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高新技术产业自主创新能力实证分析

高新技术产业作为知识经济的支枉严业，其发展对经济增长正在产生或即将产生突破性带动作用。本文通过构建创新生产函数模型，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对我国高新技术产业自主创新能力进行了研究，认为研发过程中的资本和劳动投入与自主创新产出有着很强的正相关性，并就此提出提高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竞争力的政策建议。     

技术创新与新创企业生产率——来自VC/PE支持企业的证据

现代经济中,国家的竞争力取决于创建高生产率的创业企业,这些企业能够创造新产品和服务、财富以及新的工作岗位。本文利用2007—2011年PE/VC支持的新创企业数据实证分析了技术创新与企业生产率的关系,我们采用LP方法估计了新创企业的生产率,在充分控制企业异质性及可能的内生性后,研究发现:(1)研发投入对企业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且存在滞后效应;(2)高新技术行业的研发投入弹性系数明显高于非高新技术行业;(3)研发投入对不同生产率水平企业生产率的贡献具有明显差异。此外,企业规模和资产负债率均对新创企业生产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盈利能力和行业需求的增长有利于新创企业生产率的提升。     

研发对企业利润的影响及出口扩大效应

利用异质企业模型并引入研发作为影响企业生产率的异质因素,研究发现在一定的范围内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能够带来利润的提高,并且企业选择出口或者增加出口交易量能够扩大研发对企业利润的促进作用,即出口具有扩大效应。根据2005-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实证检验发现:(1)企业研发规模与利润规模呈显著的正相关性,从而研发对企业利润可能具有促进作用;(2)如果保持生产率不变,企业研发规模对利润规模的偏效应大约降低1/3,从而生产率是企业研发影响利润的一个重要途径;(3)企业选择出口尽管能够扩大研发对利润的促进作用,但是证据较弱;(4)具有强烈的证据显示企业增加出口能够扩大研发对利润的促进作用。总之,研发对企业利润可能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并且企业出口很可能会扩大这种促进作用。     

CEO权力异质性视角下政府资助对创业板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研究北大核心CSSCI

结合高阶理论和资源基础理论提出一个权变的观点,即外部政府资助对企业研发投入的作用受企业CEO权力水平和企业自身资源禀赋的影响,并选取2010~2013年创业板公司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政府资助对创业板企业研发投入具有促进作用;对于高权力CEO的企业,政府资助对企业研发投入有更强的促进作用;对于拥有较高资源禀赋的企业,政府资助对其创新研发投入有更强的促进作用;CEO的组织权力、专家权力和所有制权力均对政府资助与研发投入两者关系起正向调节作用,但声望权力不具有调节作用;对于CEO权力水平高或者资源禀赋高的创业板企业,政府资助更有利于激励企业研发投入,建议政府资助政策可以适当向这类企业倾斜。     

环境规制，企业演化与城市制造业生产率

本文从企业演化的视角,以“十一五”期间全国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计划作为准自然实验,结合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2年~2008年的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考察环境规制与城市制造业经济效率的因果关系.并进一步使用动态Olley-Pakes方法对城市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结构进行分解,剖析了环境规制的具体作用渠道.实证结果表明:相比于低减排指标城市,在排放总量控制计划实施后,高减排指标城市的制造业TFP平均提高8.8%.环境规制政策主要通过提升存活企业TFP和阻止低TFP企业进入的途径提升了生产率,但短期内也导致高TFP企业退出比例的上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降低.本研究对促进地方政府厘清环境规制和城市经济效率之间的关系、有效落实环境保护政策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环境规制,企业演化与城市制造业生产率北大核心CSCDCSSCI

本文从企业演化的视角,以“十一五”期间全国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计划作为准自然实验,结合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2年〜2008年的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考察环境规制与城市制造业经济效率的因果关系.并进一步使用动态Olley-Pakes方法对城市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结构进行分解,剖析了环境规制的具体作用渠道.实证结果表明:相比于低减排指标城市,在排放总量控制计划实施后,高减排指标城市的制造业TFP平均提高8.8%.环境规制政策主要通过提升存活企业TFP和阻止低TFP企业进入的途径提升了生产率,但短期内也导致高TFP企业退出比例的上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降低.本研究对促进地方政府厘清环境规制和城市经济效率之间的关系、有效落实环境保护政策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技术引进与R&D的关联机制研究——以上海市大中型工业企业为例

本文利用1998-2003年上海市大中型工业企业的一个面板数据(Panel Dara)样本,研究了技术引进与R&D之间的关联机制.从企业的技术水平和所有制类型两个层面考察,实证结果都显示从事研发活动的企业明显更倾向于引进技术;反之,企业的技术引进行为对其R&D投入规模也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技术引进与研发活动之间有良性互动关系.进一步的分析发现,在外资企业和非国有其它内资企业中,技术引进与R&D的结合提高了企业的TFP水平,不过促进作用不是很大.国有企业中,技术引进与R&D没有表现出类似的互补关系.在港澳台资企业中,两者结合的技术提升效应不是很稳定.     

