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红楼梦》研究学术争鸣述要（上篇）

王国维引进西方文化思想评论《红楼梦》是20世纪红学学术争鸣的肇始,20世纪学人对王氏关于《红楼梦》之思想倾向与悲剧观的论说有不同的评判。红学中索隐与自传两派的争论是延续百年的世纪之争。1954年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大批判运动以及其后“市民说”与“共名说”的争论有得有失,对得或失的不同评估与时代意识形态的变化密切相关。脂批本与程高本的优劣真伪之争是20世纪红学争鸣中延续莳间最长、争论程度最激烈、参与争论人数最多、最具有学术本体性的争论。对曹雪芹生卒年的争论以壬午说、癸未说、甲申说为重镇。     

“百家争鸣”与“不争论”

“百家争鸣”是毛泽东于1957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提出来的。时隔35年之后,邓小平为什么又强调“不争论”呢?就“百家争鸣”与“不争论”的关系,邓自强在1994年9月20《深圳特区报》撰文认为,“百家争鸣”是繁荣科学研究、理论研究的必由之路;而“不争论”并不是针对科学研究、理论     

近百年来日本中国史研究著作中辽金史相关内容提要——《20世纪以来日本中国史学著作编年》读后感

胡宝华先生的《20世纪以来日本中国史学著作编年》一书,2012年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该书共收录了近百年来日本学界关于中国古代史研究的相关学术著作1200余部。作者在书中以“章目提要”的方式介绍了20世纪以来日本中国史研究的成果,为我们客观掌握原著的基本信息提供了可能。同时作者在编写此书时,审慎参考了大量相关书评,为入选...     

日本二战后历史学脉络中的中世国家史研究

日本二战后至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世国家史研究先后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战后初期在唯物史观的影响下,中世国家史研究的主题是以幕府为中心考察日本封建国家的成立。至20世纪60年代,伴随着“权门体制论”的提出,长久以来盛行的公武对立史观得以克服,中世国家并非仅由武家政权构成的认识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此后在批判和继承“权门体制论”的过程中,“东国国家论”成为探究日本中世国家体制的另一重要理论。从20世纪50年代以幕府为中心的“封建国家论”,到20世纪60年代统一公武的“权门体制论”,再到20世纪70年代重提幕府独立性的“东国国家论”,战后日本的中世国家史研究呈现为一种“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上升路径。永原庆二、黑田俊雄和佐藤进一这三位代表性学者,各自在不同时代先后引领了研究潮流,与日本左翼史学国家理论在战后三十年的阶段性发展轨迹相呼应。     

日本经济长期萧条成因述评

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经济出现重大转折,从此陷入长期萧条之中。时至今日,日本学术界有关萧条成因和政策选择的争论一直未停歇过。争论还涉及《前川报告》、国际政策协调、泡沫经济、资产价格减缩和日本银行的货币供给政策等一系列问题。关于萧条成因的争论给人们以多方面的启示:后工业化社会经济周期演化的新特点;国际政策协调难以在参与国间对等进行;结构改革与宏观调控相辅相成;理性的经济政策选择应超越一般社会观念;应提高对通货紧缩的警惕性等。     

“婚姻自由”与“教育平等”——以“袁舜英自杀”和“彭襄弃妻”为例

20世纪20年代湖南长沙发生了两个新闻事件:周南女校学生袁瞬英自杀事件和彭襄弃妻事件,湖南新闻界、教育界和普通社会民众围绕这两起事件发起了关于“婚姻自由”和“教育平等”的争论,此后发生的湖南的女性参政热潮,虽然有更为复杂的区域文化背景原因,这两起事件也是触媒之一。     

