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屈原的族别问题——兼与龙海清、龙文玉同志商榷

《学术月刊》去年七月号发表了龙海清、龙文玉两同志的《屈原族别初探》(以下简称《初探》),认为“屈原可能属于苗族,他是精通并吸收了华夏文化的第一个苗族文学家”,我们认为这个结论是很值得商榷的。(一) 争辨屈原的族别,首先要弄清先秦楚人的族别。《初探》的作者说:“楚人的先祖很可能就是三苗”,其主要依据是,楚人受封子爵的熊绎乃是从周武王伐纣建过战功的“髳”人子孙。武王伐纣,髳人是否建过战功,可以存而不论。问题是楚人的先祖是否     

屈原族别再探——并答夏剑钦同志

拙作《屈原族别初探》(载《学术月刊》1981年7月号)发表后,引起了一些同志的兴趣和争论。夏剑钦同志的《也谈屈原的族别问题》(载《江汉论坛》1982年第5期,以下简称《也谈》)就是对拙作基本观点提出不同意见的一篇。拜读之后,殊感有继续讨论的必要。现就有关几个问题,再作探索,以求正《也谈》作者和广大同好。     

宜城“楚皇城”遗址的几个问题——与王仁湘同志商榷

王仁湘同志的《楚鄢敝都访古》一文(见《江汉论坛》一九七九年第二期,以下简称“王文”),引用了不少有关湖北宜城楚皇城遗址的考古材料,对这一遗址作了新的剖析与描述,并得出结论说,楚皇城遗址无疑是楚鄢都、汉宜城县。随后我们又看到《考古》杂志今年第二期登载的《湖北宜城楚皇城勘察简报》(以下简称《勘察简报》)和《湖北宜城楚皇城战国秦汉墓》(以下简称《楚皇城墓》),也都是王仁湘同志领衔执笔的。我们曾和王仁湘同志等一道参加了楚皇城遗址的调查与试掘工作,对于他引证的某     

再论苗族鼓社、议榔的起源和性质——答李廷贵、酒素同志

我们在《关于苗族的“习惯法”问题》(见《贵州社会科学》1983年第2期,以下称《问题》)文中,就苗族鼓社,议榔的起源和性质问题,谈了初步的看法。认为鼓社、议榔源于苗族的母系氏族时代,本来意义的议榔不是习惯法,更不是法律。李廷贵、酒素同志《答“关于苗族的‘习惯法’问题”》(载《贵州社会科学》1984年第1期,以下称《答文》)一文,对此提出异议。这里,主要就《答文》的不同看法,谈一些认识,就教于李、酒二同志及各位读者。     

劳动力所有制论不能成立吗?——与李光远同志商榷

《经济研究》八二年第一期刊登了李光远同志的《劳动力所有制论质疑》<以下简称“质疑”>,对主张劳动力所有制的论者们的各种见解,一概予以否定。其中,对笔者发表在《江淮论坛》上的观点,也提出颇多质疑。作为“论者”,我们有责任回答这些质疑,同李光远同志进行切磋。     

楚族的酒文化和屈原的“逆反”精神

屈原及其赋始终是文学史上的sphinx之谜。资料匾乏,有很多问题一时难以理清。譬如,屈原是否嗜酒？就是一个有趣的值得探索的问题。我以往主张屈原是个酒徒。①看来,这个认识并不确切,值得重新考虑。研究屈原及屈赋的资料是屈赋真品以及《史记·屈原列传》等有限的文献载录等。屈原是楚王室的本家,如《史记》本传言,“楚之同姓也”。《史记》“正义”云：“屈、景、昭,皆楚之族。”楚王族以嗜饮著称;我们的诗人屈原的情况如何？说楚王族嗜酒,史有实证。《史记·楚世家》称楚王族的族姓为“聘”（女尔人自穴熊、恐熊而下,楚君名前多…     

也论清代“苗疆”与中原的关系——兼与黄冕堂同志商榷

<正> 清代“苗疆”与中原的关系,既属于民族学研究的范围,又同民族史有密切的关系。它不仅包含我国历史上的疆域问题,而且包含我国历史上苗族与汉族及其他民族的关系,“苗疆”民族与封建中央王朝的关系,以及对封建中央王朝在少数民族地区推行的政治制度和采取的军事措施如何评价的问题等等,内容丰富而又复杂,是一个值得重视的科研课题。本文拟就“苗疆”的概念及其与中原关系的认识,“苗疆”民族的融合与“苗疆”民族族源的问题,清朝在“苗疆”推行“改土归流”与镇压苗族人民,历史上(主要是清代)苗族与汉族及其他民族的关系诸问题,提出我们的一些看法,并与冕堂同志商榷(黄冕堂同志《略论清代苗疆地区与中原的关系》,见《文史哲》一九八○年第二期,以下简称(《论关系》)。     

