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经济带装备制造业产能利用率的测算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企业异质性视角

化解产能过剩、提升产能利用率是我国工业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任务。本文根据1998—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基于超越对数成本函数法测算了长江经济带装备制造业的产能利用率,并从理论和实证层面探讨了产能利用率的影响因素及其异质性。研究发现：长江经济带装备制造业产能利用率具有阶段性特征,其波动趋势与经济周期基本一致;与行业和所有制相比,产能过剩问题更多出现在区域层面。可变投入要素价格主导了长江经济带装备制造业的产能过剩,技术进步和市场调节对产能利用率呈现正向效应,政府干预对产能利用率呈现负向效应。政府干预会削弱市场调节对产能利用率的正向促进作用,政府和市场对产能利用率的影响均呈现边际递减效应。各因素对产能利用率的影响效应受到区域、所有制、行业异质性的多重制约,具有明显的结构性特征。     

产能过剩引致对外直接投资吗?——2005～2007年中国的经验研究

本文采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考察了2005~2007年中国制造业产能利用率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稳健结果支持了产能过剩引致海外直接投资扩张的基本结论。这主要是源于中国制造业的产能过剩突出体现着体制性产能过剩的特征。基于行业特征和所有制结构的估计结果进一步证实,中国经济制度的特殊性已成为影响海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竞争性产能过剩是市场行为的理性选择,并不存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内在驱动力;而体制性产能过剩当面临国内有效需求不足时,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就成为必然选择。围绕实证分析结论,本文提出了有关政策建议,即消除中国经济体制对于行业企业投资行为的扭曲干预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价值。     

企业规模、地方政府干预与产能过剩

产能过剩是本届政府亟待解决的重要经济问题之一,而产能过剩现象具有非周期性和长期性的特点,这与地方政府的干预行为有密切关系。鉴于此,本文试图从财政视角,借鉴Bernanke等(1999)和Fernández-Villaverde(2010)的分析框架,引入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两种不同规模的企业,尝试构建一个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来探讨中国非周期性产能过剩的形成机理。模拟分析发现,为了追求GDP和税收的最大化,地方政府干预(如政府购买和政府补贴)进一步加强,并向大企业、重点企业倾斜,但在促使其产量增加的同时,也出现了投资过度,从而导致了非周期性的产能过剩。为此,要破解产能过剩难题,有必要设计出有效的约束和激励机制,规范地方政府行为,防止地方政府干预过多和大企业投资过度。     

中国工业产能利用率的测度、比较及动态演化——基于企业层面数据的经验研究

中国工业产能过剩问题仍存争议,其背后原因在于可靠产能利用率数据的缺失以及由此导致的实证研究缺乏。本文基于生产函数理论,进一步扩展成本函数法的产能测度框架,试图解决要素价格水平变化、成本函数形式单一以及内生性问题导致的测度偏差;同时,借鉴生产率分解框架对产能利用率变动来源进行分解。本文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进行了相关分析,其中需引起重视的结论主要有:(1)并非政府文件认定的典型产能过剩行业产能利用率最低,尚存在89个四位代码行业产能利用率低于这类典型过剩行业,两者的区别主要是政府认定的过剩行业中只有国有企业存在明显过剩;(2)政府文件认定的典型产能过剩行业中,企业进入退出以及产能扩张行为均直接推动了行业产能利用率的增长,这与现有认识相悖,意味着政府长期在这类行业中推行的产能管制政策需要进一步审视。本文的研究有助于厘清过剩行业的相关事实,并为后续实证研究提供数据支撑。     

“一带一路”倡议对有效缓解我国产能过剩研究——来自281个城市的证据

采用数据包络分析（DEA）法测算201 0—2020年我国城市群的产能利用率,通过PSM-DID方法实证分析“一带一路”倡议对缓解我国产能过剩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一带一路”倡议能显著提升我国城市群的产能利用率11.7个百分点。分区域显示,“一带一路”倡议能显著缓解中西部城市的过剩产能,而对东部城市不显著。从机制检验看,“一带一路”倡议通过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提升对外直接投资水平和推进海外工程项目合作三大作用机制来缓解产能过剩。     

财政政策扩张、纵向产业结构与中国产能利用率

估计我国产能利用率以及理解其背后的演化机理是化解当前产能过剩的前提。本文基于纵向产业结构的视角,剖析财政政策扩张对上下游部门产能利用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理论分析表明,政府投资支出扩张对不同部门的产能利用率具有显著的差异化影响,在促使上游企业产品价格上升,导致该部门产能扩张的同时,抑制了下游产业的产能利用率水平。伴随着财政政策的逐步淡出,下游产业的需求不足最终导致上游部门出现产能过剩,其产品价格持续下降。纵向产业结构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着十分显著的作用。基于我国1998Q1~2014Q4的宏观季度数据,本文采用结构方法分别对上下游部门在样本期内的产能利用率进行估计,从经验层面验证了纵向产业关联的显著性。反事实分析表明,财政政策与信贷因素是共同导致我国目前产能过剩的重要原因。逐步淘汰上游部门的过剩产能与着力激活下游部门的经济活力,两者双管齐下方为治理我国产能过剩的标本兼治之道。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和产业选择分析

