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逆行”·“新时期”——世界华文文学视野下的中国当代文学

完整意义上的中国当代文学应当包括中国版图内全部地区的当代文学,但现在我们通常所说的“中国当代文学”是指中国境内(境指关境)的当代文学。从世界华文文学的视野来观照这一传统意义上的文学样态时,可以从三个方面提供对当代文学的新认识：置身“冷战”环境,但“中国当代文学”对“冷战”的参与,具有一种“非典型形态”;“中国当代文学”向现实主义挺进并不断深入,与整个世界文学潮流形成了一种“逆行”发展的势头;在经历了“拨乱反正”的过渡期后,一是向西方深度学习追求先锋,二是自觉回视传统有意寻根,“中国当代文学”放弃了“新”“新文学”的尝试,以一种既具有自觉的理论意识和本土立场,又兼具开放和包容的姿态,拥抱世界文学并致力于并入世界文学,从而造就了一个“新时期”。     

现实主义是一个历史范畴

20世纪90年代 ,中国文坛出现了一批触及现实问题的力作。围绕这一文学现象 ,学术界提出了许多观点 ,其中有两种不同的观点颇具代表性。其一极力称颂这种文学现象为“现实主义的复归”或“新现实主义” ;其二是对这种文学现象持反对态度 ,并认为这是文学的堕落 ,“人文精神的失落”。针对这些观点 ,本文认为这种文学现象既不是“现实主义的复归” ,也不是“人文精神的失落” ,而是现实主义按照历史的逻辑 ,在关注人类命运 ,祈盼人的意义与价值的过程中走向自觉与成熟     

20世纪90年代中国“人文精神”的争鸣与反思——以批评主体的角度为观照点

1993年,中国的文学批评界展开了一场针对“人文精神”的讨论。以王晓明为代表的批评家从捍卫“人文精神”的角度对当时以王朔、张艺谋为代表的大众流行文化提出了尖锐的批判,由此展开了一场长达两年之久的讨论。张颐武、陈晓明等人从后现代主义立场各自阐述了对“人文精神”的不同看法,孟繁华、洪子诚等人提出“新理想主义”,而以陈思和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则更看重“人文精神”的实践。这些讨论彻底改变了文学批评界“一体化”的局面,当代文学批评开始转向文化研究,也真正进入一个众声喧哗的多元时代。但批评主体在这之后的学院化和体制化,也使得批评和研究出现了很多问题,在精神生态的恶化日趋严重的今天,知识分子自身有许多值得反思的地方。      

人文精神、历史理性的缺失与重构

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 ,文学从“新现实主义”回归 ,到文学走向“边缘化” ,到“私人化”、“身体化”写作 ,历史理性和人文精神双重地缺失了。通过对这种缺失的历史轨迹和原因进行考察 ,我们提出重构的可能 :即历史理性要有人文的维度 ,人文关怀要有历史的维度。     

论中国现当代文学与人文精神的培养——从文本细读入手

中国现当代文学充分反映了20世纪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对于人文精神的架构和理解,具有丰富的人文精神内涵,对于当前高校大学生人文精神的培养作用重大。     

中国新文化史的绚丽篇章——论“五四”时期话剧的历史意义和影响

从“五四”前夕到整个２０ 年代的中国话剧接受西方近代话剧的影响,确立了它的文学地位和艺术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戏剧体系及剧作家的个人风格。３０ 、４０ 年代曹禺的剧作承续着“五四”话剧的现实主义精神,标志着中国现代话剧的高峰,夏衍的剧作则使中国的现代话剧在现实主义的道路上得到拓展和深化。从当下的实践看,走向市场的确是话剧的惟一生路,但从根本上说来,人文精神的回归和精神家园的重建才是渡过危机、谋求发展的关键,“五四”的宝贵传统仍然需要继承     

