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税激励政策对新能源产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发投入的中介效应

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背景下,研究财税激励政策对新能源产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具有重大意义。本文选取2013-2019年新能源产业的面板数据,探究政府补助与税收优惠两种财税激励政策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并检验了研发投入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1)两种财税激励政策均能提升新能源产业的创新绩效水平,且政府补助的激励效果优于税收优惠。(2)研发投入在财税激励政策与创新绩效之间承担部分中介作用。(3)相比于实质性创新,财税激励政策对策略性创新的促进作用更为突出。(4)研发投入承担的中介效应存在企业异质性。文章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财税激励政策效果的研究,对提高财税激励政策的有效性,提升新能源产业研发创新水平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考虑利他偏好的国家质量基础设施建设模式选择研究

针对当前国家质量基础设施建设存在的活力不足,集成性与协调性不充分、不完全的问题,以多主体参与为基本方式,借鉴Stackelberg主从博弈思想,考虑国家质量基础设施供给企业存在利他偏好行为,构建了政府、国家质量基础设施供给企业和国家质量基础设施应用企业的博弈模型,对不同的国家质量基础设施建设模式进行了比较分析并通过数值仿真进行了验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相比于政府主导模式,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作为政府的有效调控方式,能够提高企业的努力水平;考虑利他偏好的存在,以效用最大化为目的,政府更倾向于财政补贴下的政府—市场结合模式,而国家质量基础设施供给企业更倾向于税收优惠下的政府—市场结合模式。     

政府刺激性投资政策下中小微企业银税互动设计及其投融资决策

银税互动是中国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问题的金融创新。文章在政府刺激投资政策(财政补贴和税收减免)下研究银税互动设计与中小微企业投融资问题，采用实物期权方法，并运用资产定价理论和动态规划理论解析地得到了企业各未定权益价值以及企业决策结果。通过静态比较分析，文章发现与税收减免政策相比较，财政补贴的企业投资加速，破产风险较低，企业价值较高，对应银行紧缩的信贷政策。在债务融资结构方面，企业一般选择银税互动融资。但是，对于财政补贴政策而言，在较稳定的金融环境下，企业会选择银税互动和民间借贷混合的融资方式。此外，文章从企业基本面角度发现，对于波动率较低的企业，银行应采取宽松的信贷政策；对于波动率较高的企业，银行应采取紧缩的信贷政策。最后，从企业和政府角度均发现，在政府政策中财政补贴可能占优。     

企业研发视角下的税收优惠对技术创新的影响

企业研发税收优惠是提高技术创新水平的重要保障。文章在回顾和梳理相关文献的基础上,从研发激励效应角度入手,系统分析了企业研发视角下的税收优惠对技术创新的作用机制。     

政府偏袒缓解了企业融资约束吗?——来自中国的准自然实验

在中国式分权模式下,"撤县设区"行政管理改革弱化了县域政府的经济事务激励,进而减少了辖区企业能够获得的政策扶持,因此这一改革能够有效地被用于识别政府偏袒政策的变动。基于这一外生的准自然实验,我们使用1999~2009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持续经营的县市企业平衡面板数据,检验了政府偏袒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政策偏袒减弱之后,辖区内企业的融资约束状况相对于其他县市企业显著变得更严重;(2)这一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中均保持成立;(3)进一步的影响机制分析发现,撤县设区改革导致县域政府财政经济性支出激励显著弱化,进而降低了辖区企业获得的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政策收益,最终加剧了企业的融资约束程度。     

研发投资、政策激励与企业高质量发展北大核心

研发投资是推动科技进步和提升创新能力的关键,而企业高质量发展需要高效的研发投资.本文以2010-202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样本,探索研发投资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以及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两类政策激励的调节机制.研究发现:(1)研发投资显著促进了企业高质量发展.(2)税收优惠在研发投资与企业高质量发展之间起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而财政补贴的调节作用不显著.(3)基于异质性考虑,从高质量发展战略前后、区域和研发强度三个视角进行分类研究发现,研发投资对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在高质量发展战略前后均显著,而研发投资对非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仅在高质量发展战略后显著.研发投资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和税收优惠的正向调节作用在高研发强度企业和东部以及中西部地区企业显著.财政补贴的正向调节作用在东部地区企业显著,负向调节作用在中西部地区显著.研究结论为深入理解研发投资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提高研发效率、提升企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提供经验证据和参考建议.     

