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历史观的统一

认识论、历史观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组成部分。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各个组成部分,恩格斯曾提醒人们不要忽视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然而,对此究竟应当如何具体理解,特别是对认识论与历史观之间的关系如何理解,他和马克思只是作过一些原则的说明和提示,而未能给予系统的阐发。在他们之后,特别是在近年来关于“实践的唯物主义”的讨论中,虽然时有人注意到这一问题,但也未见有详细的论述;更多的人则是把它们视为各自独立的部分,并不大注重它们之间有何关系。这样,由于不少人对认识论与历史观之间的关系未能正确把握,就影响到对认识论和历史观乃至对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理解。因此,阐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历史观的内在关系,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是很有     

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观双重维度的统一

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观的理论形态。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哲学界对唯物史观的理解逐步形成了两种不同的看法,这就是＂唯物史观是关于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和＂唯物史观是关于人的发展的学说＂。这两种理解都是合理的,都抓住了唯物史观超越以往历史观的特质,且都有充分的文本依据。但各持一端,用以界定唯物史观,却是片面的。唯物史观是认识维度与价值维度的高度统一。     

以人为本:一个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历史观和价值观相统一的命题

理论和现实中的困惑需要我们彻底讲通中央提出的“以人为本”。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视域中,“以人为本”不只是一个价值观的命题,它同时并首先是世界观和历史观的命题。因为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看,它本质上是一种从人来理解和改造世界的实践唯物主义;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看,它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因此,“以人为本”实际是一个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历史观和价值观相统一的命题,它对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的本质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历史观与价值观同构--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还原

1980年代人道主义争论已近四分之一世纪,但留下诸多理论疑难至今仍未清理。本文旨在调整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解读眼光,消弭传统认识中的“断裂”现象,反对将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分离为截然对立的“历史观”与“价值观”,以期还原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原初状态。其论证途径是从历时性维度论证人道主义并非只是资产阶级的“专利”,从共时性维度论证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与共产主义学说的同构性。     

超越认识论哲学观——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和发展的重要前提

西方传统哲学的主流哲学观是具有严重局限性的认识论哲学观。马克思的哲学观是一种现代哲学观。传统教科书理解模式错误地以认识论哲学观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造成严重后果。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和发展亟须超越认识论哲学观。     

战略思维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关于人类思维的科学原理 ,辩证思维方式是哲学最高层次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基本思维方式 ,战略思维方式是在其指导下的一种具体思维方式。战略思维是认识主体即人的头脑这个“加工厂”实现“两个飞跃”的一种具体思维加工方式 ,是以战略概念为基础的特殊思维运行方式。战略思维方式是辩证思维方式在一定历史前提和时代条件下开拓发展的创新结果。战略思维方式体现在三个层次上 ,在认识论层面上具有相对的普遍性。战略思想是战略思维的成果 ,通过战略思想可以透视出其中的战略思维方式。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何以必须?——一种基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思考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不是偶发事件,也不是空洞口号或抽象符号,而是有其发生、发展的必然性、规律性。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看,作为理性认识成果的马克思主义,不论从知识形态、认识功能还是思维特征来说,它提供的事实性认识都不能满足现实实践的需要,因而不能直接指导中国实践。而要使马克思主义对实践活动发生作用,就要将其转化为中国实践所需要的应用性认识、转化为中国实践目标,并进而转化为中国实践方案,即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等。因此,作为一个认识论命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非不辩自明的"公理",它内含了一系列有待深入研究的基本理论问题。我们只有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为根本遵循,才能科学阐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合理性、正确性;只有从政治性解读回归学理性阐释,才能真正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回归正途、走向深入。     

历史观:中国文学批评的重要视角与方法

在当前文学研究中 ,历史与人的关系以及历史存在形态观念的变化给文学想象开辟了广阔的空间 ,历史发展规律观念的变化对文学书写对象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文学中渗透的历史观可以转换为从历史观去看 :因为 ,中国文学发展具有承续性 ;历史的与逻辑的方法对宏观文学现状的选择是必要的 ;对于中国文论重建也是一种尝试。可操作性则表现在 ,将历史观作为概括和总结宏观文学现状的路径。在承续性、整体性的背景中研究文学的同时 ,能够发现文学现实中断裂性和偶然性因素 ,可以分解历史观的多层内涵 ,并确定分析文本的途径。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个重要贡献

毛泽东同志关于认识过程两个飞跃的思想,丰富和发展了列宁首次提出的认识辩证过程的理论。 毛泽东同志在分析第一个飞跃时,阐明了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辩证关系;在分析第二个飞跃时,既指出了这一飞跃的重要意义,又指出了实现这一飞跃的必要环节,如注意个别和一般相结合等。特别是在实现第二个飞跃过程的理论中,明确了实践检验和理论指导的同步性、即二者在第二个飞跃中同时展开的思想。在《实践论》和《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这两篇著作里集中发挥了这     

