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咬人的狗不龇牙”

吴晗同志在《海瑞罢官》中,极力美化海瑞,说海瑞这个明朝的大官僚,是历史上的“清官”,他“爱护人民”,“事事处处为百姓设想”。这真是胡说八道。历史上究竟有没有“清官”?我认为“清官”实际上是根本不存在的。我们知道,封建社会是地主阶级的天堂,农民的地狱,在那个社会里,没有哪一个封建官吏不是欺压人民     

简介当前在“清官”问题和道德问题上的论战

吴晗同志从一九五九年以来写了好多篇关于海瑞的文章,还编了一出叫《海瑞罢官》的戏,在这些文章和这出戏里,吴晗同志给明朝的一个大官海瑞,加工塑造了一个非常高大的“清官,形象,狂热地加以歌颂。说什么海瑞“爱护人民,一切为老百姓着想,不怕封建官僚势力”;他“站在农民和市民的立     

传统伦理范畴的重新诠释——吴晗的道德观初论

对传统伦理范畴的重新诠释 ,构成吴晗一生思想和学术建树的重要内容。著名的“道德三论”固然是吴晗对儒家道德资源的开掘 ,而他笔下的海瑞等众多“清官” ,也是作为传统道德的载体和人格化身而出现的。吴晗对“清官”的褒扬 ,是对传统道德间接而有力的肯定。在海瑞等“清官”身上 ,还凝聚着吴晗自己的人格理想。作为一个深深认同于历史传统的学者 ,吴晗不同意早年鲁迅的一个著名判断 :一部历史满本都写着“吃人”二字。联系到《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在这时的重新发表 ,可以看出 ,在 2 0世纪 6 0年代初期 ,中国社会包括中国共产党 ,出现了一种向儒教伦理大踏步靠拢的趋向     

论海瑞的经济思想

海瑞十分重視財政經济工作。他說:“(县)今萃有百責,大抵刑教十之一,理財十之九”(《海瑞集》,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42頁。以下引文,凡仅注明頁数者,均见此书)。又說:“以獄訟文移催征为末,以教民桑耕轉移风俗为首”(第247頁)。在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封建官僚中,能够这样重視財政經济工作是少见的。的确,在他多年的淳安知县、兴国知县和应天巡撫等任內,于財政經济工作方面,有不少兴利除弊的业績,給当时老百姓带来許多好处。海瑞如此重視財政經济工作,当然有他的經济思想作为指导。本文拟就这一方面加以探討。     

"清官"论析

一、关于"清官"的研究 关于"清官"问题.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有过相当激烈的学术争鸣与政治争论.50年代末,毛泽东针对当时严重的经济困难和共产党内部出现的徇私枉法等现象,向党内同志提出了学习明代"清官"海瑞的号召,亦即提出了共产党人要发扬对人民负责、敢于坚持真理、勇于修正错误的品格以及丢弃曲意逢迎的思想作风等问题.在这样的政治、历史背景下,明史专家吴晗相继发表了<海瑞骂皇帝><论海瑞>等文章,编写了<海瑞罢官>的京剧剧本,从而引发了学术界对海瑞精神的评判,并由此拓展到对"清官"的讨论与评价.     

吴晗对《金瓶梅》作者“王世贞说”的否定不能成立

《金瓶梅》作者是王世贞(包括其门人),这在明清两代信奉者甚多,已成公论。但是,到了现代,“王世贞说”遭到了鲁迅、郑振锋、吴晗这些名重一时的大学者的否定。鲁迅与郑振铎的否定,并没有对“王世贞说”构成多大的威胁。吴晗先生则不同,他的否定是建立在严肃详尽的考证基础上的,可谓是对“王世贞说”的“致命的一击”。吴晗的结论为不少学者、包括郑振锋先生在内“靡然风从,群相应和”。自此以后的60多年间,人们开始搜索新的目标,“李开先说”、“贾三近说”、“屠隆说”、“王稚登说”等等便应运而生。应该说,这些研究都是很严肃     

