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升激励、地域偏爱与企业环境表现:来自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晋升激励和地域偏爱是影响地方政府官员决策行为的关键因素。本文以2009-2015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探讨官员更替对企业环境表现的影响，并分别从晋升激励和地域偏爱两个角度切入分析这种影响背后的机制。研究发现，地方政府换届后，若继任官员来自本地调任，则当地企业的环境表现将得到改善；而若继任官员来自异地调任，则当地企业的环境表现将发生恶化。这一研究结论在解决可能的内生性问题、改变度量指标、考虑滞后反应、进行安慰剂测试、调整样本及控制其他可能的遗漏变量等一系列稳健性测试后仍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异地调任的继任官员出于晋升激励的动机而倾向于降低地方环境治理水平；而本地调任官员出于对曾经任职地区的地域偏爱而更重视当地环境治理。本文创新性地从地方官员的晋升激励和地域偏爱视角探讨企业的环境社会责任，为理解地方官员的决策模式和企业环境责任行为提供了新思路。     

地方政府行为与财政分权增长效应的地区性差异——基于经验分析的判断、假说及检验

分税制改革后,各个地区的地方政府都拥有更加强烈的激励扩大预算外收入,加大对地区经济的攫取。但由于东中西部地区在产业结构、所有制结构等经济结构上存在显著差异,地方政府行为在不同的地区也表现各异,并最终导致财政分权的增长效应呈现出地区性差异。本文通过构造反映财政分权、地方政府行为和地区经济结构的计量指标,运用1997￣2003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对我们的推断进行了实证检验。得出的主要的结论是:非农产业和非国有制经济越发达,地方政府"攫取之手"就越少。因此,在非农产业和非国有制经济相对发达的东部地区,当前的财政分权体制有利于地区经济增长,而在中西部地区则相反。本文认为加大对预算外收入的约束、改革转移支付体系和对地方政府官员的考核机制,将会逐步扭转财政分权对地区经济的不利影响。     

官员晋升压力与企业创新北大核心CSCDCSSCI

以2000年~2012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选取地方官员晋升这一独特视角,实证考察地方官员的晋升压力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并分别从企业产权性质、地区市场化程度和企业政治关联三个维度对这一影响进行了更深层次的多角度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地方官员晋升前期,企业创新数量和质量都会显著降低,这种抑制作用在地方国有企业、市场化程度更低和有政治关联的企业中表现更为显著.扩展检验发现,企业在官员晋升前会通过慈善捐赠而非寻租的方式与政府建立联系,从而进一步挤出创新.本文研究不仅从微观层面为揭示官员晋升的经济后果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而且对我国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和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具有清晰的政策意义.     

政府竞争、资本配置与上市公司“壳资源”转让

地方政府间的晋升锦标赛迫使政府官员寻求一切可能的方式完成政绩、争夺和保护地区的优势资源,人为地干预资本资源配置.以2000年至2006年地方上市国有企业被民营企业并购、控制权发生转移的公司作为样本,以是否为辖区内并购作为因变量,以行业调整的绩效指标和企业规模作为自变量,建立Logit回归模型,探讨稀缺的"壳资源"在辖区内外转让是否因其质量的不同而具有差异性.在控制公司特征、治理因素和年份固定效应等因素后,发现在卖方主导的国有上市公司"壳资源"转让过程中,地方政府倾向于将绩效好、影响力大的国有企业转让给本地民营企业,而将绩效差、影响力小的国有企业转让给外地民营企业.根据地区竞争力水平对样本进行分组,发现竞争力排名靠后的地区比排名靠前的地区"壳资源"的质量在辖区内外转让的差异更为明显,表明在经济基础较为薄弱的辖区,地方政府更倾向于采取地方保护主义的方式维持地方经济.     

官员晋升压力与企业创新

以 2000 年 ～ 2012 年 A 股上市公司为样本, 选取地方官员晋升这一独特视角, 实证考察地方官员的晋升压力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并分别从企业产权性质、地区市场化程度和企业政治关联三个维度对这一影响进行了更深层次的多角度研究． 研究结果表明,地方官员晋升前期,企业创新数量和质量都会显著降低,这种抑制作用在地方国有企业、市场化程度更低和有政治关联的企业中表现更为显著． 扩展检验发现,企业在官员晋升前会通过慈善捐赠而非寻租的方式与政府建立联系,从而进一步挤出创新． 本文研究不仅从微观层面为揭示官员晋升的经济后果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而且对我国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和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具有清晰的政策意义．     

地方官员政绩信息关注对企业盈余管理的影响研究

基于盈余管理的视角,将中国地方政府工作报告作为政绩信息的载体,研究地方官员政绩信息对企业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地方官员政绩信息关注能够显著降低企业的盈余管理水平;外部关注强度、内部治理水平和企业融资能力的提高,是地方官员政绩信息关注减少企业盈余管理行为的理论机制。异质性分析发现,针对非国有、行业竞争激烈、市场化程度较高和经济增长目标约束较弱地区的企业,地方官员政绩信息关注能够发挥更强的边际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地方官员政绩信息关注在行业层面具有溢出效应,能够降低与被提及公司同行业企业的盈余管理水平。     

