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迁移选择性及其度量

迁移人口与非迁移人口特征上的差别被称为人口迁移的选择性。人口迁移选择性研究是人口迁移理论的基础 ,也是分析和探讨人口迁移的各种社会经济影响的重要内容。人口迁移的选择性可通过计算人口迁移选择性系数加以反映和度量     

人口机械变动及其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正> 一、人口机械变动人口机械变动是指人口在空间上的位置移动,也叫人口迁移。依据迁移时间的长短可以划分为短期人口迁移、长期人口迁移乃至永久性的人口迁移;从空间上看,有城市内部人口迁移、城市之间人口迁移、乡村间人口迁移和城乡人口迁移;按迁移者是否越出国界可以划分为国内人口迁移和国际人口迁移;依照迁移目的和动机又可以分为谋生求职型迁移、求学型迁移、家庭团聚型迁移等;另外,根据社会组织情况还可以分为有组织的迁移和自发性的迁移,等等。     

新疆人口迁移问题研究

本文从人口迁移的意义及作用、新疆当代人口迁移、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人口迁移、人口迁移流动中的民族关系、注意事项及对策诸方面，对新疆的人口迁移问题进行了分析、研究和探讨。     

对我国人口迁移信息采集的评述——基于全国人口普查及1%人口抽样调查

通过对历次全国性人口调查中人口迁移信息收集活动的分析发现:人口迁移概念的界定逐步明确,已形成一致的统计口径;在人口信息资料收集中,有关人口迁移内容所占份额越来越大,资料越来越翔实;对于如何收集人口迁移信息在认识上也逐步明确。人口迁移信息资料的丰富与发展,反映了我国统计制度的发展与完善。     

人口迁移对绿色发展水平的影响研究——基于省际面板的空间杜宾模型分析

人口迁移能够影响区域人口结构以及经济发展水平,探究人口迁移对绿色发展的影响,有助于促进以人为本的绿色发展进程。本文基于2006—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通过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了人口迁移对绿色发展水平的影响以及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1)我国绿色发展水平指数正在逐年上升,但地区发展存在异质性和不均衡性,整体呈现东高西低中部发展较慢的格局;(2)人口迁移存在较强的不平衡性和空间溢出效应,整体呈现中部、西部地区向东部地区迁移的趋势;(3)人口迁移不仅能够驱动本地绿色发展水平的提高,还能够通过空间溢出效应促进周边地区绿色发展水平的提升;(4)人口迁移对绿色发展水平的影响存在着明显的区域异质性。因此应重视人口迁移的空间溢出效应,促进人口迁移与绿色发展的深度融合。     

论汉代西域的人口迁移

两汉时期,西域发生了一系列具有一定规模人口迁移现象。人口迁移大致可以分成游牧民族间的迁移和农耕与游牧民族间的迁移两大类型。西域地区人口迁移包括了战争对人口的掠夺、汉族将士在西域的戍守农垦以及乌孙等游牧民族的全族迁移等。总体看,该时期人口迁移以强制性和被迫性迁移为主。该时期人口迁移对西域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和民族布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基于VAR-VEC模型的人口迁移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历史规律分析:对台湾的考察

从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对台湾人口迁移及其经济效应与规律进行探究,并利用台湾跨度30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建立向量误差修正模型估算其长期关系,研究发现二者存在非单向性关系;人口迁移对区域经济的影响呈滞后效应,反映在产业结构层面存在极大的相异性:相较产业结构合理化而言,人口迁移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作用更显著;短期内人口迁移无法显现其正面作用,长期而言,人口迁移强化并形成有竞争力的综合比较优势,必然带动经济结构的调整与升级。     

城乡预期收入差距对农村人口迁移的影响——基于托达罗模型

基于托达罗人口迁移模型,针对城乡预期收入差距对农村人口迁移影响的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分别计算和分析了城乡预期收入差距和农村人口迁移,发现城乡间巨大的收入差距是农村劳动力进城寻求更高的生活水平的强大动力;并对城乡预期收入差距和农村人口迁移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了回归分析,实证结果表明:城乡预期收入差距对农村迁移人口数量的回归结果为正且显著,说明城乡预期收入差距是推动农村人口迁移的重要力量.     

大跃进与困难时期人口迁移初步探讨

大跃进与困难时期的特殊环境使这一时期的人口成为一个谜团，研究人口迁移有助于正确了解当时的人口问题。当时人口迁移的特点是流量大，流向是无效的往返流动。当时主要的人口迁移类型有经济建设移民、国防性质移民、逃荒和越境等。当时的人口迁移遗留下了不少社会问题。     

人口迁移的性别选择性与女性移民问题

迁移到城市中的人口具有鲜明的性别特征,由于人口迁移的距离的性别选择性、不同年龄阶段的性别选择性、职业的性别选择性、受教育程度的性别选择性、迁移原因的性别选择性等,人口迁移大多以男性为主。人口迁移中女性移民的地位没有受到足够重视,据此分析了人口迁移中女性移民所面临的问题,并提出一些对策及建议。     

