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天命观和神鬼论新探

一、孔子的天命观是唯物主义的要弄清孔子的天命观,必须弄清孔子是否把天视为神?《论语·八佾》说:“王孙贾问曰:‘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何谓也? ’子曰:‘不然,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可以译为:“王孙贾问道:‘与其好好地祭屋里西南角神,宁可好好地祭灶神,是什么意思呢? ’孔子说:‘不对,冒犯了天,不必祈祷什么神了。”王孙贾与孔子的这一问一答,说明了两点:(1)孔子认为神对天无能为力;(2)孔子没有把天视为神。《墨子·公孟》说:“儒     

孔子天命观新论

<正> “知天命”是构成孔子的理想人格——君子人格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因素,“不知命,无以为君子。”(《论语·尧曰》,下文凡引《论语》只注篇名)孔子在叙述自己修养的历程时,也把“知天命”作为一个重要环节;“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为政》)孔子关于天命的论述表明,天命观是其人生哲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应纳入人学体系中进行讨论。     

释“获罪于天,无所祷也”

多年来,很多中国哲学史论著都把“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作为孔子宣扬唯心主义天命观的一条铁证。即使是那些主张孔子哲学是唯物主义的同志,也不过认为是“感叹之词”,或认为“‘获罪于天’的‘天’,就是行为不合天理”而已。我认为,这些看法都不符合孔子原意。为了弄清原委,且将这段话完整地征引如下:     

《论语》“畏”字正解

《论语·子罕》:“子畏于匡”,邢昺疏:“记者以众情言之,故云畏于匡,其实孔子无所畏也”,将“畏”字理解为“畏惧”,其误显然。杨伯峻《论语译注》解“畏”为“拘”,译为“孔子被匡地的群众所拘禁”,意义理解虽前进了一大步,但释“畏”为“拘”,仍未属达诂。其实,“畏”应破读为“围”。“畏”属影母未韵,“围”属喻母微韵,二字音近相通。《韩非子·难言》:“仲尼善说而匡围之”,《淮南子·主术训》:“孔子……围于匡,颜色不变”,《史记·孔子世家》“索隐”引《孔子家语》:“匡人简子以甲士围     

《史记·乐书》中的一处矛盾 ——《两汉全书》整理札记之二

《史记·乐书》①有这样一段记载：后伐大宛得千里马,马名蒲稍,次作以为歌。歌诗曰：“天马来兮从西极,经万里兮归 有德。承灵威兮降外国,涉流沙兮四夷服。”中尉汲黯进曰：“凡王者作乐,上以承祖宗, 下以化兆民。今陛下得马,诗以为歌,协于宗庙,先帝百姓岂能知其音邪?”上默然不说。 丞相公孙弘曰：“黯诽谤圣制,当族。”《汉书·武帝纪》②：“(太初)四年春,贰师将军李广利轩大宛王首,获汗血马来。作《西极天马之歌》。”可见,伐大宛得良马,事在汉武帝太初四年(前101年)。那么,上引《史记·乐书》中的那段话就有几点解释不…     

“戊地”小考

新版《辞源》第1183页有“戊地”条。该条的阐释文字是;“古西域地名。唐时昭武九姓之一。见《新唐书》221《西域传下》《康》。《大唐西域记》一作‘伐地’。”那么,“戊”“伐”之间,哪个为确?抑或二者都对呢?我们推究的结果是,通行本《大唐西域记》的这个“伐地”,仍是“戊地”之误。研究者不难发现,《新唐书·西域传下》《康》与《大唐西域记》有着重要的因缘关系。《隋书》《康国传》以及《旧唐书》《康国传》均无“戊地”这一名称,而《旧唐书·经籍志》不曾著录但《新唐书·艺文志》则著录有《大唐西域记》。这说明刘昫等人莫能见到而宋祁等人则见到《西域记》。同时,我们看到《新唐书·西域传下·康》的内容,要比《旧唐书·西戎传·康国》多出好几倍。进而我们又从这里清楚地看出《新唐书·康》取材于《大唐西域记》的印迹来。例如《西域记》卷一所记飒秣建国(康)、捕喝(安)、劫布呾那(曹)、赭时(石)、弭秣贺(米)、屈霜你迦(何)等国名,在《新唐书·唐》中竟是一字不差的出现;此外还有一些     

