出的适应性行动促使与居委会有关的整个组织体制发生了巨大变化，它首先表现为“两级政府、三级管理”的提出及街道办事处一级“准政府”职能的强化。近两年来，居民也对自己生活于其中的社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社区建设中，如何使居委会在新的形势下既适应“两级政府、三级管理”的体制，又能…     

鸠山内阁“推进共产圈外交”与日韩关系

1954年12月10日，日本民主党总裁鸠山一郎上台执政，组成鸠山内阁。鸠山内阁上台以后在对内外政策上同吉田内阁保持一定距离，提出了具有鲜明鸠山特色的“修改宪法”、“重整军备”、“推进与共产圈外交”三大政策。与之同时，鸠山内阁上台以后，也改变了吉田内阁在改善日韩关系方面的消极态度，在改善日韩关系问题上表现出了一定的积极态度。但是，鸠山内阁为了尽快使日本回归国际社会，也为了尽快解决被苏联扣留在西伯利亚的日本人的回国问题，最终作出了优先实现日苏邦交正常化的决定。以自己的政治生命为赌注，决心实现日苏邦交正常化的鸠山一郎，为日苏邦交正常化造势，采取了与所有“共产圈国家”改善关系的对外政策。在这一大背景下，日中、日朝关系也出现了相当程度的松动和缓和。然而，日朝关系的松动和缓和，触动了韩国的敏感神经，刚刚出现缓和迹象的日韩关系又一次进迅速降温，直至后来的岸信介内阁上台，日韩关系才真正被解冻。     

论政治信任——改革开放前后比较的视角

随着近年来公共性突发事件的频发,政治信任问题成为学界关注的一个热点话题.政治信任是要建立一个以"人民主权"为原则的政治制度.在这个制度下形成的体制才能赢得公众的合法性认同,也使得公权力的运用能以保护公众权利为准则.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在中国公众中存在着一个"政治信任层级差"心理,也就是层级越高越受到信任,基层政权的信任度最低.这一心理既反映了制度规范的差异性,也体现了压力型体制造成的政治信任疏离,当然还表现为利益协调过程中政治信任的流失,更为重要的是政治信任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应采取的对策主要有两点:一是政治上的可信承诺关键在于需要政治制度的不断完善和保障;二是面对当前复杂多变以及公共性突发事件频繁的现状,一方面要强化执政体制的综合力,另一方面要善于培育和运用社会权力,用社会对社会的方法解决社会问题.     

论科尔沁蒙古对满族形成的影响

科尔沁蒙古是明朝末年游牧于东北西北部地区的蒙古族部落。在满族形成过程中,科尔沁蒙古起了重要的作用。在军事上,科尔沁蒙古归附后金政权,改变了其孤军奋战的被动局面,为后金统一女真各部和漠南蒙古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政治上,科尔沁蒙古的归附,既壮大了后金政权的政治势力,又扩大了后金政权的政治影响,使之发展成为当时与明王朝抗衡的最强大的政治势力。在经济上,科尔沁蒙古是后金政权战马及牲畜、粮食的供应地,对后金政权的发展强大给予了重要的经济支持。科尔沁蒙古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影响,促进了女真族的统一和满族的形成。     

从“增长型社会”到“成熟型社会”:平成时代日本社会的转型、困境与应对

平成时代,日本从"增长型社会"转型至"成熟型社会",虽内阁更替频繁,政党轮换,但官僚体制总体运转良好,社会运行平稳。平成时代,日本物价稳定,基本告别"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生产生活方式,发展为"适量生产、适量消费、资源循环型"社会。但是,日本社会也面临少子老龄化程度加深、社会贫富差距加大、民众心理不安感增强以及"低欲望社会""地方不振"等诸多困难与挑战。为走出困境,重振日本经济,实现"安心""安全""共生"的社会蓝图,日本政府在人口、劳动、社会福利以及社会治理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有些已初见成效,有些尚待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