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韵”新论

“和韵”说是刘勰在《文心雕龙·声律》中提出的汉语声律原则,是刘勰对前人诗作声律的探索和总结,它为近体诗格律的形成提供了理论根据。作者认为,“异音相从谓之和,同声相应谓之韵”是“和韵”说的精粹,“和”是形成语言节奏不可缺少的对立因素,“韵”是声音节奏中的相同因素;二者是一组不可分割的对立统一体,是汉语声、韵、调对立统一的组合形式。从这一认识出发,本文对以往关于“和韵”说的解释,如“双声叠韵说”、“四声八病说”、“平仄押韵说”等,进行了商榷。作者还运用语音实验图谱为其论点提供了佐证。     

关于双声叠韵的一点质疑——与李元洛同志商榷

业余常爱浏览过期刊物,颇有所得,也偶有所疑。前些时翻阅1978年《诗刊》,读到第二期《谈诗歌的韵律》一文,感到写得简明扼要,基本观点是正确的,行文也较生动,对青年诗歌爱好者是有好处的。但通读以后,也感到还有值得商榷之处,主要是文章讲到双声叠韵时,有些例子(均为杜甫诗)举得不准确。比如,谈到“双声对双声”时,例句为:“信宿渔人还泛泛,清秋燕子故飞飞”。作者认为,“泛泛”对“飞飞”是“双声对双声”,我认为,并不是。因为双声只要求两字声母相同,并不要求韵母也相同,更不要求字形     

诗韵新探

汉语语音的特点是有声、韵、调;并由此构成音节,以汉字的书写形式加以表示。为了加强表达效果,古往今来的作者在写作文章,特别是写诗歌时,充分调动汉语语音手段,如双声、叠韵、押韵、平仄等等。押韵古已有之,现代诗歌也讲究押韵。故鲁迅先生曾说:“我以为内容且不说,新诗先要有节奏,押大致相近的韵,给大家容易记,又顺口,唱得出来”。     

同源字以双声孳乳说

判定若干字是否同源,应该有两条标准:一条是语音标准,一条是语义标准。就语音标准来说,一般认为,同源字之间必须是音同或音近的关系。从语源研究史上看,除音同外,还有两种音近关系可以作为判定同源字的标准是得到了人们的普遍承认的。这两种关系是:①声纽和韵部相同,只有韵头的差异。②声纽和韵部同时相近(声纽同类,韵部对转或近旁转)。这样,各家的分歧便集中表现在对以下两种语音关系的不同态度上面。这两种关系是:①只有声纽相同或相近,而韵部相远。②只有韵部相同或相近,而声纽相远。各家对于这两种关系所持的态度约有四种(就主要倾向而言,容有个别例外):一是全部承认,早期声训学者如刘熙等人是。二是全不承认,晚近学者如王力等人是。三是倾向于第一种关系,以王念孙等人为代表。我们称之为“双声说”。四是倾向于第二种关系,以黄承吉等人为代表。我们称之为“叠韵说”。     

齐梁诗歌声律论与佛经转读及佛教悉昙

齐梁诗歌声律论的核心问题是永明四声说 ,而永明四声说的提出受到了佛教文化多方面的影响。最为直接的 ,则是受到了佛教经论转读的启迪。其时 ,僧人和崇佛文人皆善转读 ,故颇重语言之声调 ,此实受围陀声明论之影响 ;又佛教悉昙总结梵语之摩多、体文 ,讲究反语为字。崇佛文人吸收后 ,与当时流行的双声、叠韵相对比 ,始发现汉语之四声 ,并把它自觉运用到诗歌创作实践中 ,提出“永明体”的声律要求     

“音声美”在现代汉语语音教学中的作用

本文抓住语音教学具有的“音声性”特点,以培养学生对语言、特别是有声语言的运用能力为目的,结合语音知识及语音原理的讲授,从挖掘音声美感因素、调动审美感知、实现审美创造三个方面,阐述“音声美”在现代汉语语音教学中的作用。     

汉语声响形态及其变异特征

语音和自然界的声响都具有自己的特性.人类不同的语言具有不同的语音形式,不同的语音形式具有不同的声响特征.汉语的声响形态是一种乐音,富于歌唱性的声响形态,在听觉感知中有美感.汉语的声音形态的变异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利用了能指与所指的有机联系.汉语的声响形态可以构成多种言语变异手段.这些言语变异手段主要是根据言语变异美和音乐美而运用的.     