关于苗族的“习惯法”问题——与李廷贵、酒素同志商榷

李廷贵、酒素同志的《苗族“习惯法”概论》(载《贵州社会科学》1981年第5期,以下称《概论》)、《略论苗族古代社会结构的“三根支柱”》(载《贵州民族研究》1981年第4期,以下称《略论》)等文,对苗族古代社会的议榔规约、伦理道德、禁忌、习俗等进行了有意义的探讨,提出不少有价值的见解,读后受益不浅。但是,对于作者把议榔规约等当作苗族的习惯法、法律和“系统的‘法典’”的观点,我们认为是值得商榷的。一《概论》作者关于议榔规约是苗族的习惯法,法律和法典的观点,是同他们对于议榔产生时代问题的看法联系着的。因此,在讨论榔约是否苗族的法律问题之前,有必要首先就议榔产生的时代问题取得比较符合实际的认识。《略论》说:“议榔这种立法形式,看来源于原始公社末期开始有了私有财产的时候。”我们认为,这种看法不是没有疑问的。     

炎帝与楚人

炎帝是上古传说中的华夏族祖先，楚人则自称是炎帝的后裔，文献中也多有楚人先祖听命和从属于炎帝的记载。炎帝与楚人的关系，也就是华夏族与楚民族的关系；楚人习炎帝的结合，也就是楚民族与华夏族的融合。一、帝高阳之苗裔兮伟大诗人屈原在《离骚》开篇就“上陈氏族，下列祖考”：“帝高阳之南裔兮，联是考日伯庸。”王逸《楚辞章句》；“高阳．新项有天下之号也……伯庸，字也．屈原言我父伯庸……”古往今来，文人学土多从此说，以为屈原所称的“带高阳”即指古帝撷顶、“伯庸”乃指其父。加之《史记·楚世家础文记载“楚之先祖出自帝撷…     

就民族形成的上限问题答牙含章同志

关于民族形成上限问题,本刊在一九八一年第二期发表了杜玉亭同志的《基诺族族源问题试探——兼论族源和民族形成的上限》一文后,第四期又发表了牙含章同志《关于民族形成的上限问题的两封来信》。现将杜玉亭同志《就民族形成的上限问题答牙含章同志》一文发表。我们认为,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探讨是有意义的,热忱欢迎民族理论战线上的同志和关心这一问题的读者也来参加讨论。     

《屈原赋》二十五篇考

罗长铭先生早岁在南通从张謇为学,后在上海从黄宾虹、汪鞠友二先生游。于文史之学造诣甚深,兼工诗词。文化大革命前是安徽省政协委员,在安徽省博物馆从事文物科研工作。受林彪、“四人帮”迫害,于一九七一年十一月故去。这篇文章是他的遗作,最近其子罗辽复同志整理先生藏书时检出。可惜,文中提及的《屈原赋今译小笺》已经无法找到。我们认为,此文对于研究屈原赋有一定参考价值,故介绍《社会科学辑刊》发表。——夏承焘·吴闻     

《涉江》不是屈原的作品吗?——与龚维英同志商榷

龚维英同志在他的《屈赋辨伪》(见《南京师院学报》1981年第4期)一文中提出了《涉江》不是屈原作品的论断,对此我不能同意。龚文的第一个理由是《涉江》肯定并推崇伍子胥。他认为伍子胥是一叛国逆臣,而屈原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毫无疑问,屈原不会推崇伍子胥。伍子胥是楚臣,由于其父奢和兄尚为楚平王所杀而逃到吴国,后来,怀着杀亲之仇,佐吴伐楚,掘平王墓,鞭尸三百。依宗法社会的标准来看,这是最大的不忠。然而,屈原会怎     

关于屈原与楚王的姓氏及其它

屈原和楚王的姓氏问题,只要翻阅一下《史记》中的《楚世家》和《屈原列传》,不难看出他们原来都同姓“芈”(mǐ)而不姓屈和熊。然而在近年来出版的一些书刊上,对屈原与楚王的姓氏问题却产生了种种说法。有的说“屈原和楚王同宗不同姓”;有的提出“屈原和楚王同姓,而楚王却姓熊不姓屈,这是怎么回事”的问题,有的则解释说:“春秋时楚武王熊通的儿子熊瑕,食采于屈邑,遂以‘屈’为姓,成为楚王族三族之一”。说屈原的祖先“瑕”因封地“屈”而得姓是对的。但说楚武王熊通姓“熊”则不妥,把屈瑕也冠以“熊”姓就更离谱了。因为“熊”在当时并非楚王之姓,更不是屈瑕的原姓。关于楚族的来源及其     

楚越两族并非同源

楚越两族二千年前已融合于汉族,成为汉族来源的历史民族。而从他们的历史来源追究起来,仍然可以分清这是两个不同的民族。但是,有人依据《汉书》地理志上的一段注文,说楚越同祖同源。这样的论证是值得商榷的。《汉书》注文的主要论点,是引证《世本》、《国语》的原文来驳斥越族并非夏族的后代,可是引文没有注明,容易引起误解。如果说楚越历史关系密切是可以的,但关系密切并不等于同源。比如《史记·楚世家》说:“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吴回生陆终,陆终生子六人。……六曰季连,羋姓,楚其后也。”并没有说六子都     