通过实证分析,可以看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市场规模敏感程度大于成本因素敏感程度,而技术竞争力的薄弱,东道国较高的技术水平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抑制作用,但双边贸易关系并不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开展,东道国资源禀赋也不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显著影响因素。所以,正确的区位、产业和市场份额选择都是中国企业扩大对外直接投资应考虑的因素。有选择的转移国内产能过剩的边际产业,可以为国内产业结构升级留出资源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     

重点产业政策、资源重置与产业生产率

产业政策是否有效提升了产业生产率是产业经济实践领域一个关键的实证问题。本文整理了中国省份五年规划的重点产业政策信息,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计算了省份制造业二位码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实证检验了重点产业政策对生产率的影响。我们发现,地方政府的重点产业政策总体上显著提高了地方产业的生产率;重点产业政策对产业生产率的影响程度在不同产业类型上具有显著差异;将资源导向生产率增长率更高企业的程度不同导致了重点产业政策的资源重置效应因产业类型而异。本文的发现意味着,政府提高重点产业政策生产率效应的一个有效途径是,提高产业内部企业之间资源重置效率。     

政府干预、经济集聚与能源效率

本文在政府干预背景下经验分析企业、产业和区域3个层面经济集聚对能源效率的影响与作用机制。实证结果显示,市场机制主导的企业集聚能够显著提高能源效率,由于政府干预和环境治理的"搭便车"倾向导致产业集聚无法对能源效率产生预期效果,能源效率与表征区域聚集的城市密度呈U型变动特征。此外,相机抉择使得政府节能减排战略对改善能源效率未能发挥应有效果。控制政府干预的核心因素金融发展变量后发现,金融发展规模扩张、地方政府干预增强导致的资源配置扭曲以及中央政府信贷干预的道德风险,均会抑制产业集聚对能源效率的改进,金融发展效率提高则有助于产业集聚提升能源效率。然而由于存在环境质量治理的市场失灵,借助市场力量和政府适度干预更有利于节能减排目标的实现。     

未定稿

应大力发展服务业 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副主任陈炳才认为，与其大量投资制造业，导致制造业产能过剩、环境污染，不如大量投资房地产外的服务业，让服务业产能过剩。制造业过剩，百姓无甚好处，而服务业过剩，人们享受的服务多了，质量提高了，服务的水平改善了，价格便宜了，这就是消费拉动了。同样10亿元投资，制造业解决的就业比服务业差远了。（《财新新世纪周刊》）     

国际制造业资本转移:动因、技术学习与政策导向——以江苏沿江开发区产业配套为例的实证研究

近年来,国际制造业资本不断地向中国东部地区转移,为这些地区企业与国际制造业资本进行产业配套,提高自主的产业创新能力,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带来了千载难逢的机遇。但是,从实证分析来看,目前国际制造业资本在沿江开发区直接投资的主要动因是投资成本低和看中国内市场的潜力,而且这些国际制造业资本一旦开始在本土正常生产经营,一方面获取投资回报,就会考虑进一步降低生产成本,现实的选择就是发展与其产业的配套。但是,理论分析表明,若遇到本土投资成本上升或国内市场饱和,投资回收困难,国际制造业资本就可能衰退或再转移。原有的本土配套企业专用性投资将遭受沉没损失,而且没有积累起自主的产业创新能力,以至于该地区面临“产业空洞化”风险。由于本土企业没有理由为“产业空洞化”负责,因此,需要政府的引资和投资政策作出调整,从目前以各开发区展开的“引资大战”为特征的资本扩张政策导向转变为鼓励和支持本土企业为支柱产业配套的政策导向,并进一步转变为促进本土企业自主的产业创新能力的政策导向,以在本土企业与开发区支柱企业之间形成最优的产业配套程度。     

智能制造如何提升企业产能利用率——基于产消合一的视角

全球智能化浪潮下,智能制造成为技术领域的新范式,其所具有的“产消合一”核心特征,为破解中国产能过剩困境提供了崭新思路。本文将中国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项目的推广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采用交叠双重差分法（Staggered DID）探究智能制造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及机制。结果显示：智能制造的实施显著提升了企业产能利用率。机制分析表明,“产消合一”是智能制造发挥作用的核心路径,其主要通过赋能生产侧与消费侧两条路径提升产能利用率,具体表现为：在生产侧赋能企业柔性化生产,在消费侧转变消费者地位并创造新消费需求。异质性分析发现,智能制造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提升作用在成长期行业和市场环境较好地区的企业中更为明显。进一步研究表明,相比于生产式智能制造模式,协同式智能制造模式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提升作用更强;并且,智能制造可以从经济效率和社会效益两个方面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本文为政府建立化解产能过剩的长效机制,实现动能转型升级,提供了有益的理论支撑和实践启示。     

