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资源配置如何影响城市经济发展质量?——基于土地市场交易价格和城市面板数据的空间计量分析

利用中国土地市场网的土地市场实际交易数据和中国277个地级城市面板数据，采用基于2SLS法的空间滞后解释变量模型(SLX)探讨了土地资源配置对城市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土地资源在工业领域的偏向性配置导致工业用地价格被严重低估，进而产生工业用地应得收益大于实际价格的反向错配问题；尽管土地资源错配可在一定程度上提升经济发展成果的共享水平，但却通过阻碍发展动能转换、降低发展效率、抑制产业结构升级、加重节能减排压力等机制对本市及周边城市的经济发展质量提升产生了明显的不利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除小城市的土地资源错配对其自身及周边城市均未产生明显影响外，大城市和中等城市土地资源错配对其自身及周边同等级城市以及中等城市土地资源错配对周边小城市的经济发展质量均产生了抑制作用，而大城市与中等城市间土地资源错配的空间外溢效应却显著提升了各自的城市经济发展质量.研究结论对于深刻把握土地资源配置影响城市经济发展质量的作用机制，进一步推进城市建设用地市场化改革、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城市规模、生产率优势与资源配置

本文以城市空间作为企业生产率分析边界,基于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通过生产率分解方法对中国大城市企业生产率优势进行分析,间接测度出大城市具有较高和改进较快的资源配置效率,从企业间资源配置效率视角为大城市的制造业生产率优势提出了一个新的解释,并指出之前对集聚效应、选择效应等的估计可能有偏。本文的研究发现,中国大城市的制造业兼具企业生产率的静态和动态优势,即不但生产率水平高,而且提升快,这可以构成大城市吸引和汇聚企业的主要经济原因。虽然城市加总企业生产率提升主要来源于企业自身的成长效应,但不同规模城市间生产率提升差异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企业间资源配置效率改进的不同,资源配置效率改进的贡献能够解释大城市企业生产率提升的39.50%,而中小城市仅能解释22.95%,大城市因较高的资源配置效率改进贡献而实现了企业生产率的较快提升。研究还发现,大城市企业间资源配置效率与中小城市的差距在逐步放大,大城市的资源配置效率提升了24.98%,而小城市却下降了25.56%,同时城市内企业间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主要来自于非国有企业。可以预见,大城市的吸引力会进一步增强,这一系列发现对于破解"大城市病"、区域发展不均衡问题都具有启示意义。     

中国企业“出口—生产率悖论”:理论裂变与检验重塑

为了寻求中国企业"出口—生产率悖论"存在的理论解释,选择Melitz(2003)构建的模型框架,凝练出能够得出"生产率高的企业出口而生产率低的企业内销"命题所依赖的7条假定。通过重新审视这些假定,探寻了可能造成"悖论"的一系列原因,从而基本上囊括了目前所有对"悖论"的解释。利用2006~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利用工业总产值、资产总计与支付工资总额变量,计算一种命名为"投入成本生产率"的生产率,用于检验中国企业"出口—生产率悖论"的存在性。检验发现在30个制造业行业中有29个存在"悖论",从而成为了支持"悖论"存在性的最强经验证据。最后,探讨将"悖论"作为经济现实时,如何对待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的问题。目前,无法构建导致"悖论"存在的充分条件,除非设定极为苛刻的假设条件。即使能够得到这种充分条件,所依赖的模型构建也只是与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相平行的理论,用于解释中国经济现实而已。     

城市级别、全要素生产率和资源错配

本文从城市行政级别这一全新视角重新解释了城市的生产率水平和资源配置效率。我们发现,行政级别越高的城市,其制造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平均水平也越高,但城市级别对TFP的正面影响主要体现在国有企业和外资及港澳台企业,高级别城市民营企业的TFP反而更低;行政级别越高的城市,制造业企业的资源错配程度越严重,并且这一效应集中体现在国有企业和外资及港澳台企业,城市级别对民营企业的资源配置反而具有改善作用。城市级别发挥作用的渠道包括高级别城市的企业政府补贴更多、人才优势更大、融资便利更多、地方税负更小,其中前3个渠道主要体现在国有企业,地方税负主要体现在外资及港澳台企业。本文的研究推进了对城市生产效率的理解,并且从更一般的意义上揭示了行政手段作为资源配置方式的经济意义。     