财税激励政策对新能源产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发投入的中介效应

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背景下,研究财税激励政策对新能源产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具有重大意义。本文选取2013-2019年新能源产业的面板数据,探究政府补助与税收优惠两种财税激励政策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并检验了研发投入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1)两种财税激励政策均能提升新能源产业的创新绩效水平,且政府补助的激励效果优于税收优惠。(2)研发投入在财税激励政策与创新绩效之间承担部分中介作用。(3)相比于实质性创新,财税激励政策对策略性创新的促进作用更为突出。(4)研发投入承担的中介效应存在企业异质性。文章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财税激励政策效果的研究,对提高财税激励政策的有效性,提升新能源产业研发创新水平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内部控制与研发补贴绩效研究

在万众创新盛行、政府补贴备受关注的背景下,本文分析企业内部控制对政府研发补贴绩效的影响。通过从中国上市公司年报的政府补贴附注明细中区分出研发补贴,再分别以研发投入、专利申请、营业毛利率衡量研发补贴绩效,本文研究发现,内部控制、研发补贴均与企业创新和绩效显著正相关。内部控制能够对政府研发补贴绩效起到显著的促进作用。产权、制度、市场和企业自身的因素均会影响内部控制与研发补贴绩效的关系。本文的研究不仅拓展了有关企业研发投入和创新影响因素的研究,也有助于澄清政府补贴与创新政策的争议,丰富了学术界关于内部控制、政府补贴与创新关系的研究,对进一步深化中国式创新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     

研发投入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 ——基于企业金融化水平门限回归

本文选取1435家A股上市公司2011—2018年度的面板数据,以企业金融化水平作为门限变量,研究企业研发投入对企业绩效的非线性影响关系。研究结果表明:(1)企业金融化行为给研发投入对企业绩效的促进作用带来严重的时滞效应,研发投入对当年企业绩效不存在促进作用;(2)研发投入对未来一年企业绩效有双门限效应,二者呈倒N型关系,在第二区间内研发投入促进未来一年企业绩效;研发投入对未来二年企业绩效有单门限效应,在第一区间内研发投入促进未来二年企业绩效;(3)在适度的企业金融化水平区间内,研发投入才会促进未来企业绩效。本文指出上市公司金融化水平最优区间占比分布具有区域、行业和企业性质异质性,并进一步基于实证研究结果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有利于企业合理管理研发投入和防止企业脱实向虚。     

高新技术产业真的需要供地政策扶持吗？——基于广州市产业升级与地价变化的实证分析

以往文献研究地价如何影响产业升级时,较少对工业内部和城市内部进行研究。本研究采用组内估计的个体固定效果模型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对广州市2007-2017年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回归结果显示,工业地价上涨对产业升级整体上有促进作用,而这种促进作用仅在靠近市中心的区域表现显著,在远离市中心的区域则不显著。分析显示,供地扶持政策削弱了工业用地的市场需求,导致地价呈下跌趋势,并不利于产业升级。而充分竞争的工业土地市场,比起扶持高新技术企业的供地政策,对推动产业升级效果更明显。建议将政策重点从产业与供地扶持政策,调整为强化对偏远区域基础设施的投入,同时强化工业土地市场竞争的公平性。     

东北三省技木创新能力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东北三省的面板数据,建立固定效应变截距知识生产函数模型,对其技术创新能力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企业对东北地区科技进步有着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相对企业而言,高校的促进作用较弱,而科研机构对技术进步的贡献排在高校之后。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有赖于企业充分发挥科技领军优势,同时要进一步强化在高校中形成的研发优。势,而科研机构要合理配置科技资源,提高科研创新效率,加大政府对科研创新的投入力度。     

出口与中国本土企业生产率——基于江苏制造业企业的实证分析

运用来自江苏省本土制造业企业微观数据,通过构建一个测度企业生产率的综合指标体系,利用联立方程计量方法,在解决企业出口和生产率之间内生性基础上,本文实证考察了企业出口与生产率之间的相互关系。研究表明,就测度企业生产率的全要素生产率(TFP)指标而言,出口虽然不是促进中国本土企业TFP增长的因素,TFP却是促进中国本土企业出口的因素;就作为测度企业生产率的资本生产率(S_K)要素生产率指标而言,S_K不仅促进了中国本土企业的出口,同时,出口又促进了中国本土企业的S_K的提升;就作为测度企业生产率的资本—劳动比率(K_L)单要素生产率指标而言,K_L不仅促进了中国本土企业的出口,而且,出口也促进了中国本土企业K_L的提升。更进一步,我们按企业规模和按产品特性分组划分,深入研究了企业出口与生产率的相互作用关系,发现不同规模与不同产品特性的企业出口与生产率关系,存在显著差异。这就为从更深入角度全面考察企业出口与生产率之间可能具有的复杂相互关系,提供了来自类似中国这样发展中大国的经验证据。     

