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郭小川建国后的心路历程

郭小川是以“战士诗人”著称的,但“战士”之语,实不足以概括复杂的郭小川。作为战士,他奋力献身革命事业,并创作了许多气势豪迈的时代战歌。但他又不是一个别人能够轻易驯服者,而是一位向往人格独立、力图以个性化的方式介入历史的知识分子。只是因个人及历史的局限,郭小川终生未能达到完整而独立的人格境界。郭小川留给后人的,不只是他的诗文,更是关于文化人格、诗性精神等命题的思考。     

诗理·诗情·诗美——读郭小川的《向困难进军》和《甘蔗林——青纱帐》

郭小川是我国当代一位卓越的诗人,于一九七六年十月十八日不幸逝世。一年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郭小川诗选》。一九八○年,河北人民出版社又出版了《郭小川诗选续集》。另外,他的几部著名的长篇叙事诗也已另行出版。郭小川的诗,是革命的热情而昂扬的颂歌和战歌。在他的诗中,我们听到了时代前进的声音,同时,也深深地体味到作为一个战士和诗人的可贵的不断前进的战斗精神。在艺术上,诗人是苦心经营的,他尝试着用各种形式写作,他的艺术也在不断的探索中逐步走向成熟,形成了自     

郭小川50年代诗歌探索的知识分子意义

一直被认为是“战士诗人”的郭小川,在50年代中后期的诗歌探索中却以“独特而新颖”的创见,表明了一个知识分子诗人个性的坚持和主体意识的觉醒,揭示了一代知识分子在投身革命过程中的复杂情感和思想矛盾,显示了个人与时代冲突独特的知识分子意义。     

秋歌激越秋景美 战士情怀总是诗——郭小川《团泊洼的秋天》主旨辨析

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人一般都认为郭小川<团泊洼的秋天>的主旨是"表现对‘四人帮'倒行逆施的愤怒和反抗".笔者认为该诗的主旨是表现战士的优秀品质、伟大人格和特出操行的.这首诗是诗人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环境下创作的,因此应结合当时背景来分析.     

永远笑着,走向战斗的原野——试论郭小川诗的乐观主义精神

笑,一般说来,是乐观的集中表现。在战斗者身上,则更多地含有自信的成分。以战士诗人著称的郭小川同志,他的诗中时常流露出来的正是这种充满乐观自信的朗朗笑声。悲伤叹息与这位诗人几乎是绝缘的,从而构成了他的气势磅礴的诗的交响乐中乐观主义的主旋律,具有催迷惘者振醒、激颓靡者奋发、壮战斗者神威的巨大艺术力量。如果我们用郭小川自己的诗句来形容这一乐观主义风格特征的话,那就是:“我永远笑着,走向战斗的原野”(《热河曲》)。     

论丁芒自由诗的艺术特色

在中国新诗史上,兼有战士与诗人双重身份的名家,我们可以随手写下一个个闪光的名字:阮章竞、郭小川、李瑛、张志民、公刘、雁翼、纪鹏、忆明珠、未央、柯原、梁上泉、周良沛……其人,无不具有战士的性格;其诗,无不是用心血熔铸而成的战歌。南通籍著名诗人丁芒也是此行列中的一员。     

唐代诗人的"汉朝情结"与李商隐的诗

"汉朝情结"是由唐太宗率先大力提倡和在创作中亲做表率而形成的,它整整影响了有唐一代诗人的诗歌创作.晚唐诗人李商隐在诗歌创作中,一方面继承了传统的诗人们外化"汉朝情结"的方式,另一方面由于他的特殊经历和个性,又创造性地形成了属于自己的"这一个"的诗歌特征.     

“最热的赤血和最美的情愫”——论诗人郭小川的品格美与风骨美

有的事物,在它存在时,人们不去或者来不及去理会它,而一旦它消失以后,人们却深刻地理解到它的价值。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会逐渐感到,失去它是多么重大的遗憾和不幸。就诗人来说,也有同样的情况。郭小川逝世后,文艺界的一位领导同志说过:根据我多年的工作经验,要爱护人才,对于郭小川同志,我就没有完全认识他。并不是说他没有缺点,而是没有看出他是一个诗才。是的,郭小川离开我们8年了,人们没有淡薄对他无比崇敬和深切怀念的感情,而且已有许多同志抱极大的兴趣,来研究他,来理解评价他的作品,当领略我国当代诗歌苑园的美丽景色,如果不是被某种偏见所拘,我们就会发现,那既艳丽又芳香的一枝一定是:战士与诗人郭小川。     

时代主旋律高音区域内的不和谐音符——对郭小川诗歌的再解读

“战士兼诗人”的郭小川，曾因其《致青年公民》这样的政治抒情诗而为当时的读者和评论界所瞩目，同时也因其《望星空》、“爱情三部曲”那样充满着“叛逆”思想的探索性诗篇而广受非议。当历史的尘埃落定之后，重新审视这些当年备受争议的作品，我们会发现，正是这些时代高音区内的“不和谐音符”奠定了郭小川在五六十年代诗坛上的“这一个”的当然地位，同时也使其诗歌表现出强烈的现代性。重新解读这些文本，寻绎诗人艰难求索的心路历程，可以引发我们许多超越文学本体以外的思考。     

管窥李白:诗歌创作和"月"之情结

"诗仙"李白,现已成为一种文化现象而被众多的学者所关注.李白诗文中文化内涵丰富,"月"作为一种文学意象,与诗人结下了不解之缘,透过诗情"月"意,解读李白的坎坷人生与"月"之情结明月情结,酒月情结,秋月情结,这对当代李白研究具有拓展性作用.     