财政纵向失衡、地方激励异化与企业投资

在“收入集权，支出分权”的制度背景下，地方政府的财政纵向失衡可能引发地方激励异化，进而对辖区内企业的投融资决策产生影响。本文以2007～2019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实证检验表明地方政府财政纵向失衡会显著提升区域内企业的投资支出水平。机制检验表明，政策扶持力度增强和土地价格上升是财政纵向失衡影响企业投资支出的正向渠道；而财政纵向失衡带来的政府投资增加是影响企业投资支出的负向渠道。异质性检验发现，财政纵向失衡对企业投资的促进效应在国有企业、大规模企业、低市场化程度地区和高经济竞争地区更加明显。此外，财政纵向失衡对企业投资的促进效应是偏离最优效率水平的，主要体现在增加了企业的过度投资水平。本文的研究发现揭示了各层级政府间的财政关系影响辖区内企业决策的微观机制，将有助于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助力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中资企业如何“走出去”——以墨西哥撤销中铁中标为例

<正>无论是业已成为中国对外大战略的"一带一路"战略,还是为人们津津乐道的"中国版马歇尔计划",都寄希望于通过扩大对外投资,特别是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等手段,来有效化解国内诸多产业的过剩产能,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增强我国国际和区域影响力,以及化解美国针对中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的不利影响。在政府政策的有力支持下,乃至政府资金的直接带动下,可以预期未来中国海外投资并购将会更加     

浅谈煤炭企业的现状与发展

在经历了"黄金十年"的鼎盛发展期后,随着煤炭产能过剩、进口煤大量涌入以及国家能源结构调整等因素影响,煤炭行业出现了产能过剩、供大于求,从而导致销售不畅、价格持续下滑,煤炭市场已经迎来了"严寒"。煤企未来的如何发展,将是所有煤炭企业面临的一个新的挑战。     

政府干预、金字塔结构与地方国有上市公司投资

本文以2002~2006年中国地方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政府干预和金字塔层级对投资过度与投资不足的影响。研究发现,地方国有上市公司存在着因政府干预而导致的过度投资现象,仅有微弱的证据表明政府干预与投资不足有正相关关系。并且结果显示,金字塔层级与过度投资负相关。这说明金字塔结构作为法律保护的替代机制可以保护公司行为免受政府干预的影响。本文研究从投资视角为经济转型期的政府干预理论提供直接证据,丰富了新兴资本市场中金字塔结构的研究,并为改革政企关系提供了政策启示。     

中国经济面临四大问题

由于近年来投资结构的失衡,已给中国带来一系列的经济问题,主要体现在房地产投资绑架地方财政、政府主导投资导致国进民退、投资不平衡导致区域经济差距大、粗放型投资导致污染严重等四个方面. 地方经济被房地产绑架 在2010年中国企业500强发布会上,东道主合肥官员明确说合肥不依靠土地财政.     

企业规模、政企关系与实际税率——来自世界银行“投资环境调查”的证据

企业规模对企业实际税率的影响,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证上都没有一致的结论,更为重要的是与此相关的实证文章都没有在征税机构(国税局/地税局)上进行区分。本文利用世界银行2005年对中国企业投资环境调查数据,发现企业规模每增加1个百分点,地税实际税率平均下降2.1个百分点,而国税的实际税率相反却增加0.4个百分点。利用2002年的所得税分享改革作为自然实验,我们排除了因税种差异导致企业规模对实际税率异质性影响的可能,证明税收征管机构的不同才是本质原因。进一步利用量化的政企关系指标,我们探讨了企业与政府职能部门间关系,尤其是与税务部门关系,如何作为中间变量建立起企业规模与实际税率之间联系。本文有助于理解中国特殊制度背景下企业实际税率的决定因素。     

产能过剩治理实践中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研究

正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所谓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实际上就是在资源配置中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还是政府起决定性作用的问题。产能过剩成为当前经济发展中的突出矛盾,与政府对资源配置干预过多、干预不当、市场功能发挥不够有密切关系。建立化解产能过剩的长效机制,就是要着力解决上述问题,核心是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政府"有形的手"有效配合市场"无形的手"发挥作用,市场、     

R&D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行业异质性——来自中国制造业的经验证据

RD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途径,RD投资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效果会由于行业性质的差异而有所不同。本文在RD资本存量的基础上,测算了产业间、国际贸易和FDI三种渠道下的RD资本溢出以更为全面地考察研发投资的作用,进而以2000—2009年中国制造业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了RD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行业异质性,结果发现:在资源加工业和机械电子业中,RD投资和产业间RD溢出推动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但国际贸易与FDI渠道下的RD溢出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对于轻纺制造业来说,RD投资并没有转化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来自产业间、国际贸易和FDI的RD溢出却都有助于其生产率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