论传统

一根据我们的习惯,凡是一个集体(民族、团体、军队、学校……)从历史上所形成的在生产上、工作上、作风上、生活上……的一些特点在它的一般成员中已经成为习惯的东西,都可称为传统。从上述定义出发,“传统”关系到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方面的内容。如:一八九七年俄国米海洛夫斯基曾攻击“俄国学生们拒绝遗产”,列宁同志曾和他展开了斗争,写了“我们究竟拒绝什么遗产”一书,里面说到的“遗产”(或传统),就是关系到意识形态的问题。在我国“五四”运动时也曾发生过传统之争。当时中国人民——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企图冲破外来侵略和国内封建势力的压迫束缚,努力发奋自救;而代表地主买办阶级的统治势力——旧军阀、旧官僚、旧政客、旧文人,     

卢楠的文学形象和卢楠其人

《卢太学诗酒傲王侯》是《醒世恒言》中一篇具有特色的拟话本小说。有关书籍评论这篇作品时,对其在反映社会现实方面的积极意义和有助于今天了解明代历史的认识价值,都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但一谈到卢楠的形象,人们总是把他简单地看成一个地主或土豪,把他和知县汪岑的矛盾概括为统治阶级内部的冲突,因而便把卢楠作为和汪岑一样甚至比汪岑更坏的反面人物加以贬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的《中国文学史》说这篇作品“只是写一个官僚陷害一个地主”,虽然也指出小说的成功之处在于揭露官僚害人和冤狱,但对卢楠这一形象,显然是把他作为一个封建地主的典型来分析的。胡士莹的《话本小说概论》说,这篇小说“对穷奢极侈的大地主卢楠,却错误地当作正面人物予以颂扬”。言外之意,卢楠只能是应该批判的反面人物。双翼《今古奇观杂谈》一书中有《猛虎斗地头蛇》一节,把汪岑比作猛虎。把卢楠看作是一条地头蛇,说“卢楠这个人,代表的其实是封建统治阶层的最基本的势力,即大地主阶级”,“数不尽的劳动者的血汗,供养了他们这种人的生活”。     

道德没有继承性吗?

六十年代在我国学术界曾经就道德继承问题展开过一次大讨论,有哲学、历史、文艺界的许多同志参加,引起了广泛的注意。这次讨论,是由著名历史学家吴晗同志一九六二年五月、八月在《前线》杂志发表《说道德》、《再说道德》两篇短文开始的。当时,围绕着道德的阶级性和继承性的关系、继承什么和为什么可以继承、怎样继承等问题,在各种报刊上发表了许多文章,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这本来是一场正常的学术讨论。可是,到了一九六四年夏季,在林彪极“左”路线的影响下,凡是主张剥削阶级道德论中有某种东西可以批判继承的意见,都被当作修正主义观点,同“合二而一论”、“让步政策论”、“人性论”等等一起,被列为批判的重点。在当时,笔者也因为曾经在一九六三年十月六日、七     

史学冲突与《史通》立场

刘知几所处时代其史学思潮有两大特征:一是世族势力和新兴地主官僚在史学领域的矛盾冲突。二是官修制度和一家独断的矛盾冲突。唐代围绕氏族志修撰的斗争就典型反映了世族地主官僚和新兴地主集团在史学领域的斗争。对此,刘知几站在新兴地主集团的立场上,反对以谱系之书、家史入国之正史。官修制度的确立,对古代史学的发展,既有积极作用,也有消极作用。官修制度使史书包含的内容更丰富。但同时官修制度强化了对史家的控制,严重限制了史家个人创造力的发挥,并使史书曲笔不实明显夹出。刘知几针对官修制度的弊端,提出“一家独断”的主张,对官修史馆弊端,提出“五不可”之论,指出官修制度的改革方向。     

