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龙正荒政思想初探

陈龙正是晚明时期地方社会一位十分重要的人物,曾师于高攀龙,授中书舍人,任南京国子监丞。其所著《救荒策会》以及《几亭全书》中有关救荒的内容,体现了一系列积极的荒政思想,诸如发扬前人的“民本、民生”思想,注重乡村赈济,以天下为己任;标本兼治的务实思想,讲求实效,灵活运用古人成法;救荒要注重人事及救荒人才的重用;新旧思想的碰撞,民间救济中对“贫富”的重新定格等,反映了晚明时期救荒经验的大总结和救荒活动的新发展以及当时社会新思想的萌芽。     

陈龙正荒政思想初探

陈龙正是晚明时期地方社会一位十分重要的人物,曾师于高攀龙,授中书舍人,任南京国子监丞。其所著《救荒策会》以及《几亭全书》中有关救荒的内容,体现了一系列积极的荒政思想,诸如发扬前人的“民本、民生”思想,注重乡村赈济,以天下为己任;标本兼治的务实思想,讲求实效,灵活运用古人成法;救荒要注重人事及救荒人才的重用;新旧思想的碰撞,民间救济中对“贫富”的重新定格等,反映了晚明时期救荒经验的大总结和救荒活动的新发展以及当时社会新思想的萌芽。     

《救荒活民书》荒政思想研究

《救荒活民书》是南宋董煟撰写的一部荒政专著,共三卷。第一卷"考古以证今",记述了历代的救荒事例,并阐述了作者对这些救荒制度或措施的理解与评价;第二卷"条陈今日救荒之策",阐述了宋代的救荒之法,指出了存在的弊端及改进的建议;第三卷"备述本朝名臣贤士之所议论施行",记录了宋代名臣的救荒思想及救荒实践。作为现存的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荒政专著,其内容与体例均对后世的荒政著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苏轼救荒思想述略

苏轼是北宋中后期著名的文学家、书法家,他一生坎坷,仕途多艰。在其出任地方官吏期间,主持和参与了一系列救荒活动,在实践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自己的救荒思想。他加强国家调控,以解决国家财政制度与地方救荒间存在的矛盾;明确责权,健全救荒的行政程序和监督机制。尤其是灾前管理和灾害预警思想最具前瞻性和科学价值,为后世的灾害管理留下了宝贵的经验。     

明代荒政思想析论

有明一代,荒政思想与实践皆有可观.明代的荒政思想首先集中体现在以朱元璋为代表的最高统治者的诏勑谕令中,它是明代的救荒思想的集中体现,为明代荒体系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而以林希元、周孔教、屠隆等为代表的地方大员,是明代荒政的主要实施者和见证者,他们不但记录了各地灾荒的实况,汇集总结了前人的救荒经验,还向朝廷提出了较为系统的政策建议,这可以说是代表了明代救荒思想的官方立场.另外,当时的一些在野官员和地方绅士学者也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救荒措施和建议,它体现了明代荒政思想的平民立场.明代的荒政思想与实践,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反思和总结.     

浅论范仲淹的荒政思想及其救荒措施

范仲淹是北宋中期著名的政治家,他在兴修水利、治理水旱灾害等方面做出了不朽的业绩。在杭州发生灾荒时采取的以工代赈措施是救荒史上的一大创举,创办义庄的成功实践也成为后世义庄的开端。本文就他的荒政思想及其救荒措施,略述己见。     

简论《春秋穀梁传》的救助思想

《春秋穀梁传》的救助思想包括救灾思想、救荒思想、救国思想、救民思想四个方面。核心是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确保社会的健康和稳定。这是《穀梁传》的大智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明清时期平民的救荒意识

平民的救荒意识是指平民在救荒过程中对社会的认识.这种认识是建立在平民的生存与环境、人口冲突之上,包括对官民关系、绅民关系、儒家思想、宗(家)族关系、风俗信仰的认识.明清时期平民的救荒意识和其生存状态、生产能力、生活水平紧密相连.明清时期平民占据了整个社会的绝大多数,这个群体的救荒意识是当时最普遍的救荒意识,其救荒意识不仅维持在饥荒的特定历史时刻,而且在未荒中也保留了这种忧患意识.这种救荒意识为研究明清社会状况提供了新的观察角度.     

明代《救荒本草》编纂特色试探

《救荒本草》是由明初周王朱(木肃)编纂的我国古代第一部救荒专著,与传统的药物学“本草”书籍不同,这是一部系统总结自然界野生植物可以佐饥食用具有较高实用价值的文化典籍。《救荒本草》的编纂刊刻,为灾荒年月老百姓准确.安全和有效地以野生植物代粮度荒,避免误食伤身,积极地抵御自然灾害的侵袭,开辟了广阔的食物来源和新的途径,从而     

两汉"禁民二业"政策的历史考察

“禁民二业”思想是在中国奴隶制时期四民分业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 ,后来成为历代封建王朝中一项重要的统治政策。两汉时期“禁民二业”政策与重农、抑商和抑兼并问题密切相关 ,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 ,其侧重点各不相同。大体而言 ,西汉前期“禁民二业”政策主要是为了实现重农和抑商 ,西汉中期以后则以抑兼并为主要目的 ,东汉时期“禁民二业”政策的出发点是为了抑制豪强地主势力的发展。由于历史背景之不同及其政策目的之差异 ,这一政策所发挥的现实作用也因时而异。     

科技型中小企业借助新三板融资的实证研究

在简单介绍新三板市场及其功能定位的基础上,对新三板企业可采用的融资渠道的效果进行了分析评价,对近年来新三板挂牌进行融资的现状与特点进行了统计分析,认为新三板市场融资功能还未能得到充分发挥,在此基础上就如何进一步促进新三板市场融资功能的发挥提出了建议.     

