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的理想与法理学的担当——评周永坤著《法理学(第二版)》

周永坤教授《法理学》一书中的几个核心命题是:法本质论中的“理想命题”,法价值论中的“平等命题”,法社会论中的“主体际关系命题”和法(学)方法论中的“责任担当命题”。这几个命题是世界法哲学或法理学关注的核心命题,对这几个命题的澄清也可以看作是对邓正来先生提出的“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在法理学层面的某种回应。我们和周永坤教授的《法理学》分享一种共同的学术立场,即理想和价值是法律的本体要素,追寻理想目标,担当价值责任,是法理学题中应有的本原之义。     

从知识增量的角度解读罗斯科·庞德《法理学》第一卷

在历史考察的基础上,庞德主要是通过对19世纪法理学诸学派的批判而建构其社会学法理学的,该理论主要是为了克服此前学派只根据法律本身且从法律本身的方面出发建构法律科学的倾向而提出的。庞德以“社会控制”来统合三种意义上的法律观念,并以“利益”来规定法律“社会控制”的任务,相对于此前学派来说这可谓是实现了一种知识上的增量。但我们也可以发现这样一种包容性的努力亦存在它自身固有的某些局限。     

法律解释学的转向

我国法理学直接来源于苏联的法理学 ,间接秉承着欧陆法理学传统。该传统在以往的特点是特别关注法律的“宏大”问题。 2 0世纪以来 ,欧陆法理学明显出现的对司法中微观问题的系统论述 ,并未在我们这里得到回应。只是近些年来 ,随着中国司法改革任务的提出以及司法在法治乃至整个社会、政治生活中地位的日显 ,我们才开始关注司法并同时关注欧陆和英美关于司法的理论。尽管如此 ,我们对于司法中法理学问题的探讨还只是初步的 ,还没有引起法理学界的共同关注。这就需要我们不失时机地将法理学研究的主要任务放到以司法为核心的法律之“微观论证”上来。本组笔谈的目的即在于此。     

从“主义”到“问题”

我国法理学直接来源于苏联的法理学 ,间接秉承着欧陆法理学传统。该传统在以往的特点是特别关注法律的“宏大”问题。 2 0世纪以来 ,欧陆法理学明显出现的对司法中微观问题的系统论述 ,并未在我们这里得到回应。只是近些年来 ,随着中国司法改革任务的提出以及司法在法治乃至整个社会、政治生活中地位的日显 ,我们才开始关注司法并同时关注欧陆和英美关于司法的理论。尽管如此 ,我们对于司法中法理学问题的探讨还只是初步的 ,还没有引起法理学界的共同关注。这就需要我们不失时机地将法理学研究的主要任务放到以司法为核心的法律之“微观论证”上来。本组笔谈的目的即在于此。     

法学研究的模式转换

我国法理学直接来源于苏联的法理学 ,间接秉承着欧陆法理学传统。该传统在以往的特点是特别关注法律的“宏大”问题。 2 0世纪以来 ,欧陆法理学明显出现的对司法中微观问题的系统论述 ,并未在我们这里得到回应。只是近些年来 ,随着中国司法改革任务的提出以及司法在法治乃至整个社会、政治生活中地位的日显 ,我们才开始关注司法并同时关注欧陆和英美关于司法的理论。尽管如此 ,我们对于司法中法理学问题的探讨还只是初步的 ,还没有引起法理学界的共同关注。这就需要我们不失时机地将法理学研究的主要任务放到以司法为核心的法律之“微观论证”上来。本组笔谈的目的即在于此。     

法理学:从宏大叙事到微观论证

我国法理学直接来源于苏联的法理学 ,间接秉承着欧陆法理学传统。该传统在以往的特点是特别关注法律的“宏大”问题。 2 0世纪以来 ,欧陆法理学明显出现的对司法中微观问题的系统论述 ,并未在我们这里得到回应。只是近些年来 ,随着中国司法改革任务的提出以及司法在法治乃至整个社会、政治生活中地位的日显 ,我们才开始关注司法并同时关注欧陆和英美关于司法的理论。尽管如此 ,我们对于司法中法理学问题的探讨还只是初步的 ,还没有引起法理学界的共同关注。这就需要我们不失时机地将法理学研究的主要任务放到以司法为核心的法律之“微观论证”上来。本组笔谈的目的即在于此。     

法律史的法理学研究范式

法律史若要走出法学“边缘学科”的困境,可尝试自法律史研究旨趣的法理学论证逻辑、传统法律史叙事框架的法理学“修复”、“法理学化”的法律史研究等方面,进行研究范式重构。法律史的法理学论证逻辑,不仅要求厘清史料与史实的关系,还要求对新的史实的发现始终保持开放心态。面对传统法律史叙事只关注“历史—事实”而带来的诸多缺陷,应引入“历史—事实—原因”的法理学叙事框架予以弥补。“法理学化”的法律史分析,可在承认法律人类学“可翻译性”理论基础上,自静态与动态法理学双重视角同时展开。法律史的法理学分析范式建构是一项体系化工程,需要以跨学科视角来进行知识、方法与技术等层面的深入探究。     