当代文学研究四题

文学的“当代性”即是文学现代化意识的体现。现代化的文学是独立的、开放的、有探求精神的。“朦胧诗”(以 1 978年《今天》创刊为标志 )的出现意味着中国当代文学的诞生。中国当代文学完整地展演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思潮 (从人文精神到文本意识 )及从现代到后现代的走向 ,具备了获取当代性文学品格的可能性和必然性 ,也有疑点。疑点是 :文学的载道性倾向和商业化倾向的双重异化 ,深度减弱和道德守望倾向。消除疑点需要开放的宏观眼光和对世界本质的、微观的挖掘     

现实主义在发展中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开始的现当代外国文学,至今已走过了将近七十年的路程。在这近七十年中,源远流长的现实主义文学并没有间断,而是在向前发展着,形成了既与古典的现实主义文学一脉相承,又独具特色的现当代现实主义文学。现当代现实主义文学继承了现实主义文学的优良传统,显示了现实主义的强大生命力。首先,它坚持“按照生活的本来面貌反映生活”的原则,具有显著的现实性。现当代文学有这样那样的风格和流派,现当代作家有这样那样的政治立场和世界观,但     

从先锋走向写实——兼论中国当代文学新时期以来的发展轮廓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新时期文学以来,各种先锋文学思潮新浪叠起,各领风骚,但旋即走向写实.我们通过回顾"先锋派"文学的兴衰发展历程及新写实小说的兴起,走进文学史深处的当事作家,来探讨中国当代文学从先锋走向写实的原因和历史意义,并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分析现实主义思潮和现代主义思潮在中国不同境遇的原因,进而来论述新时期以来当代文学发展轮廓.     

21世纪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在韩国--以相关期刊杂志为例

21世纪，韩国研究者对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视野逐渐开阔，所研究的课题也在与时俱进，从单一的研究模式扩大到“多元化”的角度发展，也突破了外国学者的局限。这些研究范围的扩展使“韩国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更能实现“国际化”和“本土化”，同时也推进了中国当代文学在世界文化交流的发展。     

关于当代法国传统现实主义文学的思考

法国当代文学至少有以下8种“文学倾向”或曰“文学流派”值得我们予以重视和研究。它们是:1.传统现实主义文学,或曰“新司汤达派”;2.人类处境文学;3.介入派文学或曰存在主义文学;4.形式主义文学或曰“新小说派”;5.超现实主义文学;6.大众文学;7.通俗文学;8.荒诞文学。还可以细分和列举出其它的文学流派,如“侦探文学”、“科幻文学”等,不过主要是上述8种。因篇幅所限,本文不可能对“各家文学”逐一进行评说。只能首先重点说说传统现实主义文学。法国当代文学中的现实主义作家群的创作,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法国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继续和发展。这一传统不仅可以上溯到十九世纪,而且可以索源到文艺复兴时期,甚至还可以探赜到法国文学的童年时     

关于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几个问题

“中国当代文学”,从文化、语言、民族的统一性来考察,应由三个“板块”构成:大陆文学、台湾文学、香港与澳门文学。这正与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现代文学”的三个“板块”相续接。近年来有三种研究倾向不利于把握“当代文学”的根本特征与历史定位,研究失去了历史感。“当代文学”这一文学时段,是五四启蒙精神与五四新文学传统从消解到复归、文学现代化进程从阻断到续接的一个文学时段,文学史在这里走了一条“之”字形的路。     

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的文化图谱——当代文化形态研究之二

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的文化状况是相当复杂的,它既为中国当代文学的进一步发展和繁荣提供了丰厚的土壤,也使中国当代文学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尴尬。就90年代后中国文化的生态图谱来看,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多元价值观的并存,最有意义的文化事件就是＂人文精神＂大讨论,最有影响的文化观念就是后现代主义的浮出。这些或隶属于当代文学的文化言说,或促生了当代文学的文化语境,都是研讨当代文学存在的重要课题。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第11届学术年会在肇庆学院举行