地方政府财政缺口与土地出让方式——基于地方政府与国有企业互利行为的解释

在现有分税体制下,土地出让是地方政府缓解财政缺口压力的重要渠道。本文利用2003~2010年中国149个地级市城市面板数据、并结合2003~2008年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考察了国有企业在地方政府面临财政缺口增加时出让土地的作用。本文基本结论是:当面临较高的财政缺口压力时,地方政府会以较低的价格向国有企业增加出让土地,尤其是在经济增长下滑阶段、地方政府利用财政政策刺激经济的时候,财政缺口增加导致国有企业比重高的城市协议土地出让比例更高。从互利角度来讲,国有企业能够获得更多价格低廉的土地作为投入,从而提高企业的营业收入;同时,地方政府会因地方国有企业投资增加而获得更多的税收收入。     

土地制度与中国的发展

地区竞争被认为是解释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关键变量,地区竞争主要表现在县级层面,因为县拥有土地的实际控制权。县际竞争主要是招商引资,用以招商引资的主要资源是土地。可是,中国土地是国家所有,政府对于土地的拥有毕竟不同于地主     

过犹不及事缓则圆:地方经济增长目标约束与全要素生产率

以中国为代表的转型经济体对经济增长目标的"干预"会显著影响地方政府经济行为。本文通过理论模型分析了地方经济增长目标约束对经济效率影响的作用机制,并在此基础上,以2002～2014年中国230个地级市政府工作报告中的经济增长目标数据为样本,检验了地方经济增长目标的制定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1)当经济增长目标制定采用"留有余地"的设定方式时,地级市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相对较高,而在采用"之上"、"确保"、"力争"等硬约束表述时,地级市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相对较低。经济目标硬约束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作用更多地体现在技术效率(TE)上。(2)经济增长目标"层层加码"明显抑制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这种抑制作用在2006年以后更加严重并表现在全要素生产率的各个组成部分。(3)如果一个城市经济增长目标采用"留有余地"设定方式,经济增长目标实际完成情况则会更好,全要素生产率也会得到一定地提升。(4)中间机制检验表明,经济增长目标"层层加码"通过竞相投资的潮涌效应,扭曲投资结构,抑制产业结构升级,技术创新挤占以及导致企业间资源要素错配等机制降低了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以上实证结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仍较为稳健。本文可以为理解中国经济运行的一系列独特现象,如GDP水分、重复建设等问题提供重要线索。     

中国制造业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与全要素生产率

本文以金融服务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为切入点,基于中国制造业行业间和不同类别企业间金融资源配置的现实背景,构建金融资源配置扭曲导致全要素生产率损失的分析框架,测度中国制造业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及其扭曲导致的全要素生产率损失。研究发现：（1）制造业行业间金融资源配置效率较高,而行业内金融资源配置效率较低。在行业内配置中,债务配置效率和融资规模配置效率相对较低。（2）在样本期内,制造业总体金融资源配置扭曲导致的全要素生产率损失年均为37.30%,其中,行业内和行业间配置扭曲导致的生产率损失年均分别为31.54%和5.76%。在行业内配置扭曲导致的生产率损失中,债务配置扭曲和融资规模配置扭曲是主要来源。金融资源配置的“所有制歧视”比“规模歧视”导致的生产率损失大,且非国有和小规模企业内部配置扭曲导致的生产率损失较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后各类金融资源配置扭曲导致的全要素生产率损失显著减少。（3）重点产业前期金融支持政策形成的“好”扭曲不同于传统非重点产业的“坏”扭曲,随着重点产业的发展,“好”扭曲会缓解,全要素生产率损失也会因此下降,“好”扭曲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这一作用规律对当前金融助力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     

绿色生产率及其对工业低碳发展的影响研究

基于1995年至2009年碳排放特征分组的中国工业投入产出数据,采用方向距离函数估算工业的生产效率和绿色生产率,基于方向距离函数的SML指数方法测算绿色生产率增长指数,从时间和行业两个维度比较分析工业绿色生产率的变化趋势和行业差异,结合改进的STIRPAT模型面板数据模型估计方法,就绿色生产率对工业低碳经济发展的作用及影响工业低碳发展的主要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相对于不考虑碳排放的生产效率,绿色生产率在高碳排放强度行业上升,在低碳排放强度行业下降;绿色生产率先升后降,对工业低碳发展有显著正向影响,对高碳排放强度行业作用更大;绿色技术进步对工业绿色生产率增长和低碳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显著大于绿色技术效率;碳排放强度与经济产出关系具有U型曲线特征,化石能源结构调整不能促进工业低碳发展.     

