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诗歌的实验主义与反学院情结

中国当代诗歌中的“学院”与“反学院”之争,实际上也来源于美国。不同的是,在美国是先有学院派,然后有反学院派;在中国则是先有反学院派,然后由反学院派虚构出了一个学院派。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当代诗歌恰恰需要某种学院精神。这种精神,我理解为一种对待诗歌的严肃态度,对形式和技艺的尊重,以及某种朝向经典的持续不断的有意识努力。当然,我所说的“学院精神”,其实跟学院身份也跟学院派无关。这样一种精神既是学院派所需要的,也是反学院派所不可或缺的。     

当代贵州少数民族诗歌“石头”意象的经典化

"石头"意象是当代贵州少数民族诗歌中的典型意象。"石头"意象的经典化取决于创作与批评两个层面。创作者要历练语言内蕴,锻造独特风格;批评者应坚持外在文化与内在体验的双重维度。在对"石头"意象外维多元文化观照与在内维精神力量发掘中,新世纪贵州少数民族诗歌会呈现出灿烂前景。     

当代诗歌批评中的“古典性”与“现代性”之辨

关于汉语新诗之“古典性”与“现代性”问题的讨论,自新文学初期就已开始。“古典”即意味落后,“古典性”与“现代性”相对立等论调,随着新诗获得普遍认可后便逐渐销声匿迹。但对这两个命题的讨论,却一直延续到当代诗歌批评中,并逐渐成为较核心的诗学问题。虽然诗论者们对“古典性”与“现代性”的定义及延展各个不同,但也往往会将其并举,认为两者原是摆脱“平庸”的不同法门,而很少会在两者间建立严格对立的关系。自1980年代末以来,批评界秉承着推动诗歌创作发展的宗旨,热衷于讨论在古典诗词中发掘现代性以及在现代诗中激活、重续与转化古典资源的可能性,据此提出了“新古典主义”“古典现代性”等力图熔铸古今、打通中西的诗学概念。     

“学院派诗歌”：概念与现实——兼论中国当代诗歌的处境

以大学师生为主体的＂学院诗歌＂不同于泛化的＂校园诗＂,它在近年中国大陆的崛起是大学扩招和大众化教育阶段来临的直接结果;但＂学院诗歌＂也不等于＂学院派诗歌＂,＂学院派诗歌＂在中国还仅仅是一种假想的可能,这一概念目前并不具有针对性和阐释力。＂学院诗歌＂的命名更符合中国新诗近现代以来特殊的历史文化语境。     

从“校园”到“学院”对1980至1990年代中国诗歌的一种观察

以大学校园诗人创作为主的“第三代诗歌”为切入点,在辨析上个世纪80年代与90年代不同学院环境的基础上,论述1980年代校园诗歌创作的特点,以及1990年代围绕“学院派诗歌”的命名所进行的相关论争,进而讨论“学院派诗歌”这一命名的合理性问题及其对于当代诗歌实践的积极意义。     

当代诗歌场域中“学院派诗歌”若干状况——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纷争的回顾与解读

学院派诗歌,有一个更为通用的名称：知识分子写作。在中国,把当代中国诗歌一分为二为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是“盘峰论争”的遗产。诗歌场域的常态,是艺术之争和话语权纷争并存。否认后者,并不意味着可以更加纯粹地讨论前者,只能导致两者互相混淆。诸如真伪之辩,实质是话语权纷争,由于双方不愿承认这点,只能以艺术之争的形式讨论,最后以各执己见而告终,都认为自己坚持艺术立场,对方在争夺话语权。     

中国当代诗歌空间中的中心与边缘

中国当代诗歌的边缘性可以从世界诗歌与中国诗歌、古典诗歌与现代诗歌、文学与诗歌三个维度来考察。不论在哪个年代,不论我们的考察视域有多大,也不论冲突双方的身份是什么,中国当代诗歌空间中所发生的历次论争的本质皆是各种文学力量在三个维度中的冲撞与角逐,从而引发由边缘向中心的运动。这种运动不仅具有方向性,而且具有历史循环性。同时,所谓循环也并非无意义的历史事件重演,而是能够让诗人和学者们在历史洪流中不断反思、批判和自省,最终以时代的精神重建完善的诗歌标准与传统。     

当代诗歌：漂移中的修复——兼论张德明诗歌的“万难诗意”

当代诗歌的写作资源经过几次调整之后开始转向形而下的当代生活.在后现代文化语境中,当代诗意逐渐呈现出困难或者说万难性质.就是说,当代诗人在精神和物质的双重讹诈下寻找到了见证当代生活的方式和勇气,并创造出一种妥协的、让利性质的"诗意".此外,当代诗歌美学特征的转向还来源于诗人对口语叙事能力的把握和处理.而张德明的诗歌写作,正是对当代生活"万难诗意"的认同与表达.其作品展示了细碎而怪异、驳杂而丰富的当代个性经验和体验,风格上则体现出冷硬、幽暗、反讽等等后现代特征.张德明用自己的写作表明了当代诗歌可能具有的难度和限度.     