产业政策工具、企业投资效率与股价崩盘风险

中国在推动实施产业政策时通常采用三种政策工具：财政补贴、税收减免和银行优惠信贷支持。本文研究受惠于产业政策的上市公司的投资效率及其股价崩盘风险，以及上述三种政策工具的作用机制。本文以2006—2018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第一，受惠于产业政策支持的企业，其投资效率显著下降。同时，产业政策一方面完全通过增加企业的财政补贴和信贷支持降低企业的投资效率；另一方面则部分通过税收优惠降低企业投资效率。第二，企业投资效率的下降显著地增大其股价崩盘风险，且相对于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较少的企业，因产业政策支持而获得较多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的企业，其投资效率对股价崩盘风险的负向影响更显著。第三，相较信贷支持最高组和最低组的企业，信贷支持居中组的企业，投资效率与股价崩盘风险的负向关系最为显著。本文首次从产业政策工具的视角出发，分别揭示了产业政策与投资效率之间的关系、投资效率与股价崩盘之间的关系以及三种产业政策工具在其中的作用，为制定和调整产业政策以及评价和提高产业政策工具的效率提供新的思路。     

税收优惠能否激励风险投资：基于准自然实验的证据

风险投资支持初创科技型企业的过程中容易出现市场失灵,如何进行政策引导成为关键问题。以投资抵扣税收优惠政策(财税〔2017〕38号文)的实施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方法评估政策效果。结果显示,投资抵扣税收优惠增加风险投资基金对初创科技型企业的投资,且对有限合伙制基金、投资本地基金、经验丰富基金以及非国有基金的正向作用更大。排除投资价格竞争、新基金设立、新企业创建以及税收套利等替代性解释后,证实投资抵扣税收优惠的影响渠道是提高基金的风险承担。风险投资基金策略更多转向初创科技型企业,说明结构性减税政策具有显著的定向引导效果。以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财税〔2011〕58号文)为对照,检验不同形式税收优惠的影响,发现整体性直接降低风险投资基金企业所得税率造成基金的初创科技型投资和风险承担下降。研究表明,相对于降低企业所得税率,投资抵扣税收优惠更有利于激励风险投资支持创新创业。     

财政补贴与税收减免——交易费用视角下的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分析

近年来,为了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财政补贴与税收减免成为了常见的政策工具。本文从交易费用理论的视角为政策分析提供了一个一般性的分析框架,对财政补贴与税收减免这两项政策进行边际比较分析,研究发现财政补贴会从两大方面增加交易费用,而税收减免所增加的交易费用则相对较少,其根本原因是财政补贴会在一定程度上扭曲市场的竞争准则,而税收减免则需要企业的产品先经过市场的检验,两种政策存在本质上的不同。本文还以新能源汽车产业上市公司及新三板挂牌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对该理论进行验证,提出包括新能源汽车在内的高新技术产业政策选择应由财政补贴转向行业性的税收减免。     

新理论@新观点

林毅夫:产业政策应着力降低交易成本选择合适的产业政策对中国这种追赶型国家很重要,政府应着力因势利导,降低交易成本并给予先行企业以扶持。先行企业应该得到政府有针对性的产业扶持,但前提条件是具有自生性。对一些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来讲,政府可以通过信贷和税收优惠来帮助企业。     

基于新企业所得税法税收优惠政策下的纳税筹划

新企业所得税法于2008年1月1日起执行,新税法对原税收优惠政策进行适当调整,将企业所得税以区域优惠为主的格局,调整为以产业优惠为主、区域优惠为辅的新的优惠格局.企业应潜心钻研新的企业所得税法,用好用足政策给予的优惠条件,对企业进行纳税筹划,在筹划中创造经济效益.     