迈向立法者的法理学——法律移植背景下对当代法理学的反思

本文以法律移植与现代国家转型为背景,考察了最近20年来法理学思潮从马克思主义法理学到法律文化论和法律现代化论的内在发展逻辑,提出这些主流思潮坚持一种“没有国家的法律观”,它不仅是法律移植的政治意识形态的产物,而且是法律共同体的职业意识形态的产物。这种思考与法学家的自我身份认同密切相关,由此被称为“法律人的法理学”。基于反思这种法理学在处理国家与法律关系上的方法论误区,作者考察了当代法理学中的边缘学说,即实用主义法理学,对整个主流思潮的批判,以及由此形成本土主义方法论与本土主义政治立场之间的张力。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立法者的法理学”,试图在更广阔的理论背景上,重新把国家与政治作为法理学思考的中心,从而在技术意义上整合“法律人的法理学”,思考中国在民族国家与文明国家的转型中面临的理论问题。     

变法之理：廖平经学的法理向度

在19世纪八九十年代,廖平既是华夏世界中颇具代表性的经学家,也是极具创造性的思想家。在尊孔的原则下,廖平的经学为戊戌变法提供了深厚的、源出于儒家的思想基础与法理依据。廖平经学先后经历了“六变”,其中的“前三变”,分别着眼于经学上的“今古之分”“尊抑之分”与“小大之分”,从各个不同的方面,持续不断地为19世纪80年代兴起的“变法之议”奠定了“变法之理”。廖平关于“变法之理”的阐述,既展示了其经学的法理向度,同时也代表了中国法理学在戊戌变法时期的主要成就。从中国近代法理学的演进过程来看,廖平的法理学既是儒家的法理学,同时也是玄想的法理学,既具有鲜明的民族性,也具有世界性。     

全球化视野下的中国法理学思考

随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崛起,西方向中国单方法律输出的时代结束了。但中国法理学的发展还处在落后状态,并未做好迎接新时代的准备。中国法理学对现代化的追求,主要表现为对国外、特别是西方法理学知识、理论、方法的大量引进上。而现代化本身是一个历史范畴的概念,需要根据时代内容重新加以诠释。法理学者们在对法制现代化的反思中,已经开始了以中国为中心,强调中国问题的解决即中国意识的法学探索,取得了一些初步成果。但总体而言,中国法理学还是没有反映出中国在世界格局中地位的变化,尚未建构起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法理学。     

世界格局与世界的主要矛盾

世界格局或国际政治格局一般是指在一定时期内对国际事务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几个大国或大国集团在力量对比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力量结构或基本结构。这种结构的形成也是世界主要大国间矛盾斗争的产物。由于大国在国际事务中扮演主要角色,处于主导地位,大国间的矛盾往往体现为世界格局中的主要矛盾。 一 　　前苏联的解体使世界两极格局中的一极不复存在了。世界呈现出众多学者认为的“一超多强”的格局。美国在这一结构中处在力量的顶峰,是一个被称为“全能冠军”的超级大国。俄罗斯自 1991年独立以来一直处在政治、经济的多种危机中,经济…     

英美法理学与中国法理学

西方法理学对中国法理学的影响十分深刻。由于语言对学术传播的决定性影响 ,在西方三种法理学中 ,英美法理学对当代中国法理学的影响最大。在论题、概念、理论、方法等方面 ,英美法理学对当代中国法理学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另一方面 ,由于文化和学术传统的不同 ,英美法理学的学术风格对中国法理学的影响甚微。其实 ,英美法理学的学术风格对于中国法理学的发展 ,特别是对于解决法理学与法律实践的脱节问题 ,具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法理学是一门解释的艺术——武汉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徐亚文教授访谈

法理学是一门解释的艺术,用解释学的方法研究法理学有助于建立起更加科学的西方法理学学科体系。英国学者阿伦·布洛克将西方思想分为超自然的、科学的、人文主义的三种模式,对应而生的就是西方法理学的三种解释划分进路：超自然的解释、科学的解释和人文主义的解释。“法律与空间”研究是西方法理学的解释转向背景下兴起的法律运动,以法律地理学的叙事风格影响到我国法学界。法律地理学从法理视角为解决“大国法治”中的地域差距、城乡差别等制约公平正义实现的因素,实现不同空间区域的协调发展提供了一个可行的思路和方案,其对“大国法治”的解释力值得期待。西方法理学的研究需要年轻学者的加入,年轻学者要有紧迫的时代责任感和强烈的家国情怀,将西方法理学的研究与法治中国的实践结合起来,吸取西方法理学中的精华部分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法治的伟大实践。     

论全球治理中和谐世界的构建

中国提出的“和谐世界”的构想,不仅是中国国内政策的延续,也符合世界发展潮流,与当今世界流行的“全球治理”观念不谋而合。在全球治理中可以实现和谐世界的构建,因为全球治理从全球观念和价值层面上反映了对和谐世界的追求;在全球治理所倡导的共存、共治、共荣中能够实现国际行为体之间的关系和谐;全球治理在解决全球性问题的目标中可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中国就是要努力推动“和谐世界”的构想在全球治理的进程中变成现实,使中国真正成为“负责任的大国”。     

“人类命运共同体”:一种新型文明观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的一面旗帜.从历史维度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在扬弃传统中国“天下”体系和西方“绝对主义”国家强权外交理念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和平主义外交理念;从空间维度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超越了“西方中心论”的狭隘性和“民族—国家”的扩张性,集中关注人类整体命运和世界和平,致力于建构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在本质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在转化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立足中国,面向全球治理的一种新型文明观.这种文明观为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推进“一带一路”的顺利开展,建设和谐有序的世界秩序提供全局性的战略指导.     

