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污共犯中主从犯的认定问题探讨

在贪污共犯中不分主从犯一律定为贪污罪,这属于立法上的特别规定。该特别规定与一般共同犯罪中确定犯罪性质时采取"主犯决定论"两者是一般与特殊的关系,并且贪污共犯的特别规定内容,有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主犯决定论"。贪污共犯的特别规定,虽有利于统一认定国家工作人员的贪污犯罪行为,但也存在量刑上轻重不一致的弊端。     

论纯正单位共同犯罪及其主从犯的认定

纯正的单位共同犯罪是单位和单位共同实施的犯罪。在单位犯罪中主从犯的认定,纯正单位共同犯罪中同一个单位直接责任人员主从犯的认定,纯正单位共同犯罪中属于不同单位的直接责任人员主从犯的认定,都是司法实践的一些难题,为此应根据罪刑相适应原则和共同犯罪原理加以分析和研究为司法实践提供进路。     

共犯异罪的立法研究--谈刑法中的独立从犯与独立教唆犯

共犯同罪,为传统共犯理论之基石.然在我国刑法当中,已出现了割断共犯间的联系,根据各共同犯罪人的实行、帮助、教唆行为分别定罪处罚的立法例.这一突破,有实践的需要,亦有立法的浮躁性带来的困惑.其中,独立教唆犯的规定有其合理之处,有的教唆行为应当也可以独立成罪,而独立从犯的设计则是不合理、不科学的,从犯与主犯在任何情况下都具有共犯关系,不应分离.     

明代的首犯与从犯

本文探讨明代首犯、从犯的基本特征 ,并从现代法理角度论证了古今规定的异同 ,详细探讨了明代首犯、从犯的认定及惩处原则 ,以揭示我国古代首犯、从犯制度的概貌。     

共犯人关系论纲

国内学界关于共犯人关系的交叉关系说与递进关系说均存在疑问,重合关系说原则上具有妥当性,但也存在不足。共犯人之间具有何种关系,取决于其背后采取的基本立场,根本上则与共犯人关系据以解决的基本问题,即共同犯罪的定罪问题与量刑问题密切相关。前者关涉共犯人的犯罪成立及刑法的处罚范围,后者关涉共犯人的处罚前提及刑罚个别化。根据共犯人关系据以解决的基本问题,区分制共犯人关系更为妥当,值得借鉴。据此,解释论上,我国刑法第26条是关于共同正犯的规定;第27条与第28条规定的均是帮助犯;第29条第1款规定的"应当按照他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处罚"的含义是指"判处正犯的刑罚",第2款规定的"被教唆的人没有犯被教唆的罪"中的"罪"应限制解释为"重罪"。     

论从犯的未完成形态

从犯的未完成形态涉及从犯的预备、未遂和中止。日本刑法理论和判例有关从犯的未完成形态的见解对中国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即在不同的行为阶段,成立从犯有着不同的条件。中国《刑法》将从犯分为帮助犯和次要实行犯两种。前者属于狭义共犯,可准用教唆犯未完成形态的结论;后者实为正犯,可准用共同正犯未完成形态的结论。     

论犯罪集团中的从犯

将起次要作用的从犯理解为次要实行犯没有法律根据,也不符合共同犯罪发生的实际;对起次要作用从犯的认定,离不开主犯的参照作用;帮助犯不可能成为起主要作用的主犯,但可以成为胁从犯;为犯罪集团预备犯罪或者罪后分赃时提供场所或食物的行为,是否构成帮助犯,关键在于考察行为人的主观心理态度。     

单位共同犯罪若干问题刍议

单位共同犯罪是一种复杂的犯罪形态,理论界一向鲜有人论及。单位犯罪并不是共同犯罪的一种表现形式,单位的犯罪。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才能成立单位共同犯罪。该共同犯罪在刑事责任方面也具有一定的特点     

唐律谋杀罪理论体系形成考

先秦即已出现谋杀罪罪名,秦汉至隋的刑律中谋杀罪的罪名更为丰富,有谋杀人、使人杀人、牧杀、谋贼杀等罪名,对谋杀罪的罪名、罪状、定罪量刑的情节规定也趋于严密,在谋杀罪的流变过程中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成为唐律谋杀罪理论的渊源。在此基础上,唐律对谋杀行为的主观心态、行为特征、主犯与从犯、一般谋杀与特殊谋杀的量刑等区分都有了细致的规定,形成了严密的谋杀罪理论体系,为此后历代刑律所沿袭,影响深远。     