20世纪以来中国彝族与日本大和族跨文化比较研究

世纪之交，人类面临种种危机：流行疾病、能源危机、环境恶化等。各种现代化危机的产生，在20世纪后期引发了遍及世 界的“文化寻根”热。作为邻国的日本在中国的文化寻根进入了新的阶段。20世纪70年代末，日本学者鸟越宪三郎提出“日本 人的发源地在云南”的假说。随后，20世纪80年代乃至90年代，“彝族说”为其中关注的焦点。日本的文化寻根原本是为“日本 人论”寻找源流，在此背景下，出现诸多彝族与日本的跨文化比较研究成果。通过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彝族与日本的跨文化比 较研究为中心进行特征分析，认为全球化背景下，突破传统文本，通过影像志方法的跨文化比较研究方法将是未来的新趋势。     

跨文化比较视野下的日本生命伦理争论 ——读洛克《双重死亡:器官移植与死亡的再造》

在日本的生命伦理学史上,一场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且持续近20年的关于脑死亡和器官移植的争论,构成了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北美人类学家洛克将这场争论置于北美与日本跨文化比较的视野下加以审视,撰写了《双重死亡:器官移植与死亡的再造》一书。在北美和日本,脑死亡和器官移植的议题引起了截然不同的公众反应。通过从关于生命与死亡的本体论、身体的商品化、"生命的礼物"的暗喻等层面的跨文化的比较,洛克指出:大多数日本人受到其传统与文化的限制而不愿意接受脑死亡和器官移植,然而,同样地,正是由于其传统和文化的基础,大多数北美人相对容易地接受了脑死亡和器官移植。基于对洛克作品的阅读,本文认为:人类学跨文化比较的方法,能够为理解不同社会文化情境下的生命伦理差异,提供重要的洞见。     

20世纪中国杂文理论之变迁

20世纪中国杂文理论的变迁,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一是鲁迅时期,鲁迅不仅赋予杂文以战斗性,而且赋予杂文以社会学、历史学与民族心理学的重要价值;二是40年代,为杂文的衰落时期;三是50年代,杂文比较冷寂,并引发争论;四是新时期,关于杂文的讨论实际是40年代就开始的关于鲁迅式杂文是否过时争论的继续,提出了“新基调杂文”的概念。从40年代到60年代,杂文命运多舛,多次在与政治的短兵相接中一败涂地,“新基调杂文”实际是杂文领域中一股向着政治叛降思潮的体现。     

日本近一百年来的佛教研究

[提要]近一百年来，日本学术界在引入欧洲实证主义研究方法基础上，综合运用语言学、历史学、思想史等方法，在印度佛教、中国佛教、日本佛教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同时，这种研究范式的局限乃至弊端也开始引起反思。另外，围绕“大乘非佛说”“大乘佛教的起源”“《大乘起信论》的真伪”“如来藏思想是不是佛教”等问题展开激烈争论，深刻影响到东亚乃至世界佛教学术界的研究走向。进入21世纪之后，日本学术界在佛教福祉学、佛教生死学方面进行了新的开拓，力图挖掘佛教学新的可能性。     

20世纪美国美学的发展脉络及其热点问题

20世纪美国美学的发展经历了四个历史阶段,分析美学一直是其主流。艺术的定义问题贯穿整个20世纪美国美学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今天仍然是美国学界最热烈争论的核心问题。虽然自20世纪20世纪80年代起,美国分析美学出现了向“新实用主义”转向、合流的新趋势,但总的来讲,“新实用主义”要蔚然成风并进而取代分析美学的霸主地位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明史·日本传》中永乐宣德要约辨误

《明史·日本传》即《明史》卷三百二十二外国传日本条,关于十五世纪前半中日朝贡贸易关系有这样一段记载:“永乐初,诏日本十年一贡,人止二百,船止二艘,不得携军器,违者以寇论。乃赐以二舟,为入贡用,后悉不如制。宣德初,申定要约,人毋过三百,舟毋过三艘。”这就是迄今为止的史籍中所谓的永乐宣德要约。对于这个所谓的永乐宣德要约,我国学界的绝大多数学者,包括治通史与治专史者在内,都作为信史照例引用,深信不疑。但是在日本学界,关于永乐宣德要约是否存在的问题,早有争论。本世纪二十年代,后藤秀穗第一个提出“它完全是没有事实根据的虚构”,柏原昌三对此提出了反驳,认为它是确实存在     

“个体”的崛起与突围——对“崛起派”中个体意识的思考

20世纪80年代,“朦胧诗”的出现在当时的中国文坛引起了轩然大波.关于“朦胧诗”的争论从一开始就远远超出了“诗学”理论的范畴.支持“朦胧诗”的“崛起派”论者以尊重个体价值为理论武器为其辩护,他们高扬“自我表现”和“心理真实”在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中的重要性.究其实质,他们最终的落脚点在于其内心对中国文学的“现代化”想象.     