西方学者了解汉语修辞学所面临的困难——兼评郑子瑜《中国修辞学的变迁》

十五年前,我在西德汉堡大学中文系开始学汉语时,课堂上没有听到过“修辞”和“修辞学”这两个术语。那时,学生学了语音、构词法、词汇和句法之后就可以读文学作品。经过老师的解释可能不知不觉地获碍了“修辞”方面的知识,但是却不知道“修辞”也可以作为系统教学的对象。加之,我们外国学生在中文方面的积极表达能力极为有限。现在,大学生对修辞学可能懂得多些,不过总的来说,修辞(以语言手段作为修辞手段)在整个汉语教学计划中还是一个很大的薄弱环节。国外出版的汉语教科书也不很重视这方面知识的传授。与此相反,中国早在五十和六十年代就已经注意到外语的修辞教学近几年来也有新的例子。     

略论汉语拟声词的独立性

拟声词是摹拟客观存在物质的各种各样声音的一类词。它的特点是以专门摹拟现实物质的各种声音而自成系统,它的存在是以各种声音为基础的。尽管拟声词跟它所摹拟的声音有相当差距,但人们看到它的书面形式,仍然可以理解它所摹拟的是什么声音。众所周知,语言中许多词的名称,都是“约定俗成”的,拟声词同样也是如此。这种“约定俗成”的拟声词,有极大的稳固性,经过千百年的传承,一直为人们所使用。因此,汉语的拟声词相当丰富,它为汉语语音的铿锵和谐增添了不少色彩,是十分值得重视的一个词类。南北朝时伟大的文学理论批评家刘勰,对拟声词的估价就相当高,他在     

语音韵律与生命律动的异质同构——汉语口语的格式塔美学解析

格式塔理论认为人的大脑中先天存在着一些情感范式,一旦有相似的外力式样刺激知觉,外在对象和内在情感和谐同构,外在客体也便具有了情感表现性。异质同构理论带来了一个新的美学研究契机,启发人们从更高的层次和更多的维度去思考审美活动中主体与客体同步增殖、相互塑造的关系。用格式塔美学的异质同构理论来解析汉语口语语音的美学成因,将视知觉范围内的心理学成果引入听觉,可以发现汉语口语的元音、音节界限、四声、句调、双声、叠韵、叠音及押韵等典型特点所产生的结构样式,与人的生命律动中的情感范式相互对应,相互引发与激活,形成特殊的音韵美,成为汉语口语美学的重要构成部分。     

英汉"矛盾修饰"手法对比

矛盾修饰指的是在同一个语言成分中,语义相互矛盾的语言单位存在修饰和被修饰的关系或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一种语言现象。用于这类修饰的词叫做矛盾修饰词。在英语中,矛盾修饰历来被看成是修辞手段的一种,这种修辞格叫Oxymoron(矛盾修饰法)。在汉语修辞研究中,通常没有矛盾修饰这种说法,但这并不意味着汉语中没有类似的语言现象。陈望道和宗延虎等人所说的“反缀”、“奇语”和“反映”实际上就是指这种语言现象。为了方便起见,我们把汉语中的这种类似现象也叫做矛盾修饰。本文以英语Oxymoron和汉语“反缀”的定义、解释作为切入点,从结构形…     

品读语文生活

我曾在散文集《印象世界》的后记中说：“生活是一本内容无比丰富的书。品读生活,就能发现美,发现你想要发现的东西。”其实,汉语修辞学研究亦然。品读现实的语文生活,能够发现有趣的修辞现象。比如两个陌生人相互介绍：“我姓谢,言身寸。”“我姓解,牛角刀。”这是用了拆字,避免了同音歧义,又非常有趣。过春节时,看到门上倒贴的“嬖”字,这是用了倒字。     

