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不上方向的方向作家——论赵树理的当代境遇

赵树理的创作在1947年被确立为"赵树理方向",但是赵树理的创作与批评家所概括和提倡的"赵树理方向"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缝隙。赵树理主要是因为突破了"大众化"的难关而被确立为"赵树理方向"的,但其创作在"政治性"上并不能满足"赵树理方向"的要求,而且赵树理坚持为人民写作,坚持现实主义精神,拒绝"革命文学规范",因此多次遭到批判,最后被定罪为"修正主义文学标兵"。认识赵树理的创作与"赵树理方向"之间的缝隙,可以使我们摆脱对赵树理创作的简单化理解,可以使我们认识"革命文学规范"的核心内涵和运作方式。     

时代的政治要求与作家创作立场的恪守——赵树理建国后小说创作心态探析

探析了“赵树理方向”的内涵和实质，剖析了赵树理建国后在“时代的政治要求与创作立场的恪守”中艰难选择的创作心态，并指出赵树理民间创作立场的文学意义和对当代文学的启示。     

“赵树理方向”再认识

本文认为,“赵树理方向”有其特定的历史内涵,应实事求是把它放在具体的社会环境、文学发展环境中去审视。文章从赵树理与“五四”新文学、与时代的关系;赵树理在文艺民族化、大众化上的贡献;赵树理如何正确处理文艺与政治、作家与群众关系三方面,论述了赵树理创作对解放区文学发展所具有的普遍的、积极的意义,肯定了“赵树理方向”在繁荣解放区文艺,促进《讲话》精神贯彻、实施上的特殊贡献。文章还联系新时期文学创作的实际,阐明了今天发扬赵树理创作精神之必要。     

现代文学史研究中赵树理研究的误区

赵树理是一位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作家,他的创作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大众化、通俗化有着深远的影响。从表面上看,他的许多广泛流传的作品都是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后,在《讲话》精神的直接指导下创作产生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诸多著作都持此观点。事实上赵树理看到《讲话》之前,其代表作《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已经创作完成了。赵树理文学现象与《讲话》精神的吻合是时代的必然、文学发展的必然。文学史著作应当对此进行客观的、全面的、正确的分析,探究赵树理文学现象产生的深层原因,不能人云亦云,更不能以讹传讹。     

论赵树理民间立场的审美内涵

著名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家赵树理,一生固守不变的民间立场让人叹为观止。他的民间立场,使他的创作为新文学的民族化和大众化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寄托着作家的审美理想。赵树理"文摊"文学观、"问题小说"创作观和"大团圆结局"的美学观三个方面很好地体现了赵树理民间立场的审美内涵。     

"游离者":赵树理知识分子的社会实践角色

以“文摊文学家”身份走入启蒙大众行列的赵树理,内心充满了对大众的感情。而“方向”的确立,赵树理创作活动置于由意识形态、新的文艺规范及“名人”、“干部”构织而成的聚光灯下,为了保持知识分子的独立性,选择农民文化为农民启蒙的赵树理,这时表现出他对“文学范式”“名利”的游离及对业余创作的提倡,来实现他的知识分子独特性的社会实践角色。     

赵树理与解放区文学关系新探

着重从文摊理想与革命话语的融合与疏离、文学形式内容与革命思想精神的重合与断裂、民本立场与官本立场的纠葛与矛盾三个层面上来分析赵树理与解放区文学的关系,重新审视赵树理创作与解放区文学的关系,认为赵树理创作与解放区文学在表层上是融合的,在本质上处于分裂的状态,给两者关系作一个真实的还原.     

“十七年”视域下的赵树理研究变迁

在"十七年"特殊时期,赵树理研究一个重要的现象,主要在于他从现代走向当代。现代文学时期,赵树理的创作被树为"赵树理方向";"十七年"时期,对于他的研究呈现出了褒贬参半的现象。这一现象主要是由于赵树理与主流意识的疏离和坚定的农民立场,也反映了"十七年"时期文学与政治的亲疏关系,为赵树理研究及"十七年"研究提供了新视野。     

赵树理与解放区文学关系新探

着重从文摊理想与革命话语的融合与疏离、文学形式内容与革命思想精神的重合与断裂、民本立场与官本立场的纠葛与矛盾三个层面上来分析赵树理与解放区文学的关系，重新审视赵树理创作与解放区文学的关系，认为赵树理创作与解放区文学在表层上是融合的，在本质上处于分裂的状态，给两者关系作一个真实的还原。     

赵树理的"标本"意义

赵树理在中国1940—1960年代的文坛上几度浮沉,最终以悲剧告终,对研究这期间的中国文学是有着"标本"意义的。其"问题小说"创作与"中间人物"的塑造都为他招来不少是非,而究其根源却在于他所坚持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对赵树理的褒与贬实际上与对现实主义把握的正确与否有关。赵树理这一"标本"提供给我们的启示是,必须为现实主义正本清源。     

文摊理想与革命话语的暗合与断裂——赵树理创作与解放区文学关系新探

从文摊理想与革命话语的层面来重新审视赵树理创作与解放区文学的关系.赵树理的文摊理想在表层上刚好暗合解放区革命话语,但在深层意义上,他的问题小说与解放区的"歌德"文学又是断裂的.从文摊理想与革命话语的层面来重新审视赵树理创作与解放区文学的关系,可以深入清楚地看到两者在表层艺术形式上暗合、在深层精神上分裂的本质关系.这样能够对长期以来把赵树理看作解放区文学代表的观点作出如实的纠偏.     