不可分的直观——康德数学哲学浅析

在20世纪关于数学基础的争论当中,直觉主义流派往往将康德认作是其理论的鼻祖。然而,回到解析几何与微积分诞生不久的18世纪,康德所提出的“纯粹数学是如何成为可能的问题”,并不容易被已经惯用这两种数学工具的现代人所理解。本文拟通过对“这个问题是如何提出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康德所提出的猜想、康德怎样证明这个猜想”三个方面的分析,来理解康德所提出的这个问题的含义。从中可以看到,“不可分的直观”成为康德数学哲学区别于其他数学哲学流派的核心概念。     

日本古代社会性质的初探

一、日本古代国家的产生 关于日本国家的产生问题,学者们展开过长期的争论。资产阶级学者们编写的历史教科书,将开国纪元搬到神武传说时期(公元前660年);日本进步学者对此曾给予严厉的批判,有力地揭露了御用学者们对历史的伪造。当时人们过着“巢栖穴住”的原     

历史保护与原真性的困惑

关于历史保护,在解决了历史建筑的“生死”之争后,我们仍然面临着一个很大的挑战:保护的原真性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是否存在某种正确的答案?我们如何才能得到这个答案?本文回顾了19世纪至20世纪早期欧洲历史保护理论中关于这个问题的重要争论,其目的并非就此获得一种正确的解答,而是试图指出,现代意义的保护观念与实践其实是一种诠释历史建筑在我们这个时代的意义与价值的独特方式。     

近二十年来的人文精神研究

“人文精神”是中国学术界近二十年来的热点话题。这场持久不衰、历久弥新的学术研究,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争论的焦点是中国文化有无人文精神、中西人文精神的异同、中国人文精神的特质;第二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论争的主题是人文精神是否失落与如何重建人文精神;第三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研究的视角深入到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问题的展开注重学理和实践的结合。     

意义的寻求还是诗艺的探索——论20世纪30年代梁实秋和梁宗岱的争论

20世纪30年代，中国新诗坛出现了在当时著名的“二梁之争”。表面上看，梁实秋和梁宗岱的争论是意气之争；但是，在逞才使气的背后，他们的争论是由于各自所秉持的诗歌观念的迥异造成的。“二梁之争”发生在中国新诗从“非诗”走向“本体的诗”、从“散文化”走向“纯诗化”的分歧路口，在中国新诗理论发展史上有其丰富的内涵。     

哲人与僭政——施特劳斯与科耶夫关于《论僭政》的争论

施特劳斯与科耶夫关于《论僭政》的争论在20世纪西方思想史上具有非凡的思想意义和政治意义。科耶夫相信哲学就其本性而言具有历史性质,哲人必须通过实现政治性的普遍同质国家才能获得最终的理论真理;施特劳斯坚持古典的哲学理解,反对历史主义和彻底的哲学启蒙。施特劳斯与科耶夫的争论从表面上看是关于哲学与政治关系的争论,从根本上说,这场争论的核心问题是古今思想关于真理观和存在论的分歧。     

论幽默的社会功能

两大基本功能幽默和客观现实生活的关系,幽默的社会功能,这是多少个世纪以来理论家们所进行的那场关于幽默的马拉松式争论的主题之一。“逗乐说”、“歌颂说”、“批评说”、“批评和自我批评说”等便是其中有代表性的几种观点。特别是“逗乐说”和“批评说”,形成了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