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农村大调查与“农业六十条”的制定

20世纪50年代末与60年代初的几年,在我党和国家历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我党先是发动了“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化运动,而后由此引发了国民经济的严重下滑,在农村一些地区甚至出现了严重的饥荒。面对严峻的形势,我党在1961年发动农村大调查,为着手调整由“大跃进”特别是人民公社化运动带来的种种问题做准备。“农业六十条”即是农村大调查的最重要的成果。它自1961年3月制定到最终通过,几经修改与反复。这修改与反复的过程也就是党对人民公社认识逐步加深的过程。最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通过了比较成熟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为农村的稳定、农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关系国家和人民命运的思考--读毛泽东《七律·有所思》

《七律·有所思》是毛泽东写于“文革”初期的惟一一首表现和赞扬“文化大革命”的诗词。历史已经判明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 ,被反革命集团利用 ,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因此 ,这首诗留给人们的也只能是深深的遗憾。     

红二十四军的诞生和阜平苏维埃政权的建立

一九三一年七月初,正当蒋介石向中央苏区发动第三次反革命“围剿”的时候,党在山西领导了著名的平定起义,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四军(简称红二十四军);建立了阜平县苏维埃政权,在华北地区升起了第一面苏维埃运动的红旗,它为党的历史谱写了光辉的一页。一平定起义和红二十四军的诞生     

论南京政府被迫转向抗日的经济原因

一独占中国，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早就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既定国策。１９２９年开始的经济危机则促使日本帝国主义加快侵略中国的步伐。为了摆脱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迅速地占领了东三省，炮制了伪“满洲国”。东北的沦丧，使中国１...     

六十年代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得与失

六十年代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理论和实践，是正确与错误相依存。它人为地制造了许多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冤假错案，严重地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它对国内政治形势和阶级斗争问题的估计越来越严重，从而为后来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作了思想上理论上的准备。同时，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干部的作风问题，恢复和发扬了党的优良传统；加强了经济管理，巩固了集体经济；整顿了农村基层组织，增强了战斗堡垒作用；并且把培养革命接班人问题首次提高到了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高度。     

必须充分认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的长期性

建国以来,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想一直时隐时现,时起时伏地反映在政治思想战线上。早在1957年党的整风运动中就有极少数人借给党提意见之机,以所谓“大鸣大放”的方式向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发动进攻,全盘否定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果,诬蔑马克思主义是“教条主义”,狂热追求西方资产阶级的所谓“民主自由”,甚至公开叫嚷要共产党下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社会上又有人如魏京生、王炳章、郭罗基等又以“解放思想”为名,掀起了怀疑社会主义制度、否定党的领导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在去年,资产阶级     

论刘少奇纠正一二九运动的“左”、右倾错误

一二九,“这个运动的发生,轰动了全国。它配合着红军的北上抗日行动,促进了国内和平和对日抗战,使抗日运动成为全国的运动”,但是,这一历史现象并不意味着直接发动、领导一二九运动的白区党组织十分健全壮大。经过一九三一年至三四年王明左倾路线的危害后,白区党的力量实际已经相当薄弱。“陈云同志的一篇文章说当时在华北一共只剩下二十多个党员了”。一二九运动的发源地北京,“地下党有关系的大概只有十四人”。因党中央在长征途中,白区党的力量“与上级党组织联系得不够经常,也有联系不上的时候,”这个状况到一二九运动爆发前,基本上没有大变化。在白色氛     

蒙古帝国与东西方文化交流

对于自成吉思汗开始的蒙古征略、亚欧蒙古大帝国的建立及其统治,世界学术界历来是贬之者多,褒之者鲜。贬之者认为,蒙古统治者发动的远征和蒙古帝国的建立,给世界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严重阻碍了亚欧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有的称之为“蒙古族风”,污之为“黄祸”;更有的说它是“毁灭世界的残暴事业”,“被征服国家在千年内也恢复不了元气”。苏联1957年出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萌芽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从此,“中国改换了方向”。党成立后所从事的头一件大事,就是与孙中山领导的经过改组了的中国国民党合作共同发动的讨伐封建军阀、反对帝国主义的北伐战争。尽管这个战争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而且又因为党的主要领导人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而导致了失败。但由于它具有了许多不同于中外历史上一切旧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特点,因此仍有极为重要的历史意义,被史学家们公认为中国新式民主革命的真正开端。     

“大跃进”后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

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严重“左”倾错误,使我们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偏离了正确的轨道。错误和挫折为我们提供了教训。党在纠正“左”倾错误,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的过程中,逐渐加深了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尽管党在这时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还不够成熟,但它对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辟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同样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本文就这一时期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做一探讨,以就教于同行及读者。     

评旧道德与新生活运动

一、旧道德与新生活运动的关系 1934年2月19日蒋介石在南昌发动的新生活运动,断断续续地经历了十多年,最后在1949年准备逃往台湾时,它的组织机构和名称才寿终正寝,变成历史遗迹。新生活运动名曰“新”,实则“旧”。说它“新”就是说它把中国传统道德完全运用于现代社会生活;说它“旧”,就是说中国封建的传统     

