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邕碑颂对《尚书》典故、体式的运用及其风格特征——汉代文学与经学之关联管窥

蔡邕碑颂具有鲜明的经学色彩,其与《尚书》更是有着密切关联。蔡邕本人不仅谙熟《尚书》,还与《尚书》传人有直接交往。其碑颂则大量运用《尚书》典故,且主要取自虞书。他在取典时遵循如下原则:典故与碑颂所言事象相契,所涉《尚书》政治角色与碑颂主人的官职相契,典故的取舍多与碑颂主人所治经典相契。对《尚书》典故的密集运用及体式因袭,使蔡邕碑颂具有鲜明的《尚书》风格。这正反映出汉代经学对文学的渗透与影响。     

上博楚简《桐颂》与屈原《橘颂》

《桐颂》是上博楚简中数篇楚辞体作品之一,是与屈原《橘颂》在性质、旨趣、体裁、结构、艺术表现甚至文字篇幅等方面都颇为一致或大略相同的咏物诗。其作者,当是类于屈原、任职官府的楚国士大夫;其内容,犹同《橘颂》,赋桐成颂以颂扬热爱家国、心志专一、坚贞刚毅、特异独立、端正梗直、不从流俗、抱负远大、志节高尚的品格精神;其表现,则如同《橘颂》的"赋而比之也",咏物抒情,托物言志;其产生时代,也大致是屈原生活时代的战国中晚期。比较而言,《桐颂》与《橘颂》有着形式的朴雅之别、境界的低高之分等差异。《桐颂》及上博楚简中其他楚辞体作品的面世,使得人们对楚辞的兴盛、先秦文学的演变有了更为丰富和深刻的认识。     

浅析《人生颂》之美

郎费罗是美国19世纪最受欢迎的诗人，他的《人生颂》是英语诗歌中最早译为汉语的一首。全诗主题鲜明，感情强烈，为世人传诵。我们通过对其音韵、结构、修辞和精神四个方面的分析，可以欣赏《人生颂》的艺术之美。     

《橘颂》的传承与突破——兼论屈原创作《橘颂》之缘因与胜处

《橘颂》是《楚辞·九章》中之一篇,是后世托物言志诗赋的典范,被誉为“咏物之祖”。屈原创作《橘颂》之缘因,有外缘,还有内因。自然生态之引发,巫风盛行之诱导,神话典故之感悟,艺术氛围之冲激,是屈原创作《橘颂》的外缘;表达愤懑之诉求,博览群籍之启示,展现才德之自信,流露参政之志向,则是屈原创作《橘颂》的内因。楚辞乃为《诗经》之变,《橘颂》之标题、体制、主旨、写法乃因袭《诗经》之《野有蔓草》、《鸱鹗》等诗作而来。更可贵者,是屈原创作《橘颂》之突破,如主题之新创、体制之改造、比兴之错综、比拟之巧用、语言之精炼、形象之塑造等。而屈原创作《橘颂》之高明处,则在体物得神,不即不离;因小见大,寄托深远;生命投入,物质升华;民族思想,寓意无穷。从《橘颂》可以看出,屈原确为一位奇才,亦确具伟大之创造才华。     

从英语诗歌语言艺术风格角度赏析《西风颂》

《西风颂》是英国浪漫主义诗人雪莱的著名抒情短诗。诗人运用了多种语言艺术表达方式及多种修辞方法,谱写了一首色彩绚丽、气势磅礴的西风曲。我们从诗歌语言艺术风格角度对之进行赏析,能更深刻地理解诗歌,理解诗人所寄予的终极目标。     

《秋兴八首》与《西风颂》审美取向和创作手法差异之比较

杜甫的《秋兴八首》和雪莱的《西风颂》分别是中英咏秋诗中的精品。两首诗又同是诗人心系天下,忧国忧民的产物。但由于受到各自民族的诗学理论、民族传统和民族性格的影响,两首诗在审美取向和创作手法方面表现出了很大的差异。首先,杜诗重在抒情,《西风颂》重在讲理。其次,两首诗都饱含着诗人忧国忧民的深情,但杜诗中借“秋”的意象夹杂了些许“文仕不遇”的人生感叹;而雪莱的诗则更理性的思考着生命的规律。再次,杜诗以悲为基调,并无放眼未来之意;雪莱的诗则悲中带欢,于现实中看到了未来。     

《延安颂》系列经典影视的理论演绎与传播

五四运动从西方引进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革命具体实践,两者的结合产生了毛泽东思想。《延安颂》经典系列影视生动阐释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代表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是马克思中国化的根本价值取向。经典影视阐析了军民鱼水情,歌曲《歌唱延安》唱出了人民群众的心声。《延安颂》等影视彰显马克思主义群众路线,毛泽东思想获得活力与动力。中共七大胜利召开,标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毛泽东思想的最终确立。     

张澍《观西夏碑》诗笺注

张澍《观西夏碑》诗虽然存在诸多失误、缺点和不足,但由于它作于张澍晚年学问成熟时期,其内容涉及西夏文字的创造、西夏历史的编纂以及西夏的历史和文化,体现出张澍对西夏历史和文化的研究深度,为后人提供了许多非常有价值的参考和线索。     

