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路径及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体制、社会结构和社会形态都出现了转型,这种转型带来了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的嬗变。在社会转型时期,要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通过理论创新、党和政府的形象建设、宣传教育、制度建构等路径,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凝聚力和吸引力,建构社会主义社会和谐。     

“社会转型”理论的再构与创新发展

“杜会转型”理论是一个关涉社会发展范式层面的理论,今天它已成为研究中国现代化社会变迁的理论支点。但由于这种范式是对“早发”国家现代化历程所概括出的发展范式,故显得已容纳不下中国今天的现代化发展要求了,也就是说现有的“二分范式转型论”的“单层转型”的模式——“从农业化向工业化转型”理论,已不能成为研究中国现代化变迁理论的支点。因此,我们必须赋于“社会转型”概念以新的内涵,即用“三分范式”的“社会双重转型论”来代替现有的“社会转型”理论。我们认为只有这样的分析框架才能够为我国现实中业已存在的“农业——工业——信息业”三元结构的共时态发展和实现工业化与信息化的协同发展,提供广阔空间,并成为真正社会转型理论的支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形态的创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三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形态、理论形态、制度形态的逻辑建构与辩证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形态内生于科学社会主义基本理论,其逻辑建构由三个部分组成,对中国国情的正确判断与制度设计构成了其逻辑起点,在实践中探索道路组成了其论证过程,自身理论的不断丰富与完善形成了其阶段性成果。在此种意义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新历程实际上生成于中国特定的历史脉络之中,是基于中国改革经验而形成的中国社会发展的正确路径。从三大形态层面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成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基所在。     

权威·权力·权利:探索法治的三维建构

法治是一切向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转型的国家所面临的现实选择。对法治的建构必须厘清权威、权力、权利三者与法律的关系：在宏观上,树立法律权威和政治权威应具有合法性;在中观上,权力依法行使并受法律制约,法律对其制约进行制度安排;在微观上,高扬公民权利,实现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变。只有在宏观、中观、微观三个维度上对法治理念的内在精神进行探索,法治才能在内容上全面地超越人治,在本质上历史性地超越传统法治;才能实现实质法治对形式法治的价值超越,实现法治对以法治国的思维超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指明了法制现代化的方向,以政府和社会、个人三方推进相结合的方法,实现中国未来的法治建构。     

结构主义视阈下的中国社会转型与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的当代转换

在中国社会转型的巨大实践中,作为马克思解开"历史之谜"、创立唯物史观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社会结构理论不断获得新的发展与转换。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前六十年实践历程显示,改革开放、市场经济转轨是中国现代化转型的必经阶段和必然结果,也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结构理论在当代中国实践的新阶段。十六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以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重大战略任务的提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在中国当代的华丽转换。与此同时,在中国现代化的社会转型中,结合中国的现实国情,应用马克思主义社会结构理论,采用制度、政策创新等不同的改革策略,促进社会结构优化,推进社会资源配置均衡,维护社会稳定和社会健康发展,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实现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实践中不断转换必须面临的时代议题。     

试论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与政治文化的建构

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在经济上的目标是成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政治上的目标是完备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社会转型成功的关键是改革、发展和稳定。当前 ,政治文化对改革、发展和稳定的作用是双重的。建构成熟的法治型社会主义政治文化是保证社会顺利转型的惟一正确选择。     

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法律控制

法律控制是当今任何社会都需要的 ,尤其是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更需要法律控制。如何建立和完善与转型社会相适应的有效法律控制机制 ,这是摆在当代中国社会面前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本文认为 ,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法律控制 ,要以调整和协调各种社会利益矛盾、利益关系为基础 ,着眼于问题的解决。为此 ,必须努力做到 :利益明晰化、利益市场化、利益制度化 ,并使之成为转型时期中国社会法律控制的三个重要环节 ,以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为转型时期中国社会实现以利益协调为基础的法律控制的根本途径     

中国“并联式”现代化的判定、成因和意义

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其在实现路径上具有契合于自身国情的独特性质。现代化进程总是伴随着工农城乡关系等结构的转变,但中国以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和信息化为组成要件的现代化是一个“并联式”推进的过程,这区别于西方主要发达经济体现代化的“串联式”进程。在学理意义上,中国“并联式”现代化的判定依据是其具有实现“时间短”、推进“强度大”和发展“形态新”等特征。这些特征的形成主要导源于中国开放背景下的后发优势、大国经济中的地区试验和跨国比较中的制度优势,其中,中国在经济社会领域中的独特制度为“并联式”现代化的形成提供了根本保障。深刻理解中国“并联式”现代化的路径特征和形成逻辑,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探索现代化道路、促进全球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对于创新和拓展已有的经济理论具有促进作用,对于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具有实践启示。     

对社会转型范畴的哲学思考

社会转型包括文明转型、形态转型、制度转型和体制转型。马克思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论述为社会转型研究提供了一个研究范例。社会转型的主体是人而不是社会结构。当前东方文明道路的探讨是对社会转型研究领域的拓宽     

中国式现代化的哲学逻辑

以大历史观,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人类文明新形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逻辑及其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建构,厘清“西方中心论”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建构逻辑。西方国家在西方文明演进中内生出帝国文明,建构起“西方中心论”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蕴含使帝国文明异化为野蛮的基因。“西方中心论”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是沿着“历史道路”“文明解释”“民族优越”“人性辩护”“社会论证”“理性标准”“开化使命”“美丽神话”“哲学基础”的逻辑建构起来的。中国式现代化开创出人类文明新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三者在生成逻辑上是逐步演进关系,在理论逻辑上是彼此理解关系。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对中国实现现代化具有决定意义,它一改过去中国对西方现代化潮流冲击的被动回应为主动应对,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上掌握了历史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