工业用地出让与引资质量底线竞争——基于2007～2011年中国地级市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

基于2007~2011年中国地级市工业用地出让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增加工业用地的出让面积,可显著地拉动当地非房地产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工业增加值、GDP和财政收入;但是,若地方政府以协议出让工业用地的方式来吸引投资,则将会显著地抑制上述拉动作用。这暗示,协议出让工业用地所引来的项目质量较差。结合其他现有研究成果,我们认为地方政府在土地引资的竞争中不仅存在着竞相增加土地出让面积和降低地价的底线竞争行为,还存在着竞相降低引资质量的底线竞争行为。     

为何高出口密集度企业的生产率更低?——基于固定成本异质性视角的解释

为何高出口密集度企业的生产率反而更低?通过将出口密集度和固定成本的取舍关系融入经典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本文阐述了出口密集度与企业生产率的关联机制。模型结论表明:低效率企业会通过"低固定成本—高出口密集度"方式参与对外贸易,高效率企业则通过"高固定成本—低出口密集度"方式同时在国内和国外市场进行规模化销售。当外需减小时,大规模高出口密集度企业可能首先退出市场。利用中国工业企业层面的微观数据,本文为理论模型提供了稳健的经验证据。     

环境规制,企业演化与城市制造业生产率北大核心CSCDCSSCI

本文从企业演化的视角,以“十一五”期间全国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计划作为准自然实验,结合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2年〜2008年的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考察环境规制与城市制造业经济效率的因果关系.并进一步使用动态Olley-Pakes方法对城市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结构进行分解,剖析了环境规制的具体作用渠道.实证结果表明:相比于低减排指标城市,在排放总量控制计划实施后,高减排指标城市的制造业TFP平均提高8.8%.环境规制政策主要通过提升存活企业TFP和阻止低TFP企业进入的途径提升了生产率,但短期内也导致高TFP企业退出比例的上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降低.本研究对促进地方政府厘清环境规制和城市经济效率之间的关系、有效落实环境保护政策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环境规制，企业演化与城市制造业生产率

本文从企业演化的视角,以“十一五”期间全国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计划作为准自然实验,结合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2年~2008年的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考察环境规制与城市制造业经济效率的因果关系.并进一步使用动态Olley-Pakes方法对城市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结构进行分解,剖析了环境规制的具体作用渠道.实证结果表明:相比于低减排指标城市,在排放总量控制计划实施后,高减排指标城市的制造业TFP平均提高8.8%.环境规制政策主要通过提升存活企业TFP和阻止低TFP企业进入的途径提升了生产率,但短期内也导致高TFP企业退出比例的上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降低.本研究对促进地方政府厘清环境规制和城市经济效率之间的关系、有效落实环境保护政策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我国要素配置优化的着力点在哪?——基于多维度要素配置扭曲程度的比较分析北大核心CSSCI

要素配置体制改革是实现我国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关键,然而其中一个重要问题:我国要素配置优化的着力点在哪?通过引入中间投入要素,并放松生产函数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本文对我国制造业要素配置扭曲程度展开多维度分析。结果表明:(1)尽管在结构性改革政策下,2015年开始我国各类部门间错配有所缓解,但是部门内企业间错配在2008年后呈现加重趋势,使得2008年后我国整体资源错配问题逐年加重,尤其是中间投入错配。截至2018年资源错配导致我国TFP损失了10.23%,其中资本错配最为严重,中间投入错配其次,劳动错配最轻。(2)纵向比较而言,部门内企业间错配比部门间错配更为严重。而就部门间错配而言,行业间错配最为严重,地区间其次,所有制间最轻,分生产要素后也是如此。(3)分部门内部而言,纺织业、石油化学工业、机械电子业,东南与西部地区,以及地方国有部门内部的错配问题相对严重或逐年快速加重,亟需解决。(4)就结构性改革方向,机械电子业的资本投入、冶金业的劳动投入,东南地区的各类要素投入,以及非国有企业的中间投入都严重不足,亟待弥补。     