鲁迅小说散文中的色彩点染和声音描摹

鲁迅曾经提出文学作品必须具备“三美”:“意美以感心,一也;音美以感耳,二也;形美以感目,三也。”这跟刘勰《文心雕龙·情采》篇中所说的“情文”、“声文”、“形文”是一脉相承的。阅读优秀的文学作品,色彩美可以使人赏心悦目,声音美则可以动听入耳。文学作品正是凭借色彩点染和声音描摹采加强表达效果,增强文学作品的艺术感染力的,本文从这两个艺术视角来谈谈鲁迅小说散文的审美意义。色彩点染 如绘如画鲁迅“简直是一个高等的画家”。这是毛泽东同志的赞语。我们读鲁迅小说散文,常     

古文字笔记三则

一《尚书·费誓》:“马牛其风,臣妾逋逃,勿敢越逐,祗复之,我商赉汝。”旧注均谓“商”字应作“计量”解释,《辞源》(修订本)亦如是作。今按:“赏”字金文通作“商”,《彦鼎》:“尹商彦具三朋。”尹、彦,人名。《庚壶》:“商之以玉。”商、赏上古同隶阳部书纽为双声叠韵字。“我商赉汝”之“商”应读为“赏”,犹今语之“我赏赐你。”     

20世纪中国文学中汉字修辞的流变

所谓汉字“修辞”主要是一种“字本位”的修辞策略,即充分利用汉字作为表意文字的特点提高语言表达的效果.“五四”以后,因为对数千年“言文分离”传统的逆反,文坛整体上有一种口语中心主义的潮流;很多作家将学习西文和口语作为主要的语言策略,汉字的深厚与蕴藉被稀释,变成了一种直白、透明、平淡无奇的工具性文字.但是,在现代文学史上,也有以鲁迅为代表的一批作家仍致力于凸现汉字作为视觉符号的表现功能,在传承汉语“字本位”修辞传统方面做了有益的探索.     

“夯货”之“夯”音义考

“夯”字今字典辞书收有二音,一为“hāng”一为“ben”,“夯”字在具体语境中读那个音,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根据“夯”、“笨”、“憨”,分别出现在吴语方言、官话方言和山东方言的作品中,可断定,“夯货”是吴语方言词,当依据方言音读作“hāng”,“夯”字在江浙方言中是“憨”字的假借,主要原因是汉语的地域差异,造成方言音读不同,又假借“夯”字记吴语音.后世读“夯”作“ben”,由于汉语中语言符号的任意性,而存在“同义换读”现象,对“夯”字做了理据重构.     

古典诗词的可译性限度与创造性叛逆

中国古典诗词多用对仗、富于节奏感而且意境优美。在英译过程中,英汉两种语言和文化背景的差异常常导致诗词翻译的“不可译”。本文从中国古诗的意美、形美和音美的可译性限度来探讨诗歌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     

汉语形象与中国现代文论

以下五篇文章专论汉语形象问题。所谓汉语形象在文学中是表现意义、创造艺术形象的语言组织,主要指汉语的修辞性形象,包括语音形象、文法形象、辞格形象、语体形象四个层面。每篇文章各有倚重,分别对汉语形象与现代文论、语言诗学及人格、记忆等关系展开论述,视角新颖,不乏独到见解。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有助于拓展现代文论研究的新视野。     

朱光潜的语言诗学与汉语形象问题

以下五篇文章专论汉语形象问题。所谓汉语形象在文学中是表现意义、创造艺术形象的语言组织,主要指汉语的修辞性形象,包括语音形象、文法形象、辞格形象、语体形象四个层面。每篇文章各有倚重,分别对汉语形象与现代文论、语言诗学及人格、记忆等关系展开论述,视角新颖,不乏独到见解。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有助于拓展现代文论研究的新视野。     

章太炎与清末民初汉语形象诸问题

以下五篇文章专论汉语形象问题。所谓汉语形象在文学中是表现意义、创造艺术形象的语言组织,主要指汉语的修辞性形象,包括语音形象、文法形象、辞格形象、语体形象四个层面。每篇文章各有倚重,分别对汉语形象与现代文论、语言诗学及人格、记忆等关系展开论述,视角新颖,不乏独到见解。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有助于拓展现代文论研究的新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