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作家群的一个样本及研究意义——文学桂军系列研究论文之二

文学桂军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处于低潮的中国文坛中崛起,形成了一个富有成就、特色和内涵的作家群样本。它在为当下中国文学提供文学佳作和作家成长的新鲜经验的同时,提供了在经济欠发达地区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形成文学、文化与经济良性互动的一种可资借鉴的发展模式。文学桂军对当下文学事业发展和参与推动欠发达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价值与意义。     

中国古代文学中心南北移位通览

从先秦到隋唐五代以前 ,中国文学中心基本上定位于以中原为核心的黄河流域 ;从五代十国一直到近代 ,中国文学中心转移到以江浙为核心的长江流域 ,并长期稳定下来。纵观整个文学史 ,中国文学的中心曾经历了三次由北而南的大迁移 ,四次由北而南、又由南而北的大循环 ,从而导致了中国文学的多元化 ,形成了中国文学的不同地域特征及其审美理想 ,促进了南北文学的交流和融合 ,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文学的不断更新与持续发展     

近年来我国中朝文学关系研究概评

朝鲜—韩国与我国有着两千多年的文化与文学交流的历史,中国文学持续不断地输入朝鲜并影响到朝鲜文学,对朝鲜文学的产生、发展和演变产生了重大作用,也为今天的比较文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课题。近年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十年间,我国的中朝文学比较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其中,韦旭升、金柄珉、金宽雄等人,都在各自的研究领域中做出了突出贡献。     

中华多民族文学的交融范畴

中国文学是多民族的文学,存在着广泛的交融关系.从微观与宏观出发,即存在“局部交融”与“整体交融”.“局部交融”可分三个层次,即以中原汉文学为中心,形成内层文学交融点;以边疆少数民族文学为中心,形成中层文学交融点;以边疆少数民族与跨境民族文学为中心,形成外层文学交融点.“局部交融”具有“内聚性”、“扩散性”、“杂糅性”特点;“整体交融”具有“吸纳性”、“辐射性”特点.     

中国现代文学与东亚人文地理

近年来,包括中国大陆和台湾、日本、韩国、朝鲜等国家和地区的东域学研究逐渐为一批中青年学者所重视。东域学主要研究通过海路和陆路,使汉字典籍文化、儒学、佛学在东亚土地上流通、吸收和另创。以中国现代文学学科为中心,考察东域学范围的诸国/地区自1894年以降在各个时段的文化、经济、政治上的往来,汉字和汉文化的思想、宗教、文学对东亚的影响及形成的所谓汉字文化圈所经历的近百年曲折道路。     

韩国的上海文学研究及其"本土化"启示

上海是中外文化的交汇点,上海文学也是中外文学交汇的产物.外国人参与的"文学上海"不仅塑造了上海文学,也深刻地参与到了上海城市品格的塑造之中.对于韩国汉学家而言,上海不仅是他们熟悉的中国都市,也是现代中国乃至东亚城市的缩影.研究上海文学,不仅寄托了他们通过文学观看上海及现代中国的心愿,也是另一种反观与思考自我的方式.韩国汉学研究富有个性与创见,能够为中国文学研究的本土化带来启示.     

毛泽东文艺思想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发生

在毛泽东文艺思想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发生之间,毛泽东文艺思想为当代文学提供了理论方向和实践依据,影响并生成了以文学工具论和作家改造论为中心的文学意识形态观,强调文学批评的"思想倾向"和文学斗争,借助中国当代文学体制而成为文学政策.     

难解百年情怀——五四文学传统与俄国文学关系再认识(一)

中国新文学是在外国文学的影响下诞生和发展起来的 ,其文学传统中理应包含如何接受外来影响的内容。这一传统在流程上经历了由欧美文学向俄国文学的转移 ,新文学建设也由形式转向内容 ,并在对俄国文学特点的归纳和解释中完成了对新文学创作规范的制订 ,使得新文学在文学观念和创作实践中形成了以俄国文学为范本、以民族意识为轴心、以文学参与民族解放为半径和以作家个人审美意识为潜流的特征 ,它们不仅导致了新文学方向的变化 ,而且成为 2 0世纪中国文学的基本传统     

论周作人对文学与宗教关系的思考

五四时期,周作人曾专门研究过文学与宗教的关系,他认为文学与宗教关系密切,而且文学的发达大都出于宗教,但是由于宗教本质上是以神为中心的文化,因此,它与以人为中心的人道主义文学是根本对立的。20世纪30年代周作人又对中国文学的“准宗教性”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指出现代中国的新文学应该说自己的话,“不替政治或宗教办差”。从宗教与文学关系的角度探讨新文学的现代性转型问题,使周作人的思考与当代中国文学研究具有极强的对话性。     

古代丝绸之路文学概述

古代丝绸之路文学是丝绸之路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为进一步廓清丝绸之路文学的发端、演进和成熟的全过程,拟从文献学、比较学和传播学的视角对其进行多方面的考察。经过对先秦至明清时期沿丝绸之路一带的中外各国及地区内所产生的文学作品和发生的文学现象进行研究,研究认为,古代丝路文学的形成与发展有着特殊的历史和地理背景,依据它的这种特殊性,大致可将其分为散文、诗赋、说唱、戏剧、小说、神话传说及其他共七类。古代丝路文学的整理和研究对于世界和中国文学都有着特殊的意义。     