“当代”诗歌生产与消费中的“倡懂”现象

20世纪中国"当代"诗歌的生产与消费中,出现了一股强劲的"倡懂"潮流,"懂"不仅是"当代"诗歌生产的重要标尺,也是"当代"读者一种强烈的阅读期待。这种潮流的生成与壮大,一方面受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思潮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与当代诗歌理想范式的建构紧密相关,同时还与国家权力主体实施诗歌意识形态属性监控密不可分。"倡懂"现象的普泛化给"当代"诗歌发展带来许多难以预料的问题。     

“海洋”之歌——当代诗歌中的海洋意象

中国当代诗歌的海洋意象,大致经历了由意识形态化的理想形象的书写到对海洋理想神话的消解,再到人与海洋人性化的和谐互动几个阶段.这种转换没有明确的时间分段,在很多时候几种书写是共存的.但就总的趋势来说,到目前为止是以多侧面共存的形态在诗歌意象系统里存在."海洋"在当代诗歌书写里,正在获得其自身的圆满.     

中国当代诗歌中死亡书写的女性经验

中国当代女性诗人在死亡书写中淡化性别政治文化对抗立场后,自觉或不自觉地在其死亡想象中融入女性身体经验、审美经验与心理情感经验,使其死亡书写凸现出鲜明的女性经验,从而为中国当代诗歌中的死亡书写增添了独特的审美艺术与精神景观.     

基督教与当代中国诗坛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出现了许多有基督徒身份或者倾向于基督信仰的诗人。对于他们的写作,诗坛往往以"宗教诗歌"或"次要诗歌"轻视之。这种轻视是国人对文学与宗教之关系的简单理解。随着当代中国文学日益世俗化,诗人们也一直在寻求种种"神性"的写作来应对。他们尊重文学的自身特性,正视生命的沉沦境况与救赎之需,敏于自我生命的问题、关注人的历史与命运。他们虽未高举"神性"大旗,在这个时代,却具备了真正的"神学立场"。他们的写作,尤其值得当代汉语诗坛关注。     

传播与当代诗歌

从传播学角度分析,当代诗歌的发展遭遇了很多传播障碍,主要表现在传播信息即诗歌自身存在问题,传播信源即传播诗歌的大众媒介的消极影响,以及不利的传播环境,这些问题导致当代诗歌濒临“死亡”。要走出当前的困境,使当代诗歌发展延续,可能的路径之一就是关注读者,传承诗歌的优点以及充分发挥传媒的积极作用。     

语言观脉络中的中国当代诗歌

朦胧诗奠定了接受西方"语言学转向"思想的文学基础,20世纪西方哲学思想界的泛语言化氛围中的三条脉络,与重新发现的中国传统语言观一起,对当代诗歌产生了重要影响。当代诗人在写作中直接与语言搏斗,把语言的媒介性提升为发明性,直至建立一种语言的发现观,表明当代诗歌已经完成语言工具论向本体论的转变。语言本体论的要义在于语言与人的循环关系,而当代诗歌中的语言有"他性的自主"倾向,表现为"语言的历险",一方面创造出新的具有延展性或多维的映射性的隐喻形式,一方面也暴露出当代诗歌内在的虚弱,由此产生的诗歌"虚无化"应当警惕。     

当代口语诗歌过度叙述批判

"过度叙述"是当代口语诗歌存在的主要问题之一。通过回顾口语诗歌的历史,辨析口语诗歌过度叙述的几方面表现,解读口语与诗歌之间的关系,思考口语诗歌的限度和发展途径,不仅是一个历史性的话题,还是一个现实性的课题。     

中国当代文学史写作与新诗教育问题

长期以来,大学课堂里的新诗教育没有得到很好的实施。教师素养以及中国当代文学史教材本身都是重要的制约因素。中国当代文学史教材写作之中,有必要加大诗歌叙述篇幅,接入更多新现象和热点问题的信息;同时,增加文学教育的维度,适度强化对于新诗审美内涵的发掘。     

当代诗的"传统"

当代诗的成长历程,可以说是拒绝"传统"的历程。"外国"、"西方"已经对当代诗人的文化记忆产生了不可抵挡的强烈暗示。这种暗示已经超出了写作本身,而成为当代文化中的一个核心部分。它已经成为我们民族诗歌的一种"传统",像血一样,与当代诗歌化在了一起。     

荷尔德林诗观浅论——兼析其对中国现代诗歌现状的启示

本文主要以荷尔德林的诗歌、论文、书信与哲学体小说《许佩里翁》为文本依据,对荷尔德林的诗学观点予以述评;并比照荷尔德林的诗观,从中国现代诗歌的内涵与形式两个层面,对中国现代诗歌缺乏审美特性的现状予以解析。     

批判的退场——对当代诗歌的一种描述

考察二十余年来当代汉诗的精神变迁,其对历史现实的批判介入,呈现出一条不断下滑的轨迹:从朦胧诗为自由正义的呼唤抗争,到后现代颓废式的欲望渲泄,新传统主义对历史资源的一味迷醉,再到"知识分子写作"的精神高蹈,其内在的血色日益淡薄,对意识形态与生活秩序的反抗也愈来愈弱.因此,重建强大的审美批判精神,向生存的现实敞开,在传统与现代的碰撞融合中,获得无可替代的深刻差异性,也就成为汉语诗歌能否在二十一世纪真正成熟壮大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