浅析1958年大跃进的发动

自新中国成立到1958年,我国取得了一个个重大胜利,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奠定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初步基础,社会主义阵营亦出现了勃勃生机。在赶超浪潮影响下,中国人民带着快速发展生产力、改变“一穷二白”面貌的美好愿望,在1958年发动了大跃进。可以肯定,大跃进的愿望和出发点是好的,但它是在急于求成的“左”倾错误指导下进行的,不但没有加快发展生产力,没有跃进,相反却导致挫折,破坏了生产力,造成了经济中的许多严重问题。     

评林彪、“四人帮”的实用主义真理观

真理问题是哲学中的重大问题。围绕这个问题,历来存在着激烈的阶级斗争。林彪、“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需要,推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极力贩卖实用主义的真理观。并以此为思想武器向我们党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动猖狂的进攻,严重地搞乱了我们党的思想,践踏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了夺取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彻底胜利,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提高全党和全国人民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水平,我们有必要对林彪、“四人帮”散布的实用主义的真理观,予以剖析和清算,彻底肃清其流毒及影响,为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打下良好的思想基础。     

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得失异同之比较

一九二七年,是中国政治历史舞台上风云变幻的一年。这一年,国民党反动派背信弃义,相继发动了“四·一二”、“四·一五”.“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向大革命的盟友——中国共产党和广大革命人民,举起了血淋淋的屠刀!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我们是坐以待毙,还是奋起反抗,这是摆在党和革命人民面前的,决定生死存亡的两条道路! 一九二七年下半年先后发动的“八一”南昌起义,湘赣边秋收起义,广州起义,正是我党领导革命人民选择武装斗争的方式,对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英勇反击。 对于党的历史上暴发的这三次武装大起义,历来一概而论者多,分析比较者少。本文拟就它们在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革命道路的探索,历史意义与评价等方面的得失异同作一粗浅比较。     

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河北地方暴动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河北省发动和领导了一系列武装暴动。由于工农群众缺乏高度组织性以及没有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特别是党在河北的组织较为涣散和指导思想上严重的“左”倾错误，这些暴动都没有成功。但河北地方暴动在战略上配合支援了南方的革命斗争，为探索中国革命道路提供了经验教训。河北地方暴动扩大了党在河北民众中的影响，锻炼了干部，教育组织了群众，有力地促进了中国革命的发展。     

试析从“九·一八”到“七·七”国民党政府的对日政策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侵略中国的柳条湖事变,“开始了变中国为日本殖民地的阶段。”1937年7月7日便发动了全面性的侵华战争。“七·七”事变爆发前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的国民党政府采取了怎样的对日政策?随着战争的不断发展,它的对日政策又有哪些变化?其原因又是什么?本人就这一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解放战争时期国统区经济危机的特点及其根源

1946年6月底蒋介石发动了内战。随着战争规模的逐步扩大,国统区经济危机日益恶化。1946年春间,蒋介石曾矢口否认有经济危机。但到1947年2月16日,他在《关于经济紧急措施的讲话》中,却不得不承认“现在我国经济状况已届非常严重之时”,必须采取《紧急措施》,以“解救国民经济危机”了。     

党在中国革命早期对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党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是党在领导中国革命过程中,区分革命的敌、友、我的一个根本方法。在中国革命的早期,党对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大体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一) 一九二二年七月党的“二大”到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初陈独秀发表《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一文,这是开始阶段。党的“一大”后,民族危机和国内政治危机都在不断加深。党集中力量发动、领导工人运动,实际地开展反帝反封建的斗争,革命迅速发展。然而,社会政见异繁,什么“武力统一”,“联省自治”、“好人政府”等等。革命的敌人、动力、任务、性质等基本问题急待弄清。为此,党于一九二二年七月召开了“二大”,根据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考察了中国社会状况,在大会《宣言》中,提出了“中国政治经济现状”这一根本性的命题,从而开始了党对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彻头彻尾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极右派谬论——剖析“四人帮”臆造的一个“规律”

“四人帮”篡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胡说参加过民主革命的就是“资产阶级民主派”,而“民主派发展到走资派是客观的必然规律”,公开树起了一面反革命的政治黑旗,向无产阶级发动猖狂的进攻。英明领袖华主席在党的十一大政治报告中指出,这个理论上荒谬透顶,政治上反动至极的所谓“规律”,“根本否定我们党、我们军队和我们国家的无产阶级性质,根本否定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我党我军我国的统治地位,根本否     

关于湖南共产主义小组问题

湖南的共产主义小组,是毛泽东等同志发动和组织起来的我党最早的组织之一,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起过重要的作用.可是近几年来随着研究工作的逐步深入,史学界有同志不相信“一大”以前湖南有共产主义小组的存在。他们认为“一大”前湖南只有青年团的组织,没有共产党的组织。毛泽东同志参加党的“一大”是以青年团书记身份出席的。如果毛泽东同志出席党的“一大”不是党的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