明太祖《大诰》评述

明太祖朱元璋,在反元斗争和统一全国的过程中,作出过不少贡献;他在建立明政权以后,也曾采取修水利、劝农耕等安定农民的措施:总的说来,他是一个有作为的封建皇帝。 不过,他还有另外的一面,即吴晗所说     

南北朝时期的地主

南北朝时期的地主，既指占有或追求大量田地者，也指占有或追求大量钱财者，土地是地主首要的追逐目标，钱财也是其重要的追逐对象。南北朝时期的地主，分为“皇权地主”和“吏民地主”两类，前者由皇帝、皇室地主和官僚地主三者构成，其中皇帝乃是全国最高、最大的地主；后者主要是指“吏民”中占有较多土地或财富的相对富裕者。“皇权地主”是依靠皇权的培育、扶植而形成发展起来的，皇权通过封爵、仕宦等制度性措施和赏赐、聚敛等随意性手段，培育扶植起“皇权地主”群体，因而“皇权地主”是由政治原因所决定的政治性地主；“吏民地主”却得不到皇权的助长和扶植，主要通过扩张田地、增加劳动力、经营管理、利用水利工程等经济手段发展起来，因而是由经济因素所决定的经济性地主。“皇权地主”作为皇权的一个组成部分，属于统治者；“吏民地主”同其他普通吏民一样，属于被统治者。皇权与吏民的矛盾是南北朝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皇权地主”与“吏民”的矛盾包含在这个主要矛盾之中。     

海瑞“整饬吏风”的行政法思想浅探

海瑞(公元1514—1587年),字汝贤,号刚峰,明朝中后期著名清官。历任县教谕、知县、户部主事、巡抚、南京吏部右侍郎、南京右都御史等职。当时,封建制度已经腐朽,官僚队伍已极端腐败,不仅贪污成风,贿赂公行,而且营私的手段也更为隐蔽、巧妙,致使以惩治犯罪为使命的刑法束手无策。海瑞在司法和政治活动的实践中,对这种腐败的“吏风”耳闻目睹,非常憎恨。他从维护封建统治的目的出发,主张一方面使用严厉的刑罚手段惩治贪官,另一方面要通过行政立法的方法,严格制度,从细微处着手整饬吏风,消灭官吏贪赃舞弊的犯罪于端倪。关于他严刑治吏的思想,历来为人们所称道,几为有口皆碑。但是,关于他通过行政方法整(饣伤)吏风的思想,尚未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本文试就这一问题做点粗浅探讨。     

试析唐代奴婢和其他贱民的身份地位(上)

<正> 唐代奴婢,居于贱民的底层,是当时社会上身份最低、受奴役最深的一个阶层,却是唐代社会阶级结构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唐代“良人”“百姓”“奴婢”“贱民”的范围在唐代社会阶级结构中,存在着等级制度。如地主阶级中有士、庶的等级划分,在贵族、官僚集团中有品级高低的区别,甚至法律规定他们在车服、器用等方面都不得任意僭越。但由于中国封建社会没有象西方国家那样形成封建土地制的等级结构,因而不存在全国土地全部逐级封赐的制度,贵族地主与庶族地主之间,不存在土地关系上的有条件占有制,     

明代的社会主导群体

社会主导群体这一概念主要指统治者群体。过去史学界常认为“地主阶级”(或奴隶主阶级)即统治阶级。但是在中国历史上,其实并不是所有的地主都属于社会主导群体的成员。以明朝而言,官与民的区别是十分明显的,能够作为社会主导群体成员的只有士绅地主,过去亦称作身份地主。身份地主的主要成份是官员。中国历史上有贵族和士族官僚体制,也有科举官僚体制。明朝是科举官僚体制的时代,明朝的身份地主是通过科举取得了功名的地主,其主体是读书人,即士。在中国历史上,只有宋、明两朝是士和士大夫们作为社会主导群体的时代,其间经历了元代的蒙古色目贵族统治时代。因此,明朝的建立使江南士大夫们实现了群体回归,重新成为社会的主导群体。明中叶以后,随着社会的转型,社会等级结构发生了变化,其中主要便是社会主导群体的变化。晚明的官僚士大夫在社会心态、价值取向、政治主张以及职业和自身成份等方面的变化,直接影响到了社会的变化。从理论角度看,这种变化应该具有近代化的性质,这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     

