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全球化下的全球治理 中国与全球气候治理转型

<正>【内容简介】本书从全球治理的格局、价值、机制和主体四个维度衡量全球治理的转型,认为中国是正在崛起的低碳经济大国,已经成为全球低碳经济格局重要一极,改变着全球区域气候治理格局。中国奉行的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使全球治理价值观更加多元。中国在新兴全球治理机制中积极倡导金融与气候治理的结合,其地方政府也以独具特色的身份开始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     

全球治理的价值向度与气候变化治理

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化在促进了国家之间相互依赖的同时也使全球性问题凸显,全球治理已成为冷战后国际政治领域中最引人注目的议题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讲,全球治理不仅是一个重要的国际政治理论问题,更是目前国际关系中十分紧迫的现实需要,对国际社会产生着深刻的影响.为此,通过不断提升全球治理的地位、作用,超越国家中心治理的局限,扩大和增强以全球公益为基础的全球共识,是人类共同利益之所在.《南开学报》2011年第3期“当代西方研究”专栏以“全球化与全球治理”为主题,组约了来自日本、瑞士和中国学者的三篇文章,分别就全球治理的结构与向度、气候变化治理、全球治理的国内拓展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以期进一步推进中国学界对全球治理问题的关注与思考.     

新冠疫情下网络空间全球治理的机遇与挑战

新冠疫情暴发对全球公共卫生事业造成历史性打击,但也为网络空间全球治理的发展提供了机遇。国际合作在应对疫情和促进网络空间全球治理中的作用推动了新治理需求,疫情相关的问题涌现突出了网络空间治理议题的新重点。同时,人们探索和适应新兴技术的步伐也得到加快,新技术将成为重要治理手段。但疫情之下的网络空间全球治理仍面临诸多挑战。网络空间大国的激烈博弈使国际合作意愿不断受挫,网络安全、逆全球化等网络空间全球治理议题的复杂性不断加强,而网络空间全球治理机制的效用却未能充分发挥,并且在新技术部署等方面,网络空间全球治理机制显露出明显的滞后性。新冠疫情对网络空间全球治理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将为国际社会与我国更好推进这一议程提供可探讨的方向。     

论戴维·赫尔德的全球治理思想

戴维·赫尔德是当代著名的全球治理专家,其全球治理思想独具特色.赫尔德从全球化的发展出发,对全球化的本质及其影响进行了界定,指出了全球治理的必要性及其现实条件;同时,赫尔德又从正义和民主的原则出发,以平等的个人为价值趋向,探讨了全球治理的规范基础及其对理想国际秩序的道德诉求;在此基础上,赫尔德转向世界主义哲学传统,构建出了世界主义民主这一新的全球治理模式.赫尔德的全球治理思想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但其过于规范性的理论建构又使其呈现出一定的缺陷.     

全球能源治理:发展、动因与前景

近年来,全球能源治理受到国际社会的密切关注并有了一定发展,主要表现在相关机制建设的不断完善和全球能源对话的逐步展开。全球能源治理的发展源于国际能源安全形势的变化,包括能源供应格局的改变、能源资源争夺的持续紧张、国际能源市场的动荡以及应对气候变化博弈的加剧等。未来全球能源治理将面临着世界经济的低迷增长、中东油气地位的下降、新兴经济体能源消费的持续大幅增长、现有能源治理机制的功能缺失和某些大国参与治理积极性的缺乏等一系列挑战,这将使全球能源治理形势更加复杂,其前景也不容乐观。     

新冠疫情危机与全球治理新态势

新冠疫情引发全球治理危机,但也为全球治理新发展带来机遇。全球治理危机本质上是传统治理模式的危机,需要新的治理理念、治理手段和治理主体的补充。新冠疫情危机强化了国际社会对人类生命共同体和经济共同体认识,并体现出危机下个体自我约束的重要意义,由此使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开始成为一种规范在国际社会扩散。危机之下国际组织表现出引领全球治理的乏力,相反国家治理的基础性价值得到彰显。不同国家的不同治理经验体现了文明多样性的价值,国际社会需要加强不同文明间治理经验的交流互鉴,以此创新全球治理模式。在此基础上,危机还带来了全球治理中国际组织与主权国家关系的变化,国际组织作为"老师"向作为"学生"的主权国家单向输出知识的传统模式,将向"师生互动"的新模式转型,国际组织将从主权国家治理中汲取更多智慧。特定议题内的关键国家也将在国际组织以外开展更多双边和多边合作,与国际组织的全球治理形成多层次互补关系,共同促进全球治理迈向新阶段。     

全球公共问题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兼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由来与治理