宋代流民救助述论

由于自然灾害、战争和土地兼并等原因,宋代出现了一些无家可归,四处流浪的流民。为救助这些流民,宋朝采取了对流民进行救济和安置、让流民返还故乡、照顾流民中的老弱病者、招募流民从军入伍等具体救助措施。这些措施对流民起到了较好的救助作用,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雍乾时期景德镇传办瓷器的计数

雍正朝七年(1729)和十一年(1733)传办瓷器的件数有代表性。乾隆朝自元年至十年(1736-1745)传办瓷器较多.又以圆器为主。中国第一历史挡案馆存有乾隆二十八年至三十一年(1763-1766)传办瓷器的档案.从中可计出瓷器的件数、烧成率和制价。传办瓷器的制价亦影响民窑瓷器的价格。传办瓷器在制瓷工艺的仿古创新中有其独特作用。     

从“实事求是”的理念看乾嘉汉学的时代特征

作为清代学术代表的乾嘉汉学,每以“实事求是”的治学口号相标榜。以东吴惠氏为代表的吴派汉学和以戴震、凌廷堪为代表的皖派汉学及其后学扬州学派的阮元等学者,各学派对“实事求是”的理解——即对汉代学者班固提出的“实事求是”说的阐释和运用是各有侧重的。通过对“实事求是”的不同理解与阐释,乾嘉各学派不仅展现出了各具特色的治学面貌,而且也在治学理念上摆脱了宋明理学的框架,建构起新的思想和理论体系,展现出乾嘉时代新儒学的时代特征。     

民国时期甘肃自然灾害的治理及其局限

防灾救灾工作是一项长期而系统的政府行为与社会工程.民国时期,甘肃自然灾害频繁,危害惨重.国民政府采取诸如发放赈济粮、款、以工代赈、修渠建库、植树造林、建立居养设施、防疫治病、仓储积谷等赈济灾民的救治措施,加上民间慈善团体、教会和传教士的治灾救荒,积累了一些有益的经验.但是成效并不显著,也未能达到稳定社会秩序,恢复和发展生产的目的.其局限性在于未能建立防灾救灾的基本制度;科学知识极端缺乏,借助科学技术防止与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严重不足;未能建立相应的社会救助体系;农业生产水平十分低下,群众性生产自救能力弱.     

“班马”的辞赋观与汉代赋学思想的演进

汉代赋学思想是一个完整的体系,支配其形成和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一是汉代的经学思想,一是辞赋的创作实践。司马迁引入汉儒《诗》学标准,首创辞赋“讽谏说”,开启了汉代赋学以政治实用性价值为标准的核心精神;班固则在此基础上加以扩充,提出“讽谕”与“颂美”并重的辞赋观,并且透过《诗》与赋之间的关系,对辞赋发展进行了史的勾勒和风格流派的划分,具有总汉代赋学之大成的意义。通过他们的辞赋观可以看出,汉代赋学思想的演进历程即表现为经学致用观和辞赋艺术精神由对立隔膜到渗透融会的过程。     

英国1834年济贫法改革的社会背景和思想根源

旧《济贫法》直到英国工业革命前期都是贫困救济的重要法律依据，但它所体现的是传统的经济观念，这与工业革命的经济社会变化越来越不相容。古典经济学的兴起为人们提供了一个以自由放任为核心的理解现实的新理念，在新思想体系影响下，社会对贫困救济的观念不断发生着改变，最终导致《济贫法》改革和《新济贫法》的确立。     

班彪祖孙三代的民族关系思想

班彪、班固、班超和班勇祖孙三代或“避地河西”,或远征匈奴,或出使和经营西域的特殊经历,使他们的民族关系思想更加丰富,更具特色。班彪的羁縻南、北匈奴的思想进一步深化了光武帝的“扶南抑北”思想,更有利于东汉王朝控制整个匈奴。班固在《汉书》中通过对各个少数民族政权历史的记述和评论,系统阐发了他的民族关系思想。他的和亲无益、甘言不可信空约不可守、羁縻不绝、有来有往以及战争乃“一劳而久逸,暂费而永宁”等思想观点既有精华,也有糟粕。班超的“示以威信”和“以夷狄攻夷狄”的思想观点及其军事行动,不仅极大地扩大了东汉的声威,而且使东汉完全控制了西域。班勇关于民族关系的理想追求是“自日之所入,莫不向化”,他恢复校尉和设置长史的主张,主要考虑汉朝“安边久长”,希望达到“外夷归心,匈奴畏威”、“抚西域”、“招怀诸国”及“宣威布德”的目的。班彪祖孙三代民族关系思想的形成,既与他们的个人经历有关,也与他们的家世有关;既受传统民族观的影响,也受当时民族关系思潮的影响。他们的思想既有对传统民族观的吸收,也有一定的创新和发展。     

司马迁、班固“实录”精神异趣探源

司马迁、班固在著史“实录”精神上的异趣 ,究其根由 ,除了他们的个人经历、识见不尽相同外 ,关键还在于两人身处的社会环境不同。在司马迁所处的时代 ,文化专制刚刚开始 ,“为尊者讳”的社会风气还未形成 ,司马迁尚能比较自由地著书立说。班固之时 ,随着专制统治的加强 ,人们在评事论政时顾忌颇多 ,“讳君亲之恶”已成一种时习 ,而班固著书又受到最高当权者的直接干预 ,这使得他在许多问题上只能趋于正统、保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