从“精神战士”的鲁迅看他的《故事新编》

《故事新编》问世以来,对其解读的方法很多,而从“精神战士”的鲁迅出发去认识这部独特著作的意义和价值,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尝试。鲁迅从一踏上文坛就以一个“精神战士”的角色出现,他的小说针对的主要是“国民性”问题,《故事新编》同样是一部演绎他拯救国民性情结的小说。     

从"唯美主义"到"爱国主义"——闻一多诗歌创作风格转变论

闻一多是中国新诗史上“新格律诗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同时,他也是中国杰出的学者和民主战士。纵观其诗歌创作的历程我们发现,诗人的诗歌创作风格发生着嬗变。作为学者,他坚守着“唯美主义”的创作立场,但最终,他成了一名不屈的战士,其创作立场转向了“爱国主义”。我们从他的转变中感受到了一个诗人所经历的心灵的超越,感受到了他带给我们的巨大的精神震撼     

现实认知与文化沉思——文化视野中的杨逵及其作品

文中从文化的视角来观察杨逵及其作品中存在的多种文化现象,探讨在日本、台湾、大陆三地文化影响下的杨逵,如何展示战士、文化人和“耕地者”的多重身份,并且梳理台湾光复前后不同政治处境下杨逵文章风格的变迁、文字改写和杨逵精神再发掘的现象,从中发现启示。     

从汉匈战争中认识真实的李广

在汉匈战争中,与同期的卫青、霍去病相比较,李广有勇无谋,屡为败军之将,与军功无缘,这是导致“李广难封”的根本原因。司马迁在李广传记的写作上对李广颇为褒扬,实为文笔多于史笔,这是缘于他对李广祖孙三代不幸遭遇的深切同情以及他自身挥之不去的悲悯情结。     

军人战场投降罪存废之我见

军人战场投降罪是在特殊环境下通过立法而成为罪名的,学者们一直有所争议。并且中国几千年的立法实践中,直有秦汉才有这一罪名,成熟的隋唐立法已经删去了这种过于偏激的立法;其次,军人战场投降罪与我们党和国家正在摸索和实践中的以人为本的政策也是不相融和的;同时在刑法学理论上,因为军人受到最狭义的胁迫,不应有自由意志,因而不应承担刑事责任,也不构成犯罪;这种追究军人战场投降罪使我们对待志愿军战俘上有着错误的教训,这种罪名也与世界各国的立法存在极大的反差,也使我国蒙受舆论上的损害,因此,作者提出删除或修改军人战场投降罪。     

“格物致知”对“诚斋体”诗学品格的影响探析

南宋诗人杨万里身兼理学家和诗人的双重身份,他在潜心学术的同时,不仅接受了理学"格物致知"的认识方法,而且将"格物致知"与诗歌创作在思维和审美领域里沟通起来.他所创立的"诚斋体",最大的特点就是以自然物象为主要的审美对象,并以独特的视角去对待宇宙自然."诚斋体"的这种审美特质与"格物致知"在本体论、认识论中所体现出的美学意蕴有着密切的联系.本文力图通过"格物致知"与"诚斋体"之间关系的一个侧面,表明文化学术思想经过诗人这个中介,可以化为诗人的人生态度和人格精神,并经过心灵与情感的融会,成为审美化的诗性流露,杨万里则充分体现了这一中介作用.     

剥离与消解系统中成就的审美境界——从庄子“美学”到“庄子”美学

庄子美学,既是庄子的"美学",又是"庄子"的美学。庄子的"美学",不可大而化之地等同于其哲学,其审美境界亦不可泛化为人生境界。从庄子的哲学到美学,有一个转化与抽绎的过程。"庄子"的美学,不能仅仅停留在无目的性、无功利性及直觉体验性等美学共性上,而应当进一步指出其与众不同的个性。庄子的审美境界,在他独特的对"形质"、"功利"、"认知"以至整体的"有"的层层剥离与消解的系统中展开。     

老子“道”和“德”的自然本质及其辩证关系

老子的"道",主要指形成世界的本原,决定万物的本体,宇宙运动变化的根本规律;而老子的"德",其广义是指万事万物合"道"而行的品性,其狭义则指人的合"道"而行的品性。"自然"是老子"道"与"德"的本质特征。"道"生万物,"德"养万物","道"体"德"用,二者辩证统一于万物之中。老子哲学的主要意蕴就是依"道"而立"德"、立"德"而明"道"。老子对"道"的预设与描述体现出老子哲学理论思维的形上视域,老子对"德"的揭示与规定标志着老子哲学实践关怀的形下向度。     

忧国思乡 悲凉慷慨——试从范仲淹的三重身份看《渔家傲》的情感内涵

本文结合具体的社会环境、时代背景以及范仲淹的生平经历,从戍卒、将军和政治家三个角度全面分析范仲淹在作品中表达的戍卒远离家乡的浓烈乡愁,将军不能早日靖边的愤懑,政治家心怀天下的忧患意识。     

悖论与整合:《北京人》中的"反传统"与"传统"

《北京人》在曹禺的创作中具有着重要的标志性意义:它隐含了作家以后创作的基本走向,曹禺此后的创作都可以在《北京人》中找到前兆性的趋势。它既是作家创作危机的一种表现,同时又是对其审美转向的一种预言。作家一方面在作品中高扬着反传统的旗帜,另一方面又对体现着传统美德的愫方赞美有加;一方面向往着北京人那种"敢爱敢恨"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又被"为着自己受苦,留给别人一点快乐"的人生哲学深深地吸引。作家不知不觉间陷入了悖论之中。这一悖论是由作家灵魂深处的理智与情感的矛盾所决定的,它所导致的最终结果是,作家在以寓言的方式宣告了传统的士大夫家族不可避免的衰败命运的同时,也在优美地向过去的"反传统"事业告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