本刊讯　为在世纪之交就中国当代文学的走向与经验进行总结性研讨,进而振兴新世纪的当代文学研究事业,来自全国各地70多所高校的120多位当代文学的专家、学者聚会肇庆学院,参加从11月5日至10日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第11届年会。此次由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肇庆学院、广东省文艺评论协会共同主办、肇庆学院承办的年会,以“中国当代文学的回顾与前瞻”为总议题,就“九十年代文学现状”和“当代文学史写作与学科建设”两个问题展开了重点研讨。与会的专家、学者就上述议题进行了充分的准备和广泛研讨,其所提交的论文多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平。与会…     

“大艺术”必须要有“天马行空似的大精神”——关于中国当代文学的随想

中国当代文学在新中国成立后至“文革”前期间虽被从属于政治,但也诞生了不少蕴有“大精神”的作品。历史新时期的作品更多地蕴有了“大精神”,铸就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十年辉煌。后新时期文学相当严重地失却了这种“大精神”,主要表现在：理想主义式微,英雄主义不再;作品缺乏原创性和思想深度;作家从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异化为脑力劳动者和智本家。当下只有张炜、张承志等致力于史诗创作、真正地将创作与整个民族命运自觉地相关联的少数“孤胆英雄”支撑着中国当代文学的天空。     

国家文学：当代文学的一种定位——评《国家文学的想象和实践一以〈人民文学〉为中心的考察》

着眼于中国当代文学强烈的政治意识形态性，吴俊教授认为此前所谓的“中国文学”或“中国当代文学”很难显示特定历史时期中国文学的政治性质，而“国家文学”这一概念才能进一步揭示中国当代文学的切实内涵。吴俊教授试图通过政治解读“十七年时期”的《人民文学》，以“大题小做”的方式把当代文学定位为“国家文学”。事实上把中国当代文学定位为“国家文学”这个论断能否成立，完全取决于对中国当代文学所作考察的整体性和深入性。     

历史、伦理与世情 ——论梁晓声《人世间》的现实主义范式

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在建筑与历史记忆、代际与伦理承变、人性幽微与世情采写之间进行叙事架构,历史、伦理与世情构成小说的核心元素。其历史书写,以建筑群为记忆主体,呈现时代变迁轨迹,揭示阶层差异;其伦理书写,以公共秩序和家庭关系的代际叙事,描摹出民间伦理的具体样态;其世情采写,直面社会痼疾与人性之恶,弘扬传统伦理与民间温情。小说既具有现实主义创作“历史的”深度,又具有现实主义创作“美学的”高度,堪称现实主义范式下中国当代文学的标杆之作。     

究竟是“失语”还是“得语”——兼论“失语症”的解决之道

在中国现代文论建设中,“失语”现象时有发生,却不是主体;更为主流的是中西文论在遵循精神契合性、民族性、传统性基础上的“得语”。在20世纪的杜甫研究中,“人民性”“现实主义”“民胞物与”等概念的提出,显示出中国文论强大的生命力,是“得语”的明证。疗治“失语症”应该尊重中国文论建设基本规律的前提下,准确认清古代文论在当代社会的文化定位,以及它在经历百年现代化历史进程之后的社会属性,较少掺杂民族主义情感,代之以学理性的分析,重新评估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创作实际。     

当代文学监狱叙事的伦理嬗变——以《红岩》《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报告政府》为样本

监狱叙事虽然没有成为过中国当代文学叙事的主流,但是作为一种文学存在,考察其叙事伦理的嬗变也有某种学术意义。以六十年代的《红岩》、八十年代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及新世纪初的《报告政府》为样本的当代监狱叙事,形成了“超我”——“自我”——“本我”的叙事伦理谱系。这暗合着中国当代文学从高度意识形态化向更为多元的世俗化的演变,也暗合着中国当代文学所折射的中国社会文化心理从拘束到开放到多元的深刻变迁。     

后现代语境下的“他者”文化形象

在后现代主义对中国新当代文学的影响中,“典型”的形象在后现代主义语境下演变为“他者”的身份,而受到关注,作者与其塑造的“典型”互为主观。中国新当代文学在与西方后现代主义的“互为文本”过程中,中国当代文学所表现出来的不仅仅是作品中的“他者”,更是一个文化形象的“他者身份”,这个身份隐喻了一个以意识形态为主体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