昭阳伐魏及其相关问题辩析

一、昭阳伐魏史实浅析《史记·楚世家》记载:“(怀王)六年,楚柱国昭阳将兵而攻魏,破之于襄陵,得八邑。又移兵而攻齐,齐王患之。”《魏世家》亦载:“(襄王)十二年(今按:《史记》关于魏国的纪年有误,襄王十二年当为惠王后元二十年),楚败我襄陵”。又《战国策·齐策二》载:“昭阳为楚伐魏,覆军杀将,得八城,移兵而攻齐。”此与上引《史记》所述当为同一战事。楚怀王六年(公元前323年),楚昭阳率师伐魏,于襄陵一带大败魏师,同时攻占了以襄陵为中心的八座魏国城邑,继而移兵攻齐。《鄂君启节》所言“大司马昭阳败晋师于襄陵”正好与文献记载相印证,亦说明此乃楚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故用作纪年标志而载入史册。关于这次战事的原因,《史记》各篇未作任何记载,从《战国策》有关篇章中,略可窥其     

周公事迹新说

终先秦史两千年,周公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人物,虽然人们常将其与文王、武王并论,但事实上,周公的历史地位远在文王、武王之上。孔子说:“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论语·泰伯》)著名史家夏曾佑更说得具体:“孔子之前,黄帝之后,于中国大有关系者,周公一人而已。”(夏曾佑《中国古代史》1935年版,第31页)周公的历史地位如此显赫,倒不是因为他“制礼作乐”,为中国礼乐艾化先,而是人们认为他在政治上辅佐成王,尽君臣之义,为后世君臣名分立下了一座丰碑。《苟子·儒效》载:     

前期儒家的生命哲学

一 中国思想史肇始于“青铜时代”,即殷商西周时期。伴随殷周之际文化上从神本到人本之观念转换的,是主体“优患意识”的诞生。“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诗·小日文》)忧患意识的实质,是对人之作为主体的自立性和相应的责任感的觉悟。这种觉悟乃最终导致以孔子儒学为代表的先秦人文思潮。 孔子富于一种自强不息的积极进取精神。所谓知其不可而为之,是这种性格的生动写照。所以他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以下该书只注篇名)坚信“我欲仁,斯仁至矣。”(《述而》)但同时,我们也看到孔子性格的另一面。比如他时常感叹:“死生有     

孔子论《韶》考

孔子论音乐,竭力推崇《韶》。考察一下什么是《韶乐》,对于理解孔子的文艺观、审美理想都是有意义的。《论语》中记载孔子曾反覆地赞赏《韶》,给予最高的评价。例如: 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论语·八佾》) 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论语·述而》)     

孔子在文化上的贡献

<正> 孔子在人类文化上的贡献是巨大的。他的学术思想不仅是中国的财富,也是世界文化上的精神财富。中国之有孔子,应该说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一)哲学思想天道观是先秦哲学讨论的中心问题。殷周以来传统的天道观认为天是具有人格神意义的“上帝”。他是主宰一切的。孔子一方面继承了殷周以来的传统观念,如云:“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以下只注篇名)“畏天命”。(《尧曰》)但这并不代表孔子天道观的特点。孔子对鬼神和命的态度,反映出他的思想特征。孔     

孔子鬼神思想管见

<正> 孔子提出的以祭祀为核心的鬼神思想,是在周人鬼神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因之这就有必要先对周人的鬼神思想作一检讨。殷周时代,鬼神迷信风靡大地,隆盛至极。殷人以祭天炽著,一切佑命于天。文王伐黎,兵入殷境,纣王犹高枕于“有命在天”(《尚书·西伯戡黎》)而无忧。周人则恪信“天命靡常”,除了祭天之外,更频频祭祀祖先神。金文《杜伯须》载文:“杜白作宝盨,     

儒家义利观辨正

<正> 义利之辨,是中国伦理思想史上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对于先秦儒家的重义轻利,史学界几乎普遍地认为是一种否定功利、扼杀人性、鼓吹禁欲的说教。我以为事实并非如此。孔子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和孟子的“何必言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是他们对义利关系的最典型阴确的说法。据此,是否就可以断定他们根本不言利呢?不可。因为上述说法实际上并没有存义灭利的意思,而只不过是主张要以义统利,把义放在首要的地位,反对“后义而先利”而已。所以,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里仁》),只要能正确处理义利关系,即“见利思     

“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未脱“不”字考——兼论《论语》中“患得之”的义训

《论语·阳货》“其未得之也患得之”中未脱“不”字,通过对《论语》中出现的所有“患”字用法的分析可知,此处的“患得之”意为“以能否得到为患”。     

析孔子的问人不问马

<正> 《论语·乡党》:“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这是一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历史记载,也是孔子“仁”的基本含义的重要注脚。《家语·子贡篇》和《盐铁论·刑德篇》也都谈到此事,而且明确说是“国厩焚”、“鲁厩焚”。孔子所处的时代是奴隶社会末期,鲁国国君又是大奴隶主,那么,在“国厩”养马的贱役当然是奴隶。“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阜、阜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     