中国文化与中国外交

文化决定观念,观念决定行为.外交是国家行为,每个国家的外交都带有鲜明的本国文化特色,中国也不例外.周恩来总理是当代中国外交之父.20世纪50年代的"万隆会议"、20世纪70年代的"上海公报"签署两件典型事件生动体现了周恩来总理和而不同、高屋建瓴、举重若轻的外交风格,从总理对这两项重大外交事件的处理,可以看到中华文化的特色,特别是中华文化中"和"的光辉.     

汉语成语与汉民族文化

成语是民族文化的沉淀和结晶 ,包藏着深厚的文化底蕴。本文通过例证分析 ,从汉民族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和物质文化三个层次出发 ,探讨汉语成语中的文化内涵     

汉语比喻与汉文化

文化与语言具有双向互动性,文化影响着不同民族的语言哲学观,制约着该语言社团全体成员运用语言对客观世界的认知与摹写。汉语修辞是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汉文化基因对句法单位的象似组合,汉语比喻辞格的生成都具有某种编程式的钳控。汉语比喻的构建、喻体取舍、喻点的多"边"二"柄",无不潜存着丰富的汉文化信息。     

文言文教学与训诂学

训诂学的任务是解释古代文献语言,扫除古代书面语言中存在的种种矛盾和障碍。在文言文的教学中,训诂学可以帮助我们进行语义裁断,决定取舍,避免盲从;还可以在疏通文意、阐述语法、分析文本结构、阐明修辞、说明文章的历史背景以及古时的典章制度方面给予我们有力的支持。     

谈谈侨归词

汉语中的侨归词是一种特殊的、有着曾被别种语言借用的经历的本族词。译词（意译词）不管是旧词之义的引申,还是新词的创造,都得利用本族语的材料,因而都是本族词,而不是借词（外来词）。所谓＂日语借形词＂是个不合理的概念,这类词的主体是用汉语的材料构成的表达西语的词义或短语义的译词。当它们处在日语中时,日语语言学也承认它们是汉语借词,即承认其源头在汉语之中。它们回归汉语之后,则已恢复了其本有的汉语词的身份,成为汉语本族词中的侨归词。因此,汉语词典不应把这类词标注为外来词,汉语外来词词典则不应收入这类词。     

美国华裔的族裔身份与中国文化

华裔的族裔身份(Identity)是美国华裔文学中的一个重要的主题。在不同历史时期,中国文化在华裔族裔身份定位中起到不同的作用。中国文化对于美国华裔有社会意义和政治意义。中国文化是理解美国华裔族裔身份衍变和现状的重要因素。     

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教育科学

改革开放 25年来,我国教育科研工作取得了突出的成就,表现为教育科研组织机制逐步健全和完善,教育科研队伍不断壮大,教育科研投入趋向多元化。在新的历史时期,教育科研工作应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承担起推动教育改革和发展两大任务,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教育科学,并尊重教育科研的发展规律,不断提高教育科研的水平和质量。     

中医院校大学语文教学中的汉字教学

汉字教学应当是大学语文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汉字基础知识的教学有助于提高学生对古文的阅读和理解能力。汉字教学内容应包括汉字的发展和演变、造字原理、结构分析、变易现象等。     

试论语文教育中国化的方向

语文教育要把学生塑造成创造性的人才和“健全的人格”。即促使学生探索品质的养成、道德意识的觉醒和自由心灵的建构,就必须而且应当谋求语文教育中国化的方向,也就是确定语文教育的应有本位,把握语文教育的应有本质,明了语文教育的应有本义,从而回归“本色语文”;确立语文教育的简明目标,精选语文教育的简要内容,实施语文教育的简化过程,从而崇尚“简约语文”;创设语文教育的特殊情境,协调语文教育的各种关系,营造语文教育的良好氛围,从而构建“和谐语文”;贯穿语文教育的诗性理念,丰富语文教育的情感体验,激发语文教育的生命活力,从而追求“诗意语文”;理解语文教育的生成意义,打造语文教育的绿色环境,体现语文教育的同构同生,从而呼唤“生态语文”。只有这样,才能使语文教育呈现无限的生机和无穷的魅力。     

中国公众史学的本土性

中国公众史学学科体系的形成,有着自己的史学资源与实践活动,有自身的探索过程.当然,受到了美国公共史学学科建设思维的影响.这个探索过程,大体上可分为四个阶段:中国通俗史学、应用史学与美国公共史学的并立,以“大众史学”替代“通俗史学”,按“公共史学”模式建设中国的“大众史学”或“公众史学”,建设名实相符的中国公众史学.中国公众史学学科的形成,是典型的立足中土、借鉴西洋.中国公众史学是中国物种,不是外来的,我们要建设的是有中国特色的公众史学学科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