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古代司法理念的变迁——对司法人性化的历史考察

中国古代法律制度中的恤刑、慎刑和恤狱的司法原则彰显了人性化的因素和理念．古代人性化司法理念的变迁历经了萌芽、发展和近代转型三个阶段,其渐变有其深刻的社会动因。人性化的司法理念体现了古代对人的生命的关注和人权的保护,促进了古代司法的文明与进步,它为现代司法人性化制度的构建提供了宝贵的价值取向和不可缺失的法律文化渊源。     

论中国古代法学发展的特点与影响

中国古代存在法学并且曾达到较高的水准,但又体现出法哲学由盛而衰、律学不断发展并几度繁荣的特点,这与中国古代社会文化专制主义及大一统政权对司法的实用性需求密切相关。中国古代法学这一发展特点,促成了古代法制的成熟与完善,也导致了明清以后法制的僵化,但同时对于古代司法的准确、公正及司法效率的提高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中国古代“一断于法”的司法平等理念

学界一般认为中国古代的法律体现了等级和阶级性,无论是立法还是司法中都充斥着不平等的思想。实际上,就对古代法律平等问题的考察而言,应该区分立法和司法两个层面。在立法上,古代法律适应当时的社会发展水平,体现了一定的等级性。而在司法上,古人始终认为应该坚持“一断于法”的司法平等主张,上下贵贱皆从于法。法律在司法领域得到普遍的适用就是司法平等理念的体现。     

论中国古代法律教育的影响

中国古代法律教育独具特色,这种特色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古代的法律制度、司法传统、法学理论和近现代法律教育。首先,使儒家伦理道德不断向立法、司法领域渗透,加速、深化了法律的儒家化;其次,使情理成为立法、司法的主要价值取向,独立的法律思维方式未能形成;再次,造成中国古代法学家和法学理论贫乏;最后,制约了近现代法律教育目标和模式。     

中国传统法的和谐追求

和谐的思想在中国产生甚早,早在<尚书>中就已经存在.实现整个天下的和谐,也是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思想的来源.在中国古代的司法实践中,法官并不是刻板的执行法律条文的规定,而是要在天理、国法和人情三者中间寻求平衡.这是因为对和谐的追求贯穿中国传统法发展的全过程.法律所追求的目标是和谐.     

传统和谐思想与中国古代司法

中国传统和谐思想对古代司法审判影响很深,它主要表现在司法中注意防止和纠正冤案、错案;注重情理法相结合;允许亲族相讼;互相制约的司法机构设置;注意保护弱者的权益;重视教育说服和息讼等六个方面.和谐思想是中国古代司法的重要指导思想.     

论先秦诸子的执法观

由于古代司法不独立 ,先秦诸子希望通过强调执法以保证司法公正。为此 ,他们提出了慎重执法、秉公执法、严格执法、积极执法等执法原则 ,这些执法原则对中国古代司法和法制产生了深远影响。     

从古代小说中看古代社会司法状况

中国古代公案类与法制题材小说，对古代社会的司法状况有所反映。这些内容对我们了解古代社会的司法状况，服务于现实法制建设有一定作用。通过对古代法制题材小说的研究，较为全面地认识了古代司法制度的利弊，从而促进当今的法制社会建设。     

我国古代司法规避法律的原因及现实思考

我国古代司法规避法律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背景下顺理成章 :以儒家学说为主流的中国传统观念认为 ,伦理、道德乃是国家治理中更为根本的因素 ;中国古代法官并非法律家 (lawyer) ,处理案件只是其行使行政职能 ,是治理民众的手段而已 ,行政与司法合一的体制不利于严格依律司法精神的形成 ;中国的一般民众对于法律与诉讼避之唯恐不及 ,这种心理必然会对司法产生有力的制约 ;以及中国古代文化具有浓重的复古倾向 ;州县官员们在司法判决中所反映的浓重的说教色彩 ,是父母官们道德优越感的必然体现。中国古代司法规避法律的现象似乎已成为过去 ,其实不然 ,在一定的程度上 ,旧的观念依然对当代中国的法治产生负面影响 ,从古代中国到当代中国 ,法治之路之所以艰难 ,在很大程度上就在于国人包括法律人缺乏对法治的信仰所致。     

略论中国古代司法推理

中国古代的法律推理分析,是指在司法实践中产生、并被运用到司法实践中的演绎推理、归纳推理、辨证推理等形式.这种司法推理的局限性在于,"无法司法"的现象大量存在,忽视法律程序的风气比较严重,迷信色彩没有完全消退.形成这些局限性的原因,就是中国古代的司法推理由于缺乏相对发达的逻辑学知识背景,和相对完备的法律规范被制定出来的立法条件,仅仅具有司法的工具性质,从而长期陷入到"人治"的环境中无力自拔.     

中国古代刑事法律与儒家伦理精神

中国古代刑事法律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在立法、司法、执法法律意识等方面均严重依赖道德,形成了中华法系独具特色的"伦理刑法".而从中国古代刑事立法、司法、执法以及"无讼"的刑法价值追求角度,都体现出儒家伦理精神.     