积极探索土地一级开发模式 加快推进城市整片规模建设

土地一级开发是指政府或其授权委托的企业在土地出让前,按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市总体规划及控制性详规,对一定区域内的城市国有土地和农村集体土地进行统一征用、拆迁、补偿、安置,并进行适当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公共设施建设,使该区域范围内土地达到“几通一平”的建设条件,从而可以净地出让土地使用权的行为。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迅速,     

新发展格局视域下土地资源错配的城乡收入分配效应研究

党的二十大明确提出要着力推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构建新发展格局，而土地资源优化配置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实现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内容。利用2003年—2020年全国30省市的面板数据，构建面板分位数模型以及链式多重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产业结构和城镇化不平衡发展这两个要素，如何在土地资源错配中作用于城乡收入差距。研究发现，土地资源错配在不同经济阶段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不同；在机制检验上，土地资源错配可以通过产业结构与不平衡城镇化的独立中介渠道以及“不平衡城镇化—产业结构”的链式中介渠道扩大城乡收入差距；异质性检验表明，土地资源错配对中部地区城乡收入差距正向作用更明显。在政策含义上，我国应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引，强化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在恰当时机积极推动土地要素市场化，提高国家战略之间的协同性，畅通城乡经济循环。     

重点产业政策、资源重置与产业生产率

产业政策是否有效提升了产业生产率是产业经济实践领域一个关键的实证问题。本文整理了中国省份五年规划的重点产业政策信息,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计算了省份制造业二位码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实证检验了重点产业政策对生产率的影响。我们发现,地方政府的重点产业政策总体上显著提高了地方产业的生产率;重点产业政策对产业生产率的影响程度在不同产业类型上具有显著差异;将资源导向生产率增长率更高企业的程度不同导致了重点产业政策的资源重置效应因产业类型而异。本文的发现意味着,政府提高重点产业政策生产率效应的一个有效途径是,提高产业内部企业之间资源重置效率。     

人工智能如何提升企业生产效率？——基于劳动力技能结构调整的视角

人工智能技术对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现有研究多聚焦于人工智能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本文从企业层面考察了人工智能技术如何影响生产效率和劳动力技能结构。本文运用机器学习方法生成了人工智能词典,并对上市公司的年报和专利进行文本分析,进而构建了企业层面的人工智能指标。研究发现,人工智能显著提升了中国上市公司的生产率,并且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在影响机制方面,人工智能通过促使企业减少常规低技能劳动力需求、增加非常规高技能劳动力需求的方式提升企业的生产率,这体现了企业劳动力技能结构的调整。异质性分析表明,产权性质、人才获得方式、劳动力保障、治理结构等企业层面因素对人工智能的生产率效应有较大影响。此外,企业所处的行业和地区层面因素也影响了人工智能的生产率效应。最后,本文发现人工智能提高了企业价值。本文加深了对微观企业层面人工智能在生产过程中所扮演角色的认知和理解,并为在微观企业层面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提供了建议。     

金融供给侧改革下金融资源错配缓解对银行信贷的影响——兼论数字经济发展的调节效应

本文基于2009-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分析了金融资源错配缓解对商业银行工业信贷的影响，并讨论了数字经济发展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金融危机以来金融资源错配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金融资源错配水平不断下降。金融资源错配缓解显著降低了银行工业信贷规模，但提高了资金使用效率，改善资金的经济绩效。数字经济发展对金融资源错配缓解程度与银行工业信贷关系存在显著的调节效应，随着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金融资源错配缓解对银行工业信贷规模的负影响减弱，对银行工业信贷资金利用效率的正影响加强。总体而言，现阶段商业银行仍存在对“民、小、新”企业不敢贷的现象，但这类企业通过数字经济应用、产业革新等手段可在一定程度上消除银行疑虑。     

工业用地年租制供应模式研究

工业用地的出让制过分强化了土地资产属性,使得用地者更多地将其视为投资形式以闲置或低效利用方式加以保有,而并非作为稀缺性生产要素加以高效利用。改革出让制,推行工业用地年租制供应,特别是工业房地产模式下的厂房年租制,有利于打破这种投机性需求膨胀的形成机理,对于提升工业企业竞争力、贯彻落实保护耕地的基本国策具有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