竞争效应抑或规模效应——辖区细碎对城市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

分权体制下的地方竞争被广泛认为是中国经济持续多年高速增长的一个基本动力,然而近年来地方竞争的负面效应逐渐显现。本文通过构建分别表征辖区间竞争强度含义的空间细碎化指标和规模经济含义的人口规模细碎化指标,实证分析了辖区细碎对城市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空间细碎化的竞争效应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第二产业。进一步分析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地方竞争的增长效应经历了先强后弱直至消失的过程,而人口规模细碎化对城市规模效应的抑制则越发明显和强烈,进而阻碍了城市特别是人口规模较大城市的经济增长。本文的研究发现为认识和评价地方竞争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意义提供了一个新的证据,同时也为中国城市地区的行政区划整合实践提供了经验支持。     

财政纵向失衡、地方激励异化与企业投资

在“收入集权，支出分权”的制度背景下，地方政府的财政纵向失衡可能引发地方激励异化，进而对辖区内企业的投融资决策产生影响。本文以2007～2019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实证检验表明地方政府财政纵向失衡会显著提升区域内企业的投资支出水平。机制检验表明，政策扶持力度增强和土地价格上升是财政纵向失衡影响企业投资支出的正向渠道；而财政纵向失衡带来的政府投资增加是影响企业投资支出的负向渠道。异质性检验发现，财政纵向失衡对企业投资的促进效应在国有企业、大规模企业、低市场化程度地区和高经济竞争地区更加明显。此外，财政纵向失衡对企业投资的促进效应是偏离最优效率水平的，主要体现在增加了企业的过度投资水平。本文的研究发现揭示了各层级政府间的财政关系影响辖区内企业决策的微观机制，将有助于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助力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地方政府对集聚租征税了吗?——基于中国地级市企业微观数据的经验研究

本文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理论,利用1999~2007年中国地级市工业企业层面的面板数据,检验了城市集聚经济和产业集聚经济与企业税收负担之间的关系。我们发现,中国的地方政府并没有对集聚经济创造的集聚租征税,向下的税收竞争仍然是地方政府之间策略性反应的常态。这意味着通过集聚经济创造的集聚租来引导地方政府实现自发的税收协调机制在中国并不存在。中国式分权与以GDP为主的官员绩效考核机制相捆绑的制度安排形成了地方政府之间为增长而竞争、地方保护主义和国内市场分割、中国城市集聚经济不足、不稳定与趋同以及依靠"政策租"而形成的虚假产业集聚可能是阻碍这种自发协调机制运行的原因。我们认为,通过相应的政策和制度安排,这种自发的协调机制理应成为中央政府通过地区间均等化转移支付制度进行协调之外的一种有益补充。     

我国地方政府官员激励机制困境的成因及消解——基于“政治晋升锦标赛”的视角

<正>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的行政分权使地方政府官员在政治、经济与社会领域拥有更广泛的权力空间,这也被认为是推动我国自转型时期以来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一个核心要素。因此,对我国地方政府官员在行政分权后的激励问题研究与分析愈加显著与强烈。而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理论模型便是由周黎安提出的"政治锦标赛"激励模式。这种模式在地方政府官员的工作激励和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带来唯"GDP论英雄"及各种以推动经济     

官员GDP崇拜的体制性根源

正一、地方官员的GDP崇拜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3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这被外界称为"中国奇迹"。有人将这一奇迹归功于中国的发展主义政府,并且将当代中国的政经关系概括为"中国模式",这种模式不同于强调自由市场的"华盛顿共识",各级政府通过产业政策、货币政策和行政干预,深度介入经济发展,地方官员更是将经济增长作为政府的第一要务。但近年     

人事变更、法制环境和地方环境污染

本文利用2004~2011年我国287个城市市长和城市的匹配数据,分析了地方领导任期和法制环境对环境污染水平的影响。地方政府和污染企业之间的"政企合谋"是导致环境污染难以治理的主要原因。实证结果表明,地方官员的稳定性和较差的法制环境是导致"政企合谋"的重要原因:地方领导任期越长,地方政府和污染企业越容易建立"人际网"和"关系网",从而放松对于企业非法排污行为的监管;法制环境从制度层面制约污染企业和地方政府之间建立合谋,法制环境越差,合谋现象越普遍,非法排污行为越严重。地方领导职务变动会打破旧的合谋关系,从而改善生态环境。但是,这一治理效果受到当地法制环境的影响:法制环境较差的地区,污染企业越容易和新任领导重新建立合谋关系,从而削弱人事变更的治理效果。因此,我们认为,加强污染治理的长效机制是法制建设和制度完善,而不能只依赖于领导干部的人事更换。     