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使人重新关注全球化进程中日益凸显的全球公共问题。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全球公共问题是由于国际公共品的特征诱发国际社会行为体产生＂搭便车＂的行为倾向,使国际公共品陷入困境所导致。＂霸权力量＂、私有化和国际机制是全球公共问题的治理之道。当前席卷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为观察全球公共问题及其治理提供了契机。     

全球治理视域下的南极矿产资源问题研究

当今全球治理的困境主要在于制度困境,而"国家中心主义"理念的广泛存在则是导致全球治理制度困境的主要原因。因此只有超越"国家中心主义",用全球主义的理念来设计和改造全球治理制度,才能真正实现全球治理的发展。作为应对南极矿产资源问题的全球治理制度,《南极条约》体系同样受到"国家中心主义"理念的困扰。然而与此同时,由于种种历史原因使得该条约体系较之其他制度更具全球性基因。《南极条约》体系的上述特征使得以全球主义理念为标尺对其进行改造,使其成为南极矿产资源领域的核心制度,就能从根本上解决当今南极矿产资源问题所面临的困境。     

从资本到人类命运共同体:对全球治理的反思、批判与超越

金融危机以后,资本逻辑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达到其内在张力的极限,资本主义全球治理体系亟待变革。通过对资本逻辑的内生性缺陷进行反思,对资本主义全球治理体系的治理主体、治理内容、治理价值和治理目的进行批判,能够发现只有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导才能建构一种治理主体多元、治理内容全面、治理价值正义、治理目的共享的全球治理体系,才能够更好地应对全球治理危机,破解全球治理难题。     

新时代中国全球治理理念的创新与前瞻

全球治理理念滞后是全球治理失灵的根源之一,过去"一元主义治理观、工具理性主义和二元对立思维方式为主导"造成了全球治理的困境。新时代中国以多元治理、关系协调、互补共进等思维方式不断推动全球治理理念创新,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拓展全球治理的内涵;树立"人民至上"理念,增强全球治理的宗旨意识;树立"共赢共享"理念,坚持全球治理的责任原则;树立"聚同化异"理念,积极探索国家间矛盾化解方式;树立"民心相通"理念,塑造全球治理"情感"路径。理念创新推动中国在全球治理发展中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发展方向,推动中国特色全球治理的理论创新,努力建设平等公正的全球治理秩序,培育开放包容的主权国家发展思维,展现契合于新时代的全球治理特征。     

习近平全球生态治理观的生成、内涵与当代价值

自人类进入工业文明时代以来,全球经济发展迅速,但生态环境逐渐恶化。面对全球生态治理的重重困境,习近平提出了全球生态治理观。该治理观的形成以马克思生态思想为思想源泉、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为文化基因、以西方生态治理理论为理论借鉴、以全球生态治理的经验教训为实践基础,认为清洁美丽的绿色家园是全球生态治理的归宿,绿色发展是全球生态治理的动力,共商共建共享是全球生态治理的重要遵循,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是全球生态治理的原则。该治理观丰富和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思想,为全球生态治理提供了中国理论,给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指明了新的方向。     

美国“退出主义”导致的全球治理 话语权变化以及中国的机遇

随着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发展变化,全球治理体系的存续和重构已经成为当今国际政治的聚焦点。特朗普主政后,凭借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超然”地位,肆意退出多边条约和国际组织,“退出主义”是其在“绝对霸权”减弱背景下作出的外交战略选择,延续美国“孤立主义”历史传统,暴露了“美国优先”的国家思维。从长时间轴来看,美国外交收缩必然会使其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不断丧失。与此同时,中国可能会迎来全球治理体系重新建构的机会,助力全球治理体系从“竞争型”转向“合作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全球治理下非政府组织跨国效应的研究

本研究分析了全球非政府组织间串连、在不同国家主导下接轨、与联合国系统作多种领域合作,进而在不同领域发挥了各种不同的作用,其达成全球治理的方法也包含了联合国的行动和其他国际政府组织及非政府组织和政府间合作的协议。本研究在检验不同类型的非政府组织的同时,观察非政府组织发挥其国际影响,与全球非政府组织串连、与联合国系统合作并发展"伙伴关系",充分地发挥非政府组织的力量,使非政府组织力量有机会融入到全球治理的架构中去。本研究提出,非政府组织在全球治理过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是,非政府组织通过跨国性活动参与全球治理是一个极为复杂的政治议题。因此,建构一个非政府组织跨国合作的模式,参与全球治理的机制,以便促进人类社会同步发展的目标,是一件重要而又迫切的议题。     

全球公共问题治理:制度与途径

全球公共问题的共同性和不可分割性,要求全球治理主体通过合作的集体行动来治理日趋增多的全球公共问题.在没有世界政府的国际社会中,借助国际制度的作用实现全球公共问题的治理,对国际社会的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对全球公共问题的治理主要是通过国际组织治理、非政府组织治理和全球合作治理三种途径来实现的.     