用实证主义方法重构法律和语言关系——哈特对法理学“语言转向”的开创之功

牛津大学的哈特教授运用日常语言分析哲学的科学实证主义的方法,从语境原则、多样性原则、语言开放结构和语言的施事效用四个方面来重新建构法律与语言之间的关系。哈特最大的贡献在于把科学实证主义方法成功地引入到法理学研究中来,直接促成了法理学研究的“语言转向”。但是,哈特思想的实质是一种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他所提出的一整套学说仅仅适合于英美自由主义法律秩序。我们应该立足我们的国情和当前形势,对哈特的思想采取辩证分析的态度。     

全球化、全球史与中国史学

“全球化”是近20年来一个既热门又甚具争议性的话题。那么,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 我们如何看待全球史观及其对中国史学的影响?于沛认为,全球史观是当代西方有广泛影响的史学思潮之 一,近年在中国史学界也有一定的影响。要真正做到汲取全球史观的有益内容,为中国史学理论建设服务, 必须坚持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并进一步肃清各种形式的“欧洲中心论”的影响。郭小凌认为,全球史 观是一种借用历史哲学和历史学已有成果的新提法,而不是解释历史的新方法,更不是一种博大周密的理 论体系。20世纪以来的专业史学尽管流派林立,但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仍是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裔昭印 指出,多元一体的世界文化是相互联系的整体,其发展交织着共性与个性。撰写世界文化史应当具有全球 史观,编纂者需有开阔的全球视野,注意表述整个人类的历史经验,等等。林中泽认为全球史观并不是不 需要历史中心,而是要建构新的中心。全球史观十分重视历史联系,因而大大推动了我国中外关系史等学 科的发展;可是与此同时,人为地制造、夸大或破坏历史联系的现象也时有发生。程美宝则叙述了全球史 与世界史的差异、全球史的独特视角、全球史与全球化的关系、过去中国史学某些研究传统与全球史契合     

论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婚姻法》“变通权”之法理意蕴及因应

“变通权”从自上而下的国家维度而言是一项权力,从自下而上的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维度而言则是一种权利。权力（利）配置是“变通权”最为重要的作用。对自治权、平等权、实质正义的追求,对地方性知识或日习惯法的吸纳,对法律多元主义、法律宽容精神的张扬是其法理学价值。在全球化语境中,尊重法律文化多样性、“规范多元”,“全球性思维、地方性关注”思维的养成,对“立法之美”的追求及对权力（利）疆域范围的划定是其可能的因应路径。     

规范法学:宪政法理学的理论原型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时代,“法律”性并不明显的革命法理学难堪重任。而建基于“看不见的手”、“知识就是权力”和“摈弃玄虚,追求实在”的规范法学,因其蕴涵着崇尚自由、追求民主、向往科学的内在精神,可成为建构宪政法理学的理论原型。宪政法理学将现行的法律制度作为出发点,着重分析法律渊源、法律概念、法律原则、法律规则、权利义务、法律效力、法律体系、法律责任等法律自身问题;主要研究事实认定、法律解释、法律推理、法律论证等法律技术问题。宪政法理学所研究的对象源于中国现实,涵纳当今各种重大法学理论问题,具有浓厚的中国特色,蕴涵着丰富的理论创新点。     

全球化时代世界历史的重构

“全球化”是近20年来一个既热门又甚具争议性的话题。那么,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 我们如何看待全球史观及其对中国史学的影响?于沛认为,全球史观是当代西方有广泛影响的史学思潮之 一,近年在中国史学界也有一定的影响。要真正做到汲取全球史观的有益内容,为中国史学理论建设服务, 必须坚持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并进一步肃清各种形式的“欧洲中心论”的影响。郭小凌认为,全球史 观是一种借用历史哲学和历史学已有成果的新提法,而不是解释历史的新方法,更不是一种博大周密的理 论体系。20世纪以来的专业史学尽管流派林立,但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仍是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裔昭印 指出,多元一体的世界文化是相互联系的整体,其发展交织着共性与个性。撰写世界文化史应当具有全球 史观,编纂者需有开阔的全球视野,注意表述整个人类的历史经验,等等。林中泽认为全球史观并不是不 需要历史中心,而是要建构新的中心。全球史观十分重视历史联系,因而大大推动了我国中外关系史等学 科的发展;可是与此同时,人为地制造、夸大或破坏历史联系的现象也时有发生。程美宝则叙述了全球史 与世界史的差异、全球史的独特视角、全球史与全球化的关系、过去中国史学某些研究传统与全球史契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