刘勰家世的一点质疑

王利器先生在《<文心雕龙·校证>序录》(以下简称《序录》——笔者)中说:“据《彦和本传》,我们知道他的祖父灵真是宋司空秀之的老弟,他的父亲尚是越骑校尉。由是可知,彦和的家庭成分是地主而兼官僚。”似成定论,但我却认为它难以令人信服。《序录》的这个论断很有代表性,因为它唯一的根据是《梁书·刘勰传》中的一句话:“祖     

南宋绍定、端平间的江、闽、广农民大起义

尚钺同志在他主编的“中国历史纲要”中说:“在金人及后来蒙古的威?始终是十分严重的南宋时代,初年以后,虽然没有爆发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但小规模的反抗,以及农民对地主的斗争是始终未停止的。”这话基本上是正确的,但并不完全     

烈士丹心 史家本色——深切怀念吴晗教授

吴晗教授惨遭林彪、“四人帮”和他们那个“顾问”的残酷迫害,于1969年10月11日含冤去世,已经十年了。虽然,老师的教学笔记、谈话记录、书信和照片,几乎全部丧失了!但是,老师的音容笑貌和热情教导却依然深深地铭记在学生的心中。 1943年吴晗教授在昆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历史系任教,我在经济学系读书。当时他和历史系另一     

再论清代山东经营地主的社会性质——答朱建同志

《学术月刊》1961年第四期刊载了朱建同志撰写的“关于中国农业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一文(以下简称“朱文”),对景甦同志与我合写的《清代山东经营地主底社会性质》一书(以下简称《性质》)提出了商榷意见。在“朱文”的结论部分,作者强调指出:“中国资本主义的农业企业,开始出现是在廿世纪初年”,作者认为1901年建立的通海垦牧公司、1907年建立的金坛茅麓明农公司以及1921年至1936年间在苏南建立的七十多处农场,才是纯粹“资本主义性质的”农业企业,“如果以此与清代山东经营地主那种庄园式的生产关系比较起来,这两者在性质上是存在着基本的差别的”。看来,“朱文”的结论部分给人这样一种印象:仿佛《性质》一书所确定的结论,并不是说清代山东经营地主只是“开始向资本主义制过渡的经济体”,“距发展成为纯资本主义的东西还有一段距离”,而是把它说成有如1901至1936年间在我国出现的那种现代型的资本主义农场企业了。可是,我们并没有这种意思。恰恰相反,在这一点上,我们与朱建同志所持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即:同样认为清代山东经营地主的社会性质是有别于现代型农场企业的。因此,凡“朱文”涉及到这个问题的部分,本文将不作答复。在此,我们想着重讨论的问题只是:(一)清代山东经营地主与城市市场的联系是否“还非常疏远”?(二)清代山东经营地主是否还是“十足的封建地主”和“中国传统的地主庄园”?不妥之处,请朱建同志和读者指正。     

鸦片战争前夕中国社会经济所处的历史阶段

在经济史研究中,有些同志认为鸦片战争前夕中国社会经济已处于较为“成熟”的封建社会末期的历史阶段,有的甚至认为它已处在封建社会末期“崩溃”的阶段。这些估计似显偏高,本文试图通过当时社会经济状况的分析,认识它究竟处于怎样一个历史阶段。一、农村土地关系的变化鸦片战争前夕,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是封建土地所有制,绝大部分土地仍集中在少数地主阶级手中,但地主阶级的身份、地位已经发生变化,佃农对地主的依附关系也逐步松弛。地主阶级身份、地位的变化,主要表现为贵族地主逐渐衰败,缙绅豪强地主的特权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