规制官员激励与行为偏好——独立性缺失下环境规制失效新解

环境规制显著受到经济发展的干扰,具有典型的独立性缺乏特征。在此背景下,规制官员既受制于地方政府行为目标,又须履行规制职责,其行为偏向尤为复杂。本文基于中国环境规制体制基础,剥离地方政府官员的影响,集中分析到任年龄、任职年限等规制官员个体特征因素对规制行为的内在影响,并对其规制行为偏好进行探析。研究发现:规制官员到任年龄与规制行为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且在东部地区明显,中西部地区不明显;规制官员行为偏好在突发事件与不同污染排放间均呈现异质性,而这些异质性与晋升激励制度有关。以上研究表明,规制官员与其他行政官员的行为方式并无显著差异,这与规制独立性的要求相差甚远,在未来环境规制过程中亟待重视与解决。     

政府干预、多元化经营与公司业绩

本文对转轨经济下政府干预与企业经营行为间的关系进行了考察。研究发现,政府直接控股的上市公司更易实行多元化经营,而且在政府干预经济越严重的地区,这种现象越为明显。政府干预下的公司多元化经营,由于更多地出于政治目标和社会职能的考虑,降低了企业的绩效。本文的研究增进了我们对经济转型时期政企关系的认识,对理解新兴市场公司的多元化行为也提供了新的视角。     

市场化转型、就业动态与中国地区生产率增长

中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渐进式改革已经持续了30多年,特别是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各地区的市场化进程更是进一步加快。本文以此为背景来评估市场化转型对中国就业动态变化(包括就业创造与就业破坏)以及地区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利用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进行深入的实证研究,本文发现,市场化转型通过"提升就业创造率"和"降低就业破坏率"两个途径显著地促进了中国就业净增长,并且前者的影响更大。本文的另一个重要发现是,市场化转型促进了劳动力资源由低生产率企业向高生产率企业的转移,即通过改善就业再配置效率进而显著地促进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上述发现对于深入认识和理解转型国家的就业变动模式与生产率增长的动力来源具有重要的意义。     

政治关系、制度环境与民营企业银行贷款

本文分析政治关系是否有利于民营企业获得银行贷款。我们以我国1993～2005年在沪深交易所上市的民营企业为样本,以这些企业的董事长或总经理是否是现任或前任的政府官员、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来判断企业是否具有政治关系。研究结果发现,有政治关系的企业比无政治关系的企业获得更多的银行贷款和更长的贷款期限,而且,在金融发展越落后、法治水平越低和政府侵害产权越严重的地区,政治关系的这种贷款效应越显著。这些研究结果表明,在我国金融发展较落后、法治水平较低和产权保护不强的制度条件下,政治关系可以作为一种替代性的非正式机制,缓解落后的制度对民营企业发展的阻碍作用,帮助民营企业获得银行的信贷支持,促进企业发展。     

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历史起源:以江浙两省为例

本文试图从非正式政治权力结构的角度为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差异问题提供一个新的解释思路。各地区解放前不同的革命传统塑造了地方政权内部的非正式政治权力结构,而非正式权力结构进一步影响了地方干部的行为动机,这导致了20世纪80年代前各地区在经济政策取向上的差异,最终影响了各地区的长期经济发展绩效。本文的实证研究发现,江浙两省内部的县域经济差距显著地受到了革命传统以及解放后地方非正式权力结构的影响。由于省级政治精英来源结构及其与地方干部非正式政治关系的差异,解放前浙江省地方革命力量强的地区经济增长相对较快,而江苏省此类地区的经济增长则相对较慢。     

从新城看治理:增长目标短期化下的建城热潮及后果

中国的新城建设集中体现了增长目标短期化下的发展模式。本文发现,在人口流出地和中小城市,地方官员变更是引发新城建设的重要成因。同时,相对年轻的地方官员在新城建设上动力更足。尤其是在2008年后,为遏制经济增长下滑态势,新城建设被普遍用作应对经济下行的手段。新城规划面积越大其城投债发行规模越大。虽然新城建设所伴随的投资有利于短期经济增长,但也促使地方政府债务累积,为长期经济健康发展埋下了风险隐患。通过新城建设可以看出,地方经济增长目标的短期化是迈入高质量发展新时代的国家治理体系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政府干预、所有权性质与企业并购

本文考察了在存在地方政府干预的背景下不同所有权性质与企业并购决策的关系,研究发现,地方政府直接控制的企业更易实施本地并购、更多的实施无关的多元化并购,而中央政府控制的企业则可以突破地方政府设置的障碍,实现跨地区并购。本文研究表明,地方政府干预的确对企业的并购决策产生了影响,也一定程度支持了我国存在市场的地区分割的结论。     

政策不稳定性与经济增长——来自中国地方官员变更的经验证据

以1999~2013年地级市官员变更为样本,本文实证考察了政策不稳定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官员变更所引发的政策不稳定性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其中,不确定性预期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更为突出。(2)官员变更对经济增长的财政影响总体上要强于其信贷影响,但财政政策渠道传导的主要是官员短视性政策行为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而信贷政策渠道传导的则主要是官员变更引发的政策不确定性预期。(3)经济增长对官员变更有正向的刺激作用,但经济增长风险却是官员晋升体系中的一个负向考核指标。我们还发现,随着科学发展观对官员变更制度中的经济考核指标的弱化,中国经济增长中的政策因素和政策风险显著减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