政策冲击、市场环境与国企生产效率:现状、趋势与发展

基于来自国家统计局工业企业的大样本数据,本文从微观层面衡量企业生产效率,并从制度改革与市场环境的视角,深入考察国有企业相对外资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变化以及动态趋势。具体而言,我们基于双重差分模型检验了国企生产效率是否有相对外企(包括港澳企业)存在追赶特征,以及该现象背后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国企生产效率虽然一直低于外企,但确实有显著地逐年追赶趋势。其原因主要在于:第一,国企改革政策效应带来国企内部治理的完善和代理成本的下降;第二,市场环境的变化,主要是市场化进程的加深和行业竞争的加剧带来了国企TFP的追赶。我们的研究结果为当前进一步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与提升企业效率提供了明晰的政策借鉴。     

市场环境、重点产业政策与企业生产率差异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在中国经济转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TFP)是关键。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研究如何厘清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发挥政府对市场的有效干预作用,是重中之重。本文以政府主导的广泛实施的重点产业政策为切入点,分析其对企业TFP的影响。以省级的"九五"、"十五"、"十一五"规划中提及的重点产业为依据,利用1999～2007年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从微观层面系统地考察了重点产业政策对企业TFP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样本期内,重点产业政策整体上显著抑制了相应行业内企业TFP的提升。进一步地,本文从地区市场环境、行业特征、企业所有制等角度对重点产业政策的异质性作用进行了探究,发现重点产业政策对企业生产率的负面影响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内;且市场优胜劣汰机制的完善以及要素市场扭曲的改善有助于缓解重点产业政策的负面作用。重点产业政策的作用渠道主要是将资源从非重点行业流向重点行业,导致企业过度投资、投资效率降低,最终使得整体的TFP水平下降。     

我国科技资源研发效率监测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运用DEA模型测算了全国和各地区科技研发效率的Malmquist指数及其分解指标。DEA模型测算结果显示:1999-2003年,我国科技研发投入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增长幅度为5.07%,且TFP增长主要根源于技术效率的改进和扩散,而整个科学技术研究领域的原始创新能力仍然不足,对研发效率提升的作用不明显;2003-2007年,我国研发投入的TFP增幅为29.4%,TFP增长受到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改进的双重影响,但原始创新能力提升对研发效率改善的效果更明显。从各地情况看,1999-2003年,北京、黑龙江、青海和新疆等15个省(市、区)研发效率呈正向增长态势,上海和浙江保持不变,河北、山西和云南等13个省(市、区)的研发效率呈衰退状态;2003-2007年,四川、陕西、江苏和江西等20个省(市、区)的研发效率呈正向增长态势;上海、浙江和海南等3个省(市)的研发效率保持不变;新疆、重庆和内蒙古等7个省(市、区)研发效率呈下降趋势。论文提出,今后应更加注重优化国有研发资源的投入结构,强化基础研究领域的资源配置,加快国家科技计划管理体制改革等对策建议。     

减税降费为企业提质增效了吗？

减税降费是我国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项重大举措。基于2008-2019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探讨减税降费对企业生产效率的影响机制以及政策转变与影响的异质性，发现：（1）减税降费力度的提高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激励作用显著；（2）减税降费通过人力资本激励和创新激励两条路径为企业增效提质，进一步从员工规模、职工薪酬和研发投入等方面促进企业生产效率的提升；（3）分两阶段考察，由碎片化向普惠性的政策转变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具有规模、行业、产权等异质性。     

家族管理与企业生产率

生产率是衡量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生产率除了与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有密切联系外,还与企业的管理模式存在关系.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用家族指定管理层、家族成员担任董事长或总经理作为家族管理的替代变量,建立家族管理与企业生产率关系的函数,以2002年～2006年沪深两市制造行业的283家家族上市公司为样本,从生产率的角度检验家族管理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在家族上市企业全样本中,家族管理对企业生产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即家族指定管理层、家族成员担任董事长或总经理对企业生产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家族管理对企业生产丰的负向作用在直接上市的家族企业子样本中更明显,家族参与企业管理的程度越高,企业生产率越低.     

重点产业政策、资源重置与产业生产率

产业政策是否有效提升了产业生产率是产业经济实践领域一个关键的实证问题。本文整理了中国省份五年规划的重点产业政策信息,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计算了省份制造业二位码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实证检验了重点产业政策对生产率的影响。我们发现,地方政府的重点产业政策总体上显著提高了地方产业的生产率;重点产业政策对产业生产率的影响程度在不同产业类型上具有显著差异;将资源导向生产率增长率更高企业的程度不同导致了重点产业政策的资源重置效应因产业类型而异。本文的发现意味着,政府提高重点产业政策生产率效应的一个有效途径是,提高产业内部企业之间资源重置效率。     

产业补助对企业研发投入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新能源汽车产业的视角

文章使用沪深A股新能源汽车上市公司2010—2019年的财务数据,实证研究产业补助与企业研发投入之间的关系,并使用模糊断点回归的方法分析补助下降给企业研发投入带来的冲击。结果表明：当补助超过一定程度时,补助可以显著地激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力度,补助开始减少的短期内仍将刺激企业进一步增加研发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