“野合”小释

<正> 《史记·孔子世家》载:“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历代经学家感到颇为费解,故众说纷纭,有“野合”谓不合礼仪之说(见该文注释《索隐》条),有男子婚过六十四皆为“野合”之说(见该文注释《正义》条),今人又有“野合”为强奸之说等等。其实,“野合”在孔子时代的意义就是野外结合、配合。《左传·定公十年》记载:齐鲁会盟于祝其,齐侯将宴享鲁公,孔子为相,辞谢说:“嘉乐不野台……饷而既具,是弃礼也”。“嘉乐”,晋杜预注为“钟磬也”,修订本《词源》释为钟鼓之乐。唐孔颖达疏曰:“不野合者,谓享燕正礼当设于宫内,不得违礼而行,妄作于野耳”。显然,“野合”     

饮食—血气—道德——春秋时期关于道德起源的讨论

<正> 春秋时期,人们对“饮食—血气—道德”的关系进行了一些讨论。这些讨论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于道德起源问题的独特认识,而且实为以后孟子“气志之辨”和宋明理学“理气之辨”的滥觞。本文试就这些讨论作一述评。一、春秋时期对于“血气”的认识“血气”是中国古代哲学和医学的重要范畴。孔子说:“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论语·季氏》)。《黄帝内经·素问·八正神明论》说:“血气者,人之神也。”中国哲学和医学都把“血气”看作是生命有机体的基础和本质,这种认识是从春秋时期开始的。《国语·鲁语上》有这样的文字,“若血气强固、将寿宠得没;虽寿而没,不为无殃。”这是“血气”一词较早见于史籍,血气在这里指决     

释“以妥以侑”

“以为酒食,以享以祀,以妥以侑,以介景福”,《传》曰:“妥,安坐也;侑,劝也”。案享、祀、妥、侑四字并列,俱应为祭名,妥字不应别为安坐之义。妥当读如堕,为堕之借字。《仪礼·有司徹》注“不绥祭”,释文曰“绥本作隋”。《仪礼·士虞礼》“不绥祭”,注曰“绥当为堕”。绥从妥得声,堕从隋得声,其字俱得通用。堕为祭名。《仪礼·士虞礼》“祝命佐食堕祭”,注曰:“下祭曰堕,堕之犹言堕下也。《周礼》曰既祭则藏其堕,谓此也。今文堕为绥,《特牲》、《少牢》或为羞,失古正矣。齐鲁之间谓祭为堕。”《仪礼·少牢馈食礼》:“兼与黍以授尸,尸受同祭”,注曰:“黍稷之祭为堕祭”。《周礼·小祝》:“大祭祀,逆(齐皿)盛,送逆尸,沃尸盥,赞隋,赞徹,赞奠”,注曰“隋,尸之祭也也”。《周礼·守祧》:“既祭,则藏其隋”,注曰:“隋,尸所祭,肺、脊、黍、稷之属,藏之以依神”。据上所述,则助祭者以肺、脊、黍、稷等祭品授神尸,神尸以之祭,祭毕则藏其祭品以依神,如此祭祀仪式总名曰堕。     

孔子的自学成才思想初探

<正> 中国古代伟大的教育家孔子,忠于教育事业,执教四十余年,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强调自学成才,是孔子教育思想内容之一,本文试图就此作一初步探讨。孔子自称“述而不作”(《论语·述而》,以下凡引((论语》,只注篇名),但他“作《春秋》”。“修《诗》、《书》、《礼》、《乐》”;又“以《诗》、《书》、《礼》、《乐》教弟子。”(《史记·孔子世家》)可见,孔子不仅是一个大教育家,而且还是一个大学问家。孔子的学问,是从哪里来的呢?他明确说过:“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述而》)子贡原来认为孔子是“天纵之将圣”,后来,改变了看法:“卫公     

孔子为什么要恢复“周公之藉”?

<正> 《国语·鲁语》载孔子对季康子说:“若子季孙欲其法,则有周公之藉矣。”《左传·哀公十一年》也记有孔子同样的话,惟是“周公之藉”作“周公之典”。历来评论孔子的人,多以此为据,认为孔子既然主张效法“周公之藉”,要求恪守“周公之典”,那末,他是顽固地站在以周公为代表的奴隶主阶级的立场上,妄想复辟“藉”这种残酷剥削奴隶劳动的奴隶制,该属无疑的了。这实在是对孔子思想的严重歪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