朦胧中清晰的轮廓:中国翻译历史及理论发展之佛经翻译探索

虽然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并称为世界三大宗教,然而典籍浩瀚、哲理丰富、蕴含广博深奥的佛教是世界上其它的宗教都无法与之相比。纵观中国翻译事业,佛经翻译不仅是中国翻译的起点,且悠久的中国翻译史有半部是佛经翻译史。佛经的翻译有力地推动佛教的传播与发展,对中国历史、政治、宗教、哲学、文化等诸多领域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同时为中国翻译理论奠定坚实的基础。佛经翻译活动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有机组成部分。     

从佛经翻译看中国翻译事业的发展

佛经翻译是贯穿中国翻译事业发展的一条主线。从佛经翻译的杰出人物入手,探讨佛经翻译在加强各民族文化交流和融合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以及佛经翻译对中国文化产生的重要影响。     

论翻译对汉语言文学的影响及其限度

在中华文明的发展过程中,古代佛经翻译和近代外国文学作品翻译对汉语言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佛经翻译不但影响了汉语言的词汇和文法,而且促成了中国文学新体—白话文体的产生,使中国文学注重形式上的布局与结构;近代外国文学的翻译发展了中国文学新的文学理念和新的创作手法,尤其是对当时的小说艺术形式的新变产生了巨大影响。     

从佛经翻译史看中国翻译理论的发展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翻译大国。自东汉至唐宋历时千年的佛经翻译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翻译高潮。其间涌现出了众多佛经翻译大家,同时也积累了宝贵的翻译经验,探讨了诸多翻译方法,为我国的翻译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本文旨在透过佛经翻译的历史来纵观中国翻译理论的发展。     

从跨文化的视角看佛经翻译与西学翻译的共性和差异

在我国翻译史上,佛经翻译和清末民初的西学翻译是规模较大的两次翻译高潮,对我国传统翻译理论的发展和近代文化的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采取对比分析的方法,从跨文化的视角对这两次翻译活动的延续时间、翻译目的、翻译主体、翻译理论的建构和二者对中国文化的影响等方面进行研究,探讨其中的共性和差异,可促进现代翻译的发展。     

赛先生的翻译:明末清初的科学翻译探索——兼论中国翻译历史及理论发展

纵观漫长的中国翻译史,中国翻译事业经历了四次高潮:东汉至唐宋末年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科学翻译,五四运动时期及其之后的西学翻译、革命理论和文学翻译,新中国成立至今尤其是改革开放后蓬勃发展的中国翻译。每一次高潮都呈现出鲜明的特点,都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不可估量的作用。明末清初时期的翻译虽然都始于宗教的传入,但与之前时期相比,翻译不再是以宗教文献为主,取而代之则是科技著作翻译:翻译"赛先生"。由此,成为中国翻译史上一个分水岭,拉开了系统地翻译科技文献的序幕,对中国科技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佛经翻译时期的译论发展模式

我国佛经翻译始于东汉,于唐朝达到鼎盛。东汉至三国时期为早期的佛经翻译实践;两晋时期逐渐开始对以往译作的翻译批评;隋唐时期初步形成佛经翻译的理论思想体系。这些思想又指导译场的翻译实践,造就了一批不朽的经典译作。因此,佛经翻译时期的译论发展模式呈现出＂由翻译实践到翻译批评,再由翻译批评到翻译理论,最终翻译理论指导翻译实践＂的环形模式。     

从中国东汉至唐宋的佛经翻译看福柯的权力话语的解释力

米歇尔·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指出，哪里有话语，哪里就有权力，权力是话语运作无处不在的支配力量。作为话语的一种表现形式，任何一种翻译无不受到各种权力因素的影响。从东汉至唐宋时期佛经翻译过程中翻译赞助人的隐性权力和翻译者的显性权力对佛经翻译的操控可以看出，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对中国的佛经翻译同样具有一定的解释力。     

中国佛教阐释学研究:佛经的汉译

翻译是理解与解释的过程，是两种不同话语、两种不同文化之间 的对话。自汉代佛经翻译开始，中国古代翻译事业由文化征服走向文化交流。东汉时期，佛 经翻译受制于译者对两种不同语言的理解与表达能力的低下以及语言文化的隔膜，译经多为 “弃文存质”的直译；魏晋时期，佛经翻译家注意迎合中国本土的知识背景和学术思潮，译 经多为“滞文格义”的意译；东晋二秦时期，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从空间性和时 间性上彰明翻译的阐释学性质，鸠摩罗什注意到佛经“有意味的形式”，对已有旧译佛经进 行了语言和意义的双重正谬和双重诠释。隋唐时期，彦琮的“八备”和玄奘的“五不翻”， 标志着翻译理论的规范化和科学化。宋代赞宁的“六例”是佛经翻译理论和实践最完满的总 结。汉译佛经改变了印度佛经的原生态，使之以中国人理解的并经中国人解释过的方式成为 世界佛教的宝藏。     

佛经翻译之阶段性及其特点

持不同语言的人们要进行思想上的交流,达到相互理解和沟通,就必须以翻译作为手段。中国是个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三次翻译高潮,佛经翻译就是其中之一。中国的佛经翻译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其代表性的人物及其特点。佛经翻译对我国逻辑学的发展、四声的确立等,都做出了莫大的贡献。     