从《古赋辨体》看祝尧的骈文观

祝尧在其《古赋辨体》一书中对赋体的骈化问题给予了特别的关注,书中一方面表现出他反对文体骈化、单纯师古的保守和偏见,但是另一方面,他对赋体总体骈化过程的描述,以及对各个历史时段骈文发展状况的介绍和概括还是比较客观的,对各个时期骈文作家和作品的评价和分析也有可取之处。所以,他的骈文批评不容忽视。     

从吴文化记载看《史记》的文化综合特点

《史记》中的《吴太伯世家》等篇章，对吴国的历史文化有较详细的记载。通过这个记载，我们可以看出先秦西汉时期吴人尚武好勇、善于吸收外来文化等特点。吴文化作为一种独特的地区文化载入史册，体现了《史记》的文化综合特点。这种综合是一个复杂而艰巨的过程，它既是时代的需要，又是创造新文化的必由之路。     

从《颜氏家训》看骈文对汉语词汇双音化的影响

汉语词汇在魏晋六朝双音化发展的进程明显加快,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外部因素,是骈文的催化作用。作为六朝文章正宗的骈文,必然会影响书面语的词汇。《颜氏家训》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骈文的四六句式、二字一拍的节奏形式以及骈偶对仗、隶事用典、平仄声韵等对《颜》书词语的选择与运用都产生了不小的作用。     

顾炎武《浯溪碑歌》的文本——兼论潘耒之功过

顾炎武一生足迹未尝履及湖南,但有一首长诗《浯溪碑歌》言及湖湘之地。后人对于这篇长诗多有佳评,并有详注,对其寓意明朝中兴的思想寄托也有揭示,但对《浯溪碑歌》淋漓贯彻的湖湘格调尚乏专门的分析。《浯溪碑歌》本名《大唐中兴颂歌》,弟子潘耒在刊刻顾炎武诗文的同时,对作品内容大加删改,但潘耒又确能承接顾炎武的金石之学,并亲临湖南,游历浯溪,不啻代替顾炎武完成了未竟的愿望。     

清初在越华商移民及其文化形态——以《罗塔洲重修公亭碑》为线索

清初是华商移居越南的高峰时期,中越文化交流十分频繁。新发现的《罗塔洲重修公亭碑》即如实记录了18世纪重修罗塔洲公亭一事,反映出在越华商代表人物会安明乡社"三后贤"之一张弘基及其家族的相关情况,透露出中越文化交流的诸多信息。结合碑刻及笔者调查所得可知,以张氏家族为代表的清初在越华商在继承、传播中华文化传统的同时,又采取多种方式积极融入越南社会,从而形成了独具自身特点的文化形态。     

从《哈剌哈孙传》看《元史》列传的问题

《元史》列传的编纂和史源问题是元史研究的基础课题。已往研究多关注《元史》列传取材于元人碑文,尚未探讨这种做法本身存在的问题。通过对《元史·哈剌哈孙传》的分析,可以发现与前代修史方法不同,《元史》有的列传直接取材于碑文,这是明初修纂《元史》的政治需要。取材碑文却未及甄别,使列传带有对传主歌功颂德、讳言真相的痕迹,不能真实地记录传纪人物的活动,并多有漏载讹误,使《元史》列传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一部史料汇编。今人在利用《元史》列传时要具体分析,同时把补正《元史》列传的错误作为一项长期的工作去做。     

从法律视角看高罗佩《大唐狄公案》中西文化交流策略

高罗佩的《大唐狄公案》(A Judge Dee Mystery)是东西方文学互补与交融的奇葩。作者以西方之身,写中国古代的事,中西法律文化意识融贯始终,是文学与法学结合的典型作品,也是中西文化混融的范例。中西异质文化交流的现实困境下,这部作品在传播中却得到中西读者双方广泛认同,取得双向交流的显著效果。法律文化是探案小说必然涉及的问题,折射着双方文明最为迥异的部分,高罗佩却做到了在作品中化解矛盾融和共性,使中西读者在对狄公的共同价值认同上,最大程度增加了彼此对异质文化的认同之感。     

从齐文化视角看《聊斋志异》中女性形象

齐文化是一种独具鲜明特征的地域文化,具有开放性、多元性、神秘性和智慧性等特征,蒲松龄《聊斋志异》中塑造了大量女性形象,这些女性人物自由开放、浪漫神秘、才智兼备,包蕴着丰富的齐文化内涵.挖掘其形成的历史文化渊源,可以从齐文化影响的视角探讨聊斋女性形象的独特魅力.     

从《二年律令》看儒家思想对西汉立法的影响

从 1 983年荆江市荆江县张家山出土的《二年律令》这一部真切反映西汉初年社会生活的第一手材料来看 ,它体现出了不少儒家思想和儒家伦理观念 ,虽然西汉统治者在汉初特殊的政治经济背景中推行黄老之学 ,实行的是清静无为、休养生息的治国方略 ,但从律令所反映的情况来看 ,儒家学说也已很大程度深入到汉初统治者的治国实践中 ,在治国理政驭民这个大课题上 ,西汉王朝实际上采取的从实际出发 ,利用各家学说予以综合治理之策     

唐蕃会盟碑研究——李方桂、柯蔚南《古代西藏碑文研究》摘译之四

本文从藏、汉、英三个方面介绍了《唐蕃会盟碑》北、南面碑文的情况,并进行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