关于苗族鼓社、议榔的起源与榔规的性质的几个问题

自一九八一年《贵州社会科学》第五期和《贵州民族研究》第四期发表了廷贵、酒素同志的《苗族“习惯法”概论》、《略论苗族古代社会的“三根支柱”》的文章以后,我省几个刊物陆续发表了这方面的几篇论文。这些文章除了所叙鼓社、议榔的组织活动概况基本相同外,其起源和是否是“习惯法”问题仍存在很大分歧。一些文章认为:鼓社、议榔起源于母系氏族社会时期;一些文章则认为:起源于原始公社末期开始有了私有制财产的时候。至于榔规榔约,有的认为:它便是苗族的“习惯法”;有的人则认为:它不能叫做“习惯法”,更不能当做法律规范加以论述。苗族鼓社、议榔究竟起源于何时比较符合史实?榔规榔约是否可以叫做“习惯法”、能否当作法律规范来加以论述?由于历史原     

关于湖北宜城楚皇城遗址及其相关问题

《江汉学报》1963晕第2期发表了石泉同志的《湖北宜城楚皇城遗址初考》一文,分别就楚鄢都(汉宜城县)、楚鄀都与楚郢都(汉江陵城)三说加以考察,最后主张为楚郢都而否定共余两说。石泉同志花费不少劳动,搜集资料也很丰富;但是结论却是不可靠的。石文不仅牵涉到一两个城址所在;而是江陵与宜城一带古代山川城邑大量搬家以及许多传统记载都得推翻的问题。石文发表前,作者很早就拜读过,但一直不敢苟同。现在愿抒鄙见如下。     

仰天湖楚简“(无阝)阳公”的身分及相关问题——与林河同志商榷

《贵州民族研究》1982年第1期发表的林河同志《从楚简考证侗族与楚、苗之间的关系》一文,依据1953年5月长沙仰天湖25号墓出土的战国楚简,论证了战国时期侗族的历史及其与楚、苗的关系。这种运用考古资料研究我国民族史的方法,能补文献史料之不足,值得提倡。对长沙仰天湖楚简中的“郈阳公”,学者们以往多释为“许阳公”,同时将     

对屈原墓争论的思考——与张中一、刘石林同志商榷

1982年,张中一同志在《求索》第6期上发表了《泪罗山屈原墓辨析》(以下简称《辨析》)一文,认为玉笥山以北的乌龟山战国墓是屈原墓。1987年,刘石林同志在该刊第3期上刊出《屈原墓位置何在》(以下简称《何在》),和《辨析》作者商榷,认为屈原墓在今天汩罗山上12座疑冢中是无疑的。两位作者不仅用大量文字资料进行论证。同时还声明“多次到实地勘察考证”,以证明自己观点的正确。其中一些论证是成功的。但也应注意到,他们的某些论证都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再论汉武帝末年人口并非减半——兼与葛剑雄同志商榷

《史学月刊》1981年第3期刊载了笔者《西汉时期人口自然增长率初探》(以下简称《初探》)一文,在涉及汉武帝末年的人口数量问题上,与传统的看法不同,认为“并非减半”。而这种观点在当时也不是没有共鸣者,葛剑雄同志就是其中之一。但时隔两年,葛同志在没有作任何说明的情况下转变了以前的看法,认为“举其大要”,武帝年间的户口减半“是毫不奇怪的”。并且,还就此问题,提出与《初探》商榷,因此之故,愿将自己的浅陋之见再加陈述。     

鲁迅论屈原与宋玉

鲁迅在《摩罗诗力说》《诗歌之敌》《厦门通信》《言论自由的界限》《喝茶》以及《汉文学史纲要》中,对战国时代的诗人屈原与宋玉曾进行多次评论,对于两位诗人思想言行的巨大意义及其不足,发表了一系列精辟独到的见解。 屈原《离骚》不遵矩度,影响深远 在鲁迅一九二六年写作的《汉文学史纲要》中,屈原与宋玉是列为专篇论述的少数成就卓著的作家。尽管在评述两位诗人的思想与创作时,鲁迅曾具体指出了他们的一些缺点与不足,但直到逝世前一年,还明确表示,“屈原与宋玉,在文学史上还是重要的作家。为什么呢?——就因为他究竟有文采”。 屈原的作品较多,鲁迅在评论其创作活动时,除重点论及他的代表作《离骚》以外,仅简略提及他的另一长诗《天问》,认为《天问》是涛人在被楚怀王放逐过程中“彷徨山泽,见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琦玮僪佹,及古贤圣怪物行事。因书其壁,呵而问之,以抒愤懑”的产物,指出其由于“所图故事,今多失传,故往往难得其解”,并未对其思想与艺术作细密评析。对于屈原《离骚》,则一再热情洋溢地给予高度评价。 《离骚》问世以后,历来反响不一。“扬之者谓可与日月争光,抑之者且不许与狂狷比迹”。鲁迅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