东汉佛教文献词汇新质中的外来成分

东汉佛教文献中有大量的音译词、意译词以及经典罕用的流俗词语,给人一种强烈的新异感。音译和意译两种方式常常并行,有时彼此融合,带来词汇的变化。东汉佛经中的音译词,绝大多数有浓厚的佛教色彩和异域色彩,它们在实际使用过程中的生命力各不相同。     

论唐代白话诗歌语料的利用

充满禅意的唐代白话诗融诗歌、佛门倡言于一体,形成了既迥异于汉语梵歌,又不同于翻译文献的体式。因其特殊的传承方式,承前启后的唐代白话诗有很多诗作年代、作者难以确切。在梳理史籍文献的基础上,从语言组织方式、文字、词汇等方面对唐代白话诗歌语料进行综合考察,可以最大可能地为汉语史及其他学科提供可资直接引用的唐代白话诗歌语料。     

佛经翻译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发生在汉魏至唐宋时期的佛经典籍翻译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翻译高潮,也是中国文化与异域文化首次大规模的碰撞与融合.佛教文化随之渗透到了人们生活的各个角落,对中国的语言、文学、思想等方面产生了重大影响:佛经翻译大大丰富了汉语词汇;佛典中富有想象力的譬喻给中国文人插上了幻想的翅膀;佛教中超现实的空间观大大启发了中国人的思维,汉唐以后的中国哲学史更是离不开佛教思想的发展史.佛经翻译促进了中国文化的繁荣昌盛.佛教文化已经成了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探寻中国传统翻译理论的发展历程

我国传统译学理论的发展,基本上与翻译史相对应,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四次翻译高潮:东汉至唐宋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和鸦片战争后的西学翻译以及"五四"新文化运动至解放后的第四次翻译高潮.每次翻译高潮都会同时涌现出大批翻译家和翻译理论.我国传统翻译理论体系从最初道安的"案本"、玄奘的"五不翻"、严复的"信达雅"到后来傅雷的"神似"、钱钟书的"化境",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深化的历程.     

《杂宝藏经》词语随札

随着汉译佛典的传译 ,大量佛经文献渐次形成 ,新词 (此处指非佛教专业用语 )新义亦随之产生 ,这成为一支影响汉语发展的不可忽视的成分。但从目前流行的几部大型语文辞书的编纂状况来看 ,普遍存在着忽视汉译佛经文献的现象 ,造成收词不全 ,义项不完备之弊 ,不能完整地反映汉语发展的历史状态。从《杂宝藏经》中的一些列子 ,可看到佛经词汇在辞书编纂中的作用。     

"戏场":从印度到中国——兼说汉译佛经中的梵剧史料

“戏场”是汉语中的一个复合词 ,却最早出现在建安初的汉译佛经中 ,并在晋、唐之际的佛经中多次被使用 ,指印度的歌舞、百戏、戏剧演出场所 ;隋唐时期汉族文人的著述中多用以指与佛教有关的场所 ,宋代始用以指优戏演出场所 ,完成了它“出口转内销”的过程。汉译佛经中保存了一些梵剧史料 ,对于研究早期梵剧及其与中国戏剧的关系 ,弥足珍贵。梵剧中的“引线匠”与南宋杂剧中的“引戏”、安徽贵池傩戏中的“报台先生”酷似 ,说明梵剧对南戏进程已构成实质性影响。     

论梵语《入楞伽经》中的汉译偈颂

在梵语文献中,与韵文相关的术语是比较丰富的。偈颂在佛经中运用十分广泛,一般佛教经典都包含（诗体）偈颂,一些佛教经典是（诗体）偈颂写成的。诗歌翻译作为一个高度选择的翻译策略问题。后汉、魏晋以来。佛经中的偈颂一般以中国传统的四言、五言的诗歌形式翻译,但不再强调音韵格律的严整。汉魏的佛典偈颂翻译已经出现七言诗体的形式,唐代七言诗体成为偈颂翻译的基本形式。     

晚清译述风尚及其成因探讨

晚清翻译是继汉唐佛典翻译之后异域文化的第二次大规模输入,将其定位为"译述"较为适宜.本文梳理了晚清译述风尚从形成到式微的过程,并从译者对佛典翻译的承继以及潜伏其后的文化心态等几个方面剖析了晚清译述风尚形成的深层原因.     

从佛教词语考辨《大方便佛报恩经》的时代

从12条佛教词语(短语)入手,可以考察《大方便佛报恩经》的年代。其中“观世音菩萨”、“四围陀”、“释氏宫”见于后秦译经;“大悲愿”,“不请友”,与《大方便佛报恩经》中如来十号相同的十种具体名称“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以及“萨遮尼乾”,“天宝香、天宝花(华)”和“一箭道”均见于东晋以后译经;“无量百千万亿阿僧祇劫”最早见于东晋十六国及以后译经;“三藏九部”除《大方便佛报恩经》外,其余用例均见于南北朝以后的中土佛教典籍;“五盖十缠”最早见于南朝梁的《慈悲道场忏法》。这12条佛教词语表明,《大方便佛报恩经》不是东汉时期的文献。如果是译经,它的翻译年代当在东晋之后。