马克思主义宗教历史观的当代诠释

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以当代人的眼光去诠释人类历史的三个阶段原始社会、阶级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宗教的历史形态,从理论层面探讨解决我国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难题。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文化思考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不仅是社会政治层面的中国化，而且是在文化层面的中国化。中国传统哲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通过探察中国传统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相通与不同之处，是为了从中国传统哲学的视角来探寻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文化根源和未来趋向。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五问

马克思主义哲学面临着何种、谁的中国化的深层挑战。如何处理理论—文本与实践—问题、化中国与中国化、国家意识形态与社会批判理论、政治—宣传形态与思想—学术形态、职业谋划与解放使命之间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不可回避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观点和方法来梳理、提炼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哲学思想.而有关"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的讨论,却使这项工作的"合法性"也受到了某种程度的怀疑.其中如何看待中国哲学的文化特质、如何看待西方学术规范对中国哲学的影响以及如何看待中国传统哲学的改造,显然是从理论上阐明上述工作是否具有合法性的关键.     

瞿秋白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贡献

瞿秋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确立和发展过程中承前启后的关键性人物。他在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掌握还十分缺乏的情况下,比较全面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并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批判了胡适派实用主义以及党内以陈独秀、彭述之为代表的经验主义,提高了党内认识,推动革命发展,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出了大量开拓性和奠基性的工作。     

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国化的三大成果

新中国60年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国共产党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从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个人收入分配制度这三个层面创立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三大成果,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理论和个人收入分配理论.实现了"三个结合",即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公有制与私有制的结合、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的结合.这三大理论成果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理论依据,"三个结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的基本实践特征.这三大理论成果和"三个结合",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充分体现了中国的实际而赋予中国特色,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典范.也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时俱进发展所做出的巨大贡献.     

略论葛兰西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

葛兰西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的基本特征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看作是一种超越近代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哲学的现代哲学。它是以“实践”为基础 ,以“人类社会”为研究对象 ,以“政治批判、文化批判和道德批判”为基本内容的实践哲学。葛兰西的实践哲学对于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代转型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中国化的新境界

科学发展观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理论的指导下,立足于实践的思维方式,对社会发展本质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分别做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本质要求和现实要求,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哲学的创新,也是对人类以往发展观的反思、跨越与整合,对实现中国社会现阶段的基本任务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西学东渐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西学东渐不仅客观上促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一个重要历史前提,而且引发了中国哲学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重大变革,推动了中国哲学从古代传统向近代传统的转变,从而使得最初在西方哲学传统中产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可以通过中国化而对接上中国哲学传统和转化成中国哲学,并由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中国现代哲学的建构中发挥积极的主导作用提供了可能。因此,可以说,没有西学东渐就不会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不深入研究西学东渐及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关系,就不可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西学东渐之间的密切联系绝不意味着它是西学东渐史的一个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本身并不属于西学东渐的范畴。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人们通常所说的各种西学具有不同的理论本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西学东渐具有不同的目的和社会性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西学东渐具有不同的结果和社会效应。     

在当代语境中激活历史文献——从克罗齐的一个命题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史论关系

丰子义指出,论从史出,马哲史的文本研究始终是“论”的研究的一项基础性工作;但马哲史研究不能是呆板的诠释学,必须以论带史,以问题方式提出新的研究课题,强化“论”的点击以激活马哲史的研究。杨学功强调,马克思文本的研究必须走出趋史避论的“客观历史编纂学”的误区,只有史论结合,双向互动,互相促进,才能走出马哲史研究的困境与低谷。聂锦芳结合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创作史的具体分析,指出马克思在理论与理论史的关系问题上最具有自觉意识,而这正是今天的“历史阐释学”需要进一步关注的话题。仰海峰通过揭示克罗齐的“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一命题的方法论意义,认为在马克思文献的现代阅读中,马克思的文献是需要重新激活的对象,而这种激活与当代的历史与思想情景有着无法割舍的关系。     

同一逻辑下的形而上学与西方哲学中国化历程辨释

西方哲学的自我发展典型的以形而上学描述与修正的辩证统一为内在逻辑,正是形而上学所表达的深刻的发展逻辑深深地影响着西方哲学乃至人类知识、文化方式发展的进程.以对形而上学在描述与修正方面的认识为线索不仅可以重新梳理西方哲学发展的自在旨趣,即体现形而上学思想作为一种哲学类型的深刻内涵,又可在对形而上学发展逻辑的揭示中获得重要启示,反观作为存在于中国文化转型重要机制的西方哲学的中国化逻辑,在此对照中提升对西方哲学中国化历程的深刻认识.即这种认识不仅仅局限于阐发西方哲学中国化历程与形而上学同一逻辑的“描述与修正”,更能够在现实中诠释形而上学的内在意境,解说西方哲学中国化样态中蕴含的推动中国文化创新形态发展的合理动力,探索西方哲学中国化的发展未来路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