新企业所得税法对外资企业税务筹划的影响

自2008年初新税法施行以来,我国内外资企业的所得税税率得到了统一。我国的税收政策进一步优惠化,并逐渐形成了以""产业优惠为主、区域优惠为辅""的新税收体系。这对内外资企业未来的发展方向、投资策略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外资企业作为国家招商引资的重要纽带,要合理的利用税收优惠政策达成企业的商业目标。新企业所得税法改变了外资企业在国内的特权,许多外商投资企业的税收筹划方法已经不再适用。本文综合了各种观点,对新税法进行了分析,并介绍了新税法实施后对外资企业的影响及其对策。     

发达国家对中小型高科技企业的扶持政策

本文首先对中小型高科技企业进行界定。接着,讨论了中小型高科技企业目前发展的苦难,随后,介绍了发达国家对这些企业的扶持政策,是分别从财政补贴、税收优惠、风险投资、直接融资等解决中小高科技企业资金来源重大问题等方面来讨论的。最后,是对中国扶持中小型高科技企业政策的建议。     

税收优惠、供给侧改革与企业投资

企业减税是当前供给侧改革的重要内容,本文利用2014年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实验分析税收优惠增加对企业固定资产投资行为的影响机制。基于2010～2016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详细的新增固定资产结构数据和双重差分法研究发现:2014年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带来了额外的税收优惠,资产结构越偏长期税收优惠越大。该政策显著促进了试点行业内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特别是对资产偏长期和急需更新固定资产的企业助推作用尤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该政策影响了企业"自购"或"租赁"固定资产的选择,显著地降低了其租赁的概率;其带来的额外税收优惠还起到类似"无息贷款效应",减轻了企业现金流压力,助推了经营绩效好但负债率较高的企业"自购"固定资产。然而,该政策的投资促进效应可持续性较弱,其作用也受制于企业融资实力。本文的研究有助于深化认识税收政策的微观影响机制,识别出影响该政策效果发挥的具体因素,为中国更好地利用税收政策达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目的提供借鉴。     

政府失业治理、劳动力成本与企业盈余管理

劳动力成本上升带来的失业增加和企业盈利下降是中国当前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中亟待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也为盈余管理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考察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企业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并结合中国政府失业治理的制度背景分析其影响机理,可以拓展关于劳动力成本上升经济后果的研究,还可为研究盈余管理的新动机和新特征提供新兴市场国家的经验证据。利用2003年至2013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样本,以职工平均工资作为劳动力成本的衡量指标,利用修正的Jones模型对盈余管理水平进行估计,并分别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面板固定效应回归和两阶段最小二乘回归检验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企业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同时,采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以保证研究结论的可靠性。为了刻画劳动力成本上升背景下政府失业治理与企业财务政策选择交互作用的完整过程逻辑,对因果关系的机制进行系统的探索。研究结果表明,劳动力成本上升时,企业更倾向选择负向盈余管理隐瞒利润或报告亏损,这种影响在国有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高失业率地区的企业中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劳动力成本上升导致就业减少和失业增加,在政府承担失业治理任务的背景下,企业通过负向盈余管理可以获得更多政府就业补贴、税收优惠或减少政府转移的就业负担,这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政府失业治理的政策效应。研究结果对于改革政府失业治理模式、规范企业盈余管理行为、完善政府补贴政策、提高政府公共资源配置效率具有重要意义。建议改革行政干预导向下的政府失业治理模式,改变政府就业补助资金的投向和分配方式,优化政府补贴和税收优惠政策,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公共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从而缓解地方政府行为对于企业财务会计政策的扭曲。     

制度环境、所有权性质与企业实际税率

本文通过考察制度环境对企业实际税率的影响,揭示了制度环境和税收竞争在地区竞争中的作用。研究发现,地区市场化水平、政府治理水平和法治化水平越高,公司实际税率越高,并且此效应只在非国有控股公司中存在;进一步研究表明,上述制度环境与非国有控股公司实际税率之间的关系仅在地方财政创收压力低的情形下存在。这一结果说明,良好的制度环境提高了地区竞争力,可以降低地方政府给予企业税收优惠的压力;由于国有控股公司避税动机较低,同时国有控股公司受到政府较强的控制,脱离本地会使国有控股公司失去政府的保护,政府通过降低税收征管力度给予国有控股公司税收优惠的动力不足。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理解制度环境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认识地方政府行为、制定税收政策以及推动经济体制改革等具有重要启示。     