冲突与怨恨:论赵树理小说的现代性体验

赵树理小说的怨恨来源于以下诸多冲突:创作方法和创作目的的冲突,文化立场和文化人格的冲突,民本立场与官本立场的冲突,社会功利与文学审美的冲突,革命话语与民间话语的冲突,农民立场与知识分子立场的冲突。赵树理的冲突是整个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冲突,赵树理的怨恨是整个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怨恨,中国现当代文化就在这种无尽的冲突与怨恨中呼啸前进。     

方向与冲突:赵树理与当代文学规范

在解放区文艺中赵树理被树为方向性的作家,原因在于赵树理创作的意识形态性.方向意味着一种确定的文学规范,由此当代文学规范开始了定型化的过程.建国后作家的身份发生了转型,作家被纳入政治体制成为新型文艺工作者.建国后对赵树理评价的演变,表明赵树理与当代文学规范的冲突.而冲突的实质则在于文艺战士和农民作家这两种身份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寂寞的守望--评朱庆华《赵树理小说新论》

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赵树理的小说“畅销”于华夏乡土间,可谓盛况空前。赵树理的文学风格与创作模式也一度成为文坛的方向,形成了文学史上著名的“山药蛋派”,并引起国外研究界的关注。当代文苑时时呼唤的“大众文学”,在赵树理那里曾经有过最为成功的诠释。然而,这个曾经标记了一个时代的人物,如今却随着那个时代的渐行渐远及其特定读者群的变化消失,被人们冷落在了记忆的角落里。就在赵树理小说及其研究寂寞跋涉的时候,朱庆华先生的《赵树理小说新论》作为浙江省教育厅立项课题,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并获得丽水学院出版资金的资助,这无疑…     

论赵树理小说创作的整合和失衡——兼谈文学批评的科学精神

大凡文学史家作论,总要根据各自的价值标准对历史的和现实的作家作品逐一梳理筛选。若论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中国文学,赵树理及其作品大抵属于经得起爬剔而容不得忽视的一类。这不仅由于赵树理曾象鲁迅那样被普遍地认同为一种创作精神的方向性代表,确乎深刻地影响过一大批同时代作家的创作道路选择,而且由于他的小说创作成就和文学美学经验独具耐人寻味的价值蕴含,从而长期以来成为文学批评的一个敏感区域。本文拟着眼后者作一思辨探讨。     

“为农民写作”的文学思考——以赵树理创作为中心

赵树理对文学的理解,其精神是与鲁迅等启蒙文学家相通的.他并非"天生的"大众化作家,但他热爱农民,关注农村,始终为农民而写作,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在现代文学复杂的历史进程中,他使文学写作密切关注变化中的农村和农民生活,体现出一代作家的人格力量和文学良知,也使中国左翼文学的文化追求和价值取向落到了实处.因此,以赵树理创作为中心,分析其"为农民写作"的文学思考,对当下中国作家极具启示意义.     

赵树理文学意义的文化契合

在中国现代作家中,赵树理有着鲜明的民间文化立场。他之所以选择这样的立场,并不仅仅是感到了五四新文学传统与大众文化传统的距离,而是还有其自身先天的文化环境、生活阅历,以及个体知性力方面的原因。在解放区文学创制的形势下被当作文艺的方向来推崇和借重后,赵树理仍有自己所要坚守的文化立场、人格操守、道德底线与政治原则,他的价值取向与《讲话》精神甚至还存在着一定的距离。另外,想象力的缺乏是赵树理的创作不能发展成一种大气磅礴的艺术形式的重要原因,但《灵泉洞》是个例外。它是想象的盛宴,为我们提供了一次乡土民间的精神狂欢。在这个作品中,我们看到是赵树理艺术潜能的另外一面。     

异中有同的"通俗化"追求 --赵树理与张爱玲之比较

20世纪40年代处于不同政治区域内的民间作家赵树理和张爱玲,为了不同地域中读者的期待视野,选取了中国民间文化形态作为自己创作的价值取向,然而由于他们出身和生活经历的差异,致使他们接受了不同的中国传统文学文本影响,导致其艺术表现方式的不同.赵树理填补了五四新文学在乡村社会留下的巨大空白,创建了中国新的民间形式;张爱玲以现代意识提升了传统都市通俗文学的品格.     

试论赵树理现象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 ,赵树理的成功是个独特的文学现象。他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把农民和农村生活题材创作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并且在文艺的民族化、大众化方面做出了独特的成绩 ,因此 ,对赵树理现象的探讨对今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文化建设仍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论赵树理小说中外路人形象的创作模式

文章以外路人形象为切入点展示了赵树理在现代小说中所起的垦拓性作用,这为其积极的一面,其消极面在于赵树理在外路人形象的塑造上存在着一定的创作模式,这种创作模式为赵树理的小说带来了必然的缺憾.这一模式还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不同时期的许多作家在涉及外路人形象时,他们都在不自觉地复制赵树理的创作模式.时代发展至今天,它已为作家们提供了直面外路人形象的空间,而且随着城市化的推进,乡土社会中纯粹的外路人也在日渐消失,作家们更应用自己的笔为中国文学画廊留下他们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