单位与自然人共同犯罪若干问题研究

单位可与自然人构成共同犯罪,此共同犯罪的数额标准应当根据具体情况区别适用。若本单位直接责任人员实施了执行单位意志的职务行为,还以个人意志实施了职责范围外的行为,则可认定该直接责任人员与本单位构成共同犯罪,对直接责任人员数罪并罚。     

共谋共同正犯与共谋犯

由于中日两国刑法对共犯的规定不同,日本刑法将共犯人分为正犯、教唆犯和帮助犯,而我国刑法仅明文规定了主犯、从犯、胁从犯及教唆犯,导致中、日学者对共谋行为的法律性质的看法存在较大差异,在日本学者之间存在争议极其激烈的共谋共同正犯理论,我国学者则倾向于回避按分工标准对共谋行为的定性问题.实际上,共谋是一种与教唆、实行、帮助或组织行为均不同的行为,宜单独列为一种共犯行为,在刑法中单独规定共谋犯.     

论正犯与身份

在罪刑法定主义视域下,实行行为作为构成要件之核心的行为是犯罪论体系的主脉。以实行行为为基础的正犯是共同犯罪的纽带,同时也是共同犯罪人承担刑事责任的基本进路。间接正犯与身份、亲手犯与身份犯以及共同正犯中的身份等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亟须理论上对其厘清,以指导司法实践,从而实现刑法的社会控制、法益保护以及人权保障的机能,最终实现刑事法治,构建法治国家。     

单一正犯体制的反思与检讨

各国刑法对共同犯罪的规定有正犯·共犯区分体制与单一正犯体制。文章以我国学者关注相对较少且存在不少误解的单一正犯体制为题，在对单一正犯体制的理论基础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就单一正犯体制的理论基础进行了反思与检讨，并进一步对其适用中的困境进行深入的反思，以期为正确理解单一正犯体制提供些许助益。     

双层区分制下帮助犯与主犯的关系辨正

信息网络犯罪的帮助行为在犯罪进程中可以发挥主要作用,这对将帮助犯一概认定为从犯处罚的传统评价模式形成挑战。对此问题,"帮助犯主犯化"的归责路径具有理论依据与现实必要性。在我国双层区分制的犯罪参与体系下,应确立形式的正犯概念,正犯等同于实行犯但不等同于主犯。而且在双层区分制中,不同层次下的分类功能与评价标准不同,使正犯与主犯、帮助犯与从犯之间不成立一一对应关系,对于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行为人,应认定为作用分类中的主犯。此外,从解释论的角度也不应将我国《刑法》第27条规定的"辅助作用"解释为"帮助作用"。贯通帮助犯通往主犯之路,对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均大有裨益。     

西部大开发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西部大开发是党和政府的一个重大决策.由于西部特殊的人文地理环境和历史条件,在西部大开发中必然要遇到一些特殊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就要注意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用创新意识去思考问题;要立足于西部的实际,把握西部大开发的机遇;同时还要进行体制创新,提高全体劳动者的素质.     

当前社会建设需要着力解决的若干问题

社会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总体布局发展中的重要一环,也成为实际工作部门工作的重点和学术界讨论的热点。经过一个时期的理论探讨和实践探索,文章认为社会建设的关键是转变政府职能、核心是提供均等化的公共服务,重点是深化体制改革,要点是制定规划。着力解决这几个方面的问题,有利于社会建设的顺利推进。     

子女赡养父母的几个法律问题

根据《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规定,居家养老仍然是我国今后一个时期的主要养老方式。但居家养老却面临赡养主体独生子女化的现实。在独生子女作为赡养人的家庭结构背景下,赡养人配偶的赡养义务、赡养权人有多个义务人时的义务履行顺序、赡养义务人有多个权利人时其义务的履行顺序等问题需要重新考量。     

保护接地与接零的几个问题

介绍接地与接零的概念、接地的种类和作用、保护接地与接零的基本原理、Ｎ线和ＰＥ线的区别等个问题。     

论重婚人之赠与权利限制——从一起第三者受赠遗产案谈起

重婚是一项刑事罪行,同时也是侵犯他人合法婚姻的民事侵权行为,重婚人不能因自己的违法行为受益。因此,法律应明确对重婚人因重婚行为而发生的赠与权利进行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