小微企业增值税起征点提高实施效果评估——来自中国小微企业调查(CMES)数据的分析

定量评估提高增值税起征点的实施效果,对于构建促进小微企业发展的税费政策体系和发挥财税政策调节优势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中国小微企业调查(CMES)数据库,测算了增值税起征点调整后,受惠小微企业数量与税收优惠规模,并评估起征点调整对就业和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增值税起征点由月销售额3万元提到10万元,约有94.7%的小微企业不用缴纳增值税,即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企业约为586.4万,税收优惠规模约为1590亿元。提高起征点新增就业284.05万人,相当于投入5.60万元增加一个就业,低于固定资产投资拉动就业的成本。进一步测算表明,新增就业人口将创造2287亿财富,是2018年GDP的0.25%。最后,起征点提高后,临界值附近税负不公平问题加剧,本文建议将增值税起征点改为免征额,这样约有346.09万小微企业获得优惠,税收优惠规模为1661亿。不仅会缓解起征点附近税负不公平问题,而且把月销售额大于10万的小微企业纳入减税体系,有利于完善小微企业普惠性税收减免政策。     

外部经济效应与政府研发补贴的效率

为提高政府研发补贴资金的使用效率,使政府在科技创新领域发挥更大的杠杆促进作用,从外部经济视角出发,在对政府研发补贴促进技术创新的内在作用机制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利用中国14个制造行业的面板数据,借助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等内在机制分析方法,对企业吸收能力的中介效应和产业集聚的调节效应进行定量分析,实证研究中国研发补贴有多大比例促进企业吸收能力的培养以及产业集聚对提高政府研发补贴利用效率的程度.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研发补贴主要通过低效率的无外部经济效应的渠道发挥作用,而高效率的有外部经济效应的渠道作用偏小,低产业集聚水平会制约政府研发补贴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明确政府在科研领域的职能分工、完善补贴资金的配置机制并促进技术的良好扩散对提高中国公共补贴资金的利用效率至关重要.     

财政补贴、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与高新技术产业创新效率

提升高新技术产业创新效率是落实创新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本文利用2008-2021年我国省级高新技术企业数据，使用空间杜宾模型考察财政补贴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对高新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显示：（1）高新技术产业创新效率在省际空间上表现出显著集聚特征；（2）财政补贴对高新技术产业创新效率存在倒“U”型本地效应；（3）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有助于直接提升高新技术产业创新效率，且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在财政补贴与高新技术产业创新效率之间具有正向调节作用；（4）财政补贴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对邻近省份高新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的影响存在负向空间溢出效应。基于上述结论，未来应合理制定财政补贴制度，发挥政策协调引导功能；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夯实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基础；打造产业集群优势，发挥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以期为提升高新技术产业创新效率提供经验参考。     

基于低碳视角的政府监管与制造商生产的演化博弈研究

政府制定的监管政策对制造商生产策略的选择具有重要影响。本文基于低碳视角，引入政府碳税系数、补贴系数、低碳产品生产成本等参数，针对税收与补贴混合政策、单一税收政策和单一补贴政策三种模式，分别建立了政府与制造商之间决策行为的演化博弈模型，对比分析了不同监管政策下政府和制造商达到均衡所需条件的差异，并进一步探讨了影响政府、制造商决策的关键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当初始生产低碳产品的制造商比例相同时，政府实施混合政策比单一税收政策或补贴政策对制造商生产低碳产品的激励作用更加明显。政府监管与政府低碳税收、高碳产品罚款和监管成本有关，制造商生产低碳产品受到产品成本、收益的影响。研究结论不仅为政府制定低碳产品政策提供了科学依据，也为制造商选择低碳产品策略给予了决策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