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全球气候治理难题的破解之道

全球气候变化关乎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合作治理是应然需求。然而,人类行为对气候的破坏、气候灾害的流动性增加了跨国治理难度,特别是受全球气候治理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全球气候治理体系领导力匮乏等因素影响,全球气候合作治理仍面临难题。面对新形势与新挑战,中国倡导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为全球气候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提供了破解全球气候合作治理难题的路径选择。作为全球气候治理的新理念、新思路,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主张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多边治理、坚持实践导向,将推动各国以合作共赢为共同体意识,加快经济社会的全面绿色转型,积极承担节能减排主体责任,助推国际社会完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维护国际气候公平正义,实现全球气候善治。     

“全球本土化”:世界风险社会与全球治理危机之出路

“全球本土化”是在世界风险社会背景下解决全球治理危机的新出路。新冠肺炎疫情加剧了全球脱钩趋势,似乎在埋葬全球化,各国“有组织地不负责任”,反映了全球治理的不足与缺位,世界风险社会正呼唤新的治理秩序。“全球本土化”作为后疫情时代的全球治理新模式,意味着在全球治理缺位和全球性挑战蔓延的双重背景下,每个国家、每个地区都可以结合本土化治理体系,进行全球治理危机的应对。在以内循环为主的双循环发展新格局下,中国有望率先通过乡村的全面振兴、发挥乡村本土化优势,开创出具有中国式现代化特征的全球本土化新实践,以“有组织地负起责任”,为各国应对全球治理危机开拓出新的治理模式。     

联合国的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理念评析

作为全球公共卫生治理领域的重要行为体,联合国在实践中遵循了基于人权、发展和安全的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理念。通过构建自身人权议程框架中的卫生话语和议题,联合国基于人权的公共卫生治理理念成为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价值引领;通过在全球发展战略或倡议中设定健康改进目标,联合国明确了基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发展理念;通过在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危机中采用安全话语或安全考量,联合国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安全理念提升了公共卫生问题在全球政治议程中的能见度。毋庸置疑,联合国上述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理念相辅相成,共同促进了新冠疫情防控,但同时也暴露出其存在的原则制定不明晰、卫生问题"政治化"等诸多问题,对联合国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成效和公平性产生了负面影响。     

全球公域治理的现实挑战与对策

地球资源的有限性与人类对资源渴求的需要之间的矛盾,以及利益的驱使,构成了全球公域探索的主要动力,对全球公域的开发利用也为促进人类社会进步提供了可能。但各国对公域资源的争夺和竞争,也使全球公域治理面临一系列挑战,主要体现在公域资源和环境承载力的有限性,无序竞争下产生的公域霸权,公域治理规则和机制欠缺,责任划界模糊。对此,国家作为全球公域治理的主要政治实体,理应在价值导向上正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制度机制上厉行更为完善的法治,在具体实践上明晰主体责任,在治理目标上以人类共同利益为指向,才能避免公地悲剧,实现全球公域可持续与人类长远发展的统一。     

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角色演变与路径优化

气候变化威胁人类的发展和延续,气候治理已成为全球性议题。中国一直坚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积极履行自己的责任和义务,为全人类的共同命运贡献自己的力量。全球气候治理经历了五个发展阶段,全球气候治理起始阶段（1972—1992年）、全球气候治理发展阶段（1992—1997年）、全球气候治理“自上而下”进展阶段（1997—2001）、后京都时代全球气候治理停滞阶段（2001—2015年）和《巴黎协定》下全球气候治理“自下而上”推进阶段（2015年至今）。中国跟随全球气候治理进程经历了谨慎参与、战略防御、发展协同和主动引领四个时期,完成了消极观望、被动接受、主动参与和积极引领四种角色的转换。角色定位决定了我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路径选择：一是提高中国参与全球治理能力;二是增强与其他气候治理主体的合作与协调;三是推动完善全球气候治理机制;四是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引领全球气候治理。     

论全球治理与国际法

无论是在全球治理的理论分析上还是国际法学的研究中,准确理解全球治理与国际法的关系,都是一个亟需解决的基础性问题.全球治理必须在国际法的原则与强行法的约束下进行,而具体的国际法律制度则成为特定领域的全球治理的主要工具.国际法在全球治理中所发挥的具体作用是推动全球治理走向“善治”,并维护治理过程中的“公正”或“正义”.全球治理不仅引发国际法规模的扩张,也促使其向“良法”转型.国际法与全球治理之间将有着一个漫长的互动过程,表现为一种相互依赖的正相关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