层级流动：当代农村人口迁移的理性选择——以浙江天台庞村为例的分析

当前，农村人口在山区农村到平原农村、平原农村到都市城镇之间出现了层级流动；不同层级的农户在契合地出现了社会融合问题。层级流动是当代农村人口为改善生存现状而进行理性选择的直接反映。由于层级流动，“乡”与“土”在不断分离，以异地务农为基础的经营性农耕文化正在凸显，并可能对中国传统农村以宗族聚居为主要特征的社区结构形成冲击。     

清末民初新疆与哈萨克斯坦哈萨克族人口变迁刍议

19世纪,沙俄基本完成了对哈萨克草原的军事吞并,并加紧对我国西北边疆地区的侵略。长期居于中俄边境地区的哈萨克部众在这一时期发生了大规模的迁徙、流动,引起中俄当局的极大关注。相关的学者和来往电文、文件都留下许多记述。文章通过对这些资料的对照分析,力图对清末民初哈萨克族人口迁徙变动的成因、整体趋向做一系统论述,进而探究近代哈萨克族人口的变迁与哈萨克跨境民族形成之间的关系。     

从“五普”到“六普”看侗族人口数量及地区分布变化

文章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对侗族人口的数量变化及其原因进行分析,认为侗族人口出现负增长不是人口自然减产,而是人口迁移变动的结果。     

清代北疆人口迁移与区域社会变迁

自清代统一新疆以来,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内地人口大规模、持续性地迁移至新疆天山北路。他们大多是官方组织性移民,也有自发性移民。随着内地人口的迁入以及区域内的人口迁移,对此区域的经济、文化、社会等诸多方面产生了深层次的影响。经济上,大量内地人口的迁入,改变了新疆天山北路原有的经济生产方式。内地人口带来了先进的耕作技术,土地被大量开发,作物种植多样化;内地先进的冶炼、铸造技术则直接促进了新疆采矿业的迅速发展,从而使北疆地区逐渐形成了农业经济、游牧经济等多元经济并存的发展态势。随着土地的开发、农业的发展及人口的增加,北疆的城镇渐次兴起,其规模由"屯城"发展为真正意义上的城镇,其原有的军事战略功能也渐渐退为其次,商业贸易功能日渐凸显。文化上,内地的文化资源随着人口迁移进入北疆,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汉族文化、草原文化、伊斯兰文化等各种文化在交流中不断调适,互相借鉴,和平共处,并衍生出新型的多元文化类型。北疆区域内人口的大量迁移,形成了各民族共同劳动、相互交融、和平共处的民族结构,产生了各民族文化和政治的认同感,奠定了近代乃至今天新疆社会的基本格局,大大提高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长江三角洲农村妇女流动的决定因素分析

户籍身份和社会性别的双重影响使农村妇女在作出流动决策时面临着比农村男性更大的压力。农村妇女的年龄、教育、婚姻、在学子女和社会关系都可以对她们的流动决策产生影响。政府应该重视农村妇女及其子女的教育，把农村妇女的社会关系网络纳入到官方的就业渠道，以促进农村妇女的流动。     

流动人口的社会空间与人际传播

人口流动作为我国经济社会一种普遍的现象,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其中包括了对社会文化的影响。本文主要探讨人口流动对社会文化中人际传播的影响。本文认为基于一种生存与适应的策略,流动人口在城市社会构建了新的社会空间,在这个社会空间,他们有不同于其它社会群体的生存方式、行为规则以及关系网络等,这一社会空间使人际传播产生了全新的变迁。     

人口流动迁移与泛珠三角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从人口流动迁移角度研究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问题,旨在分析人口集聚、产业集聚以及经济集聚的相互影响和作用。通过构造人口流动迁移的微观经济模型,掌握人口流动、迁移和集聚的动因;通过人口与产业的空间布局分析,说明泛珠三角区域先发展地区的人口集聚与产业集聚过程应该相互适应,而后发展地区的人口“回流”与产业转移过程更应互为补充。所以,泛珠三角区域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应该结合本地区的产业优势和人力资本现状制定相关的产业发展政策和人口政策。     

民国时期的人口迁移与社会保障立法

民国时期天灾连年,战乱不断,粮食减产,造成了中国近代史上连续不断的人口迁移,引发了土匪猖獗、疾病横行、社会动荡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对社会秩序造成了极大冲击。民国时期的社会保障立法有得有失,对当今中国的社会保障立法具有借鉴和启示意义。     

少数民族人口的流动迁徙及其历史作用

我国境内的人口流动和民族迁徙,自秦汉以来便以汉族呈放射状向周边地区逐步蔓延扩散和少数民族呈向心状往靠内地区迁徙流动的总体趋势。延至当代,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前,主要是以汉族为主体的各类内地人员前往边疆民族地区"支边",以后是风起云涌的全国性人口流动大潮,其中既有少数民族流往内地,又有内地汉族流往边疆民族地区。历史上和现阶段少数民族人口的流动与迁徙,对于中华民族的发展壮大、我国民族分布"大杂居,小聚居"整体格局的形成,以及边疆民族地区的开发和建设,都具有重要的历史作用和社会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