司法附属行政语境下的中国古代法官地位

“司法附属行政”是中国古代司法的一个重要特征。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古代法官地位就呈现出鲜明的附属性特征,这种特征同样体现在法院的地位和司法权的地位上,这也导致中国古代法官没有专门的职业保障制度,而这一切都深深地镶嵌在当时的人治大背景之中。通过与现代法官地位的比较,可以更加深切地感受到古今法官地位以至整个司法状况的巨大差异。中国现代法官地位在独立性方面相对于古代法官有了巨大改善,但仍然不尽如人意,还需要在今后的司法改革中进行反思和重点关注。     

司法正义理念的溯源及证成

追溯西方法政思想史,司法正义、法律正义、社会正义三者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勾联。权力分立与制衡的观念构成司法正义的前提,古典的自然正义思想赋予了司法的正义属性,正当程序从程序正义上保障了司法正义的现实性。司法正义理念的有效整合需要反思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的二元对立,发挥报复性正义与恢复性正义的互补机制,实现立法正义、执法正义与司法正义的合理衔接。     

中国古代司法监察的发展沿革与成因探讨

法律是国家意志的体现,是国家机器运行的重要依据,因此,中国历代封建王朝都非常注重监督法律、法令的实施,维护国家法律、法令的统一.在这方面,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国古代监察制度作为中国古代司法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的职能有二:一是行政监察,对国家行政机关的行政活动、行政过程实施监察;二是司法监察,对国家司法机关的司法活动、司法过程实施监察,举凡诉讼监察、审判监察、狱政监察等等均属于监察机关的重要职责.但是,中国古代国家的情形较为复杂,由于实行专制统治的封建皇帝集国家最高的立法权、最高的行政权、最高的司法权于一身,三位而一体,故导致皇帝之下国家权力的分工呈现出浓烈的东方特色,表现在分工的不彻底及相当程度上的交叉重叠:行政与司法的混杂较为普遍;同时,在司法系统内部,表现为司法审判与司法监察的混杂亦较为普遍.     

我国古代行政监察制度的历史嬗变

我国古代行政监察制度中,监察机关对行政司法监督为我国古代行政监察制度主要特征。作为监察机关的御史台,最初由一般的文书管理到监察国家行政和司法,其权力也是伴随着封建国家的集权化逐渐扩大,成为我国封建君主专制的重要工具,在我国古代行政管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中国古代经义决狱与司法公正

中国古代学者讨论司法公正,有其独特的视角。中国古代社会强调司法既严格依法、不背离原则,又有一定的灵活性,要求儒臣治臣在司法过程中以经义解释法律,扩展法律的适用范围,真正实现法律正义。礼法结合、经义决狱和权时执法便是实现司法公正的重要方面。     

中国古代冤案的成因分析——以司法审判中纠纷解决为视角

司法审判作为人类社会自古至今解决矛盾纠纷的重要途径,肩负着掌握案件事实,判断是非曲直,公平、合理解决案件争议,惩恶扬善和维护社会正义的重任。然而,自有史记载以来,司法审判中时有不公正的判决,各时代也都有冤案发生。冤案到底是如何造成的,本文旨在通过对中国古代司法审理中冤案成因的剖析,分析总结其中的共性因素,反映我国古代社会的司法审判状况,探讨如何最大程度地减少或避免冤案的发生。     

"人情"与中国古代司法评议

中国古代司法与人情的关系非常密切.整个司法过程都渗透着浓厚的"人情".法官从审理到裁决的整个过程都与人情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人情与司法之间的这种联系在法官的思维方式、判决书的制作与会审等各个方面都有体现.古代中国的法官在相当程度上正是依照儒家的基本精神,运用自己的理性,结合天理与国法,在尊重法律的基础上,权衡"人情"因素解决司法实践问题的.     

论“春秋决狱”中的“司法审查”因子

在现存的“春秋决狱”事例中,只有一例是董仲舒直接以儒家经义对抗君主命令做出的超越法律的判决,而仅此一例又可证明中国古代自然法思想的践行,其他五例都是运用儒家经义解释实在法律,进而深化或细化法律规定、纠正法律的偏颇或者弥补法律的缺失。中国古代“引经决狱”的事例展现给我们的,不仅不是枉顾法律、非法司法的司法恣意,相反,却是一个依凭“高级法”理念,通过运用解释技术进行司法造法,进而试图以司法制衡立法、限制行政的“能动司法”图景。“春秋决狱”中内含的“司法审查”因子能为我们提供一种传统法律资源,为破解社会转型期产生的“良性违宪”或“公民不服从”难题提供借鉴。     

情理法与传统司法实践

情理法在古代中国发轫于断狱的司法要求,要求司法审判固然要依据法条,但更要顺应人情、天理,是谓"律虽明设大法,礼尤贵顺人情"。情理对法的实施影响是巨大的,甚至可以弃法而从情理,根本原因在于中国传统法律的儒家化。情理法作为一种司法实践方式,是一种对于法律之上价值的有益探索,更重要的是弥补了古代中国民事立法的不足,